当天夜里，在学员们已熄灯就寝时，一些反动军官煽动人携枪逃跑，准备投奔蒋介石。共产党员、进步学员闻声后马上行动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双方打了起来，政治教官、共产党员李朴高扬手中的驳壳枪，喊道：“赞成革命的跟着我！”“我们要听总队长张云逸的指挥！”人们听到他的喊声后，立即向他靠拢，慢慢地人越来越多。大家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同携枪逃跑的士兵进行斗争，最后终于控制了局势。当晚，逃跑的只是少数人。为了进一步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争取群众，消除反动分子的思想影响，第二天，教导总队党组织决定在小组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召开总队全体学员大会。张云逸在会上指出：“革命是光荣的，反革命是可耻的。每一个人都要认清形势，掌握自己的命运，对自己要走什么路，作出慎重的抉择。”他说，“许多人通过开会学习，提高了认识，表示要到右江去干革命，这很好。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队伍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到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
他的话刚结束，队伍就马上散开。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对未来的生活道路进行了决定性的选择。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大部分学员纷纷拥到革命队伍这边来。只有少数反动军官、兵痞、坏分子跑到另一边去。还有一些人则拿不定主意，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犹豫。他们想革命但又害怕；投降反动派吗？他们又不太甘心情愿。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后，一些原来犹豫的人很快站了过来，甚至一些原来站到反动分子一边的人，又勇敢地走到革命队伍这边来。重新站队的结果，愿意跟共产党去右江干革命的有500多人，加上300多名党员，一共八九百人。坚决要走的只有100人左右。第二天，张云逸还领导教导总队开了一次欢送会，对那些执意要走的人，做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许多学员上台讲话，希望他们为劳苦大众的利益尽力，不要为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最后，把这些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他们路费，把他们送走。
1929年10月12日，俞、李出征讨蒋失败后，仅带了几个警卫人员逃回南宁。真可谓——“出征时千军万马，归来时寥寥几人”。两位北伐老将，一时莽撞冲动，落得如此结果，十分凄凉！
当日下午，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官身份为二位败将和老上司“接风洗尘”。
在一桌丰盛的酒宴上，张云逸对李明瑞说道：“李将军，还记得我说过的话么？”
“当然记得。”
“要是我们不留这一手，你这位北伐虎将和俞主席恐怕就无家可归了。”
李明瑞骂道：“老蒋先是许给吕焕炎一个省主席，又叫他派黄勉兜着30万港币去收买黄权，真是不择手段！”
“蒋介石老谋深算。”俞作柏悻悻地说。
“胜之，往后你看……”李明瑞看着张云逸。
“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张云逸对俞、李二人说：“实话告诉二位，为保存力量，以利发展，我们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已决定开赴右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令弟作豫将率第五大队去左江龙州。”
“非得要走吗？”李明瑞有些不甚理解。
张云逸反问道：“不走能行吗？明摆着，叛军从梧州、桂平向南宁步步进逼，兵临城下，此处岂是久留之地。”他看了看俞作柏、李明瑞那无可奈何的神情：“如果二位愿意，可以跟我们一起到右江地区，或随令弟去龙州。”
“你们想在广西搞红色苏区？”李明瑞睁大着眼睛，显得十分惊讶。
见到李明瑞那般神态，张云逸激动起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我们的前面只有一条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打破蒋介石的黑暗专制！我希望二位与我们同行。”说着，张云逸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俞作柏两只手颤抖着，久久不敢去端酒。这时，只见李明瑞突然拿起酒杯，高举过头，伸出去与张云逸的酒杯“咣当”一碰。“我和俞主席兵败回邕，愧见父老乡亲，今蒙张将军至诚相待，真是三生有幸！”说罢，李明瑞一饮而尽。
“好样的。”张云逸说完，也随即干了杯。
就这样，俞作柏和李明瑞两位民主革命人士，在品尝到了失败的辛酸之后，终于下决心与共产党人携手同走革命斗争之路了。
罗瑞卿几番死里逃生
粟裕、陈赓为革命到武汉，而在这之前的一年，罗瑞卿已经在武汉了，他当时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读书。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要求很严格，每天学院都要出操跑步，进行列队、射击等军事训练。罗瑞卿走上操场的第一课，教官的训练把他吓一跳：“罗瑞卿，你牺牲了！”教官手一挥，厉声喝道。
罗瑞卿感觉到了，他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躺倒在地上。教官的口令就是命令。但是，由于他个子高大，两条腿粗粗壮壮的，躺倒的动作并不利索。他下意识地弓了一下腿，不偏不倚，身子正好倒在一只死麻雀上。
“真倒霉！”罗瑞卿心里说，身子向一边移动了一下。
“罗瑞卿，你死了怎么还能动弹？躺回去！”教官似乎生气了，口令里带出一串骂声。罗瑞卿无奈，只得再滚动一下身子，躺到那只死麻雀上。也许是因为罗瑞卿个子高大，操场上的一举一动特别引人注意，每次躺倒时，那条腿总要先弓一下，并不是像别的学员那样直直地、“啪”地倒在地上。教官好像是盯着罗瑞卿，每次操练，罗瑞卿都要“牺牲”几次。
七月的武汉，骄阳似火，让人服服帖帖地感到“三大火炉”的奇热。军装一穿，满身上下都是汗水。操课一结束，罗瑞卿的胸前、背后到处都是红斑斑的痱子，奇痒难忍。这一切，罗瑞卿都默默地忍受了。队列操练、班排进攻、野外演习、瞄准射击，每天都在教官的吵骂声中训练。他已经听惯了教官的口令。有一天，罗瑞卿又被教官“牺牲”掉了。他被迫躺在地上，地面是火燎燎的，太阳是火辣辣的，罗瑞卿简直像贴在一个火锅上，都快要煎成肉饼了。他望一眼教官，教官把学员带得远远的，在给大家讲动作、作示范：
“你他妈的怎么搞的，重来！”
“你，是死人吗？动作要快！冲！上！”
教官一定把我忘了。罗瑞卿心里想。他微微卷动了一下两条粗壮的腿，太热呀！
一名同学偷偷地给他打手势，要他坐起来活动活动。罗瑞卿坚持躺着。
好一阵子，教官才让罗瑞卿站起来。当这名教官看到身材高大的罗瑞卿浑身湿透，脸色血红，汗珠子像雨点似的“吧哒吧哒”往下掉时，情不自禁地说：想不到这个逃出来的学员还练得这么刻苦？
罗瑞卿怎么是逃出来的呢？这还得从他的家乡说起。
罗瑞卿于1906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风乡清泉坝。那里是位于四川省重镇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一块要地，是一片美丽的红色丘陵。清泉坝边，巍峨的青桐岭伸入嘉陵江中，滔滔江水绕着村子打了一个弯，由东向南缓缓流去。青桐岭上，遍地都是绿茵茵的青桐树和各种野花。那里是将军幼年时期的天堂。
对于自己的家庭，将军曾坦率地说：
“我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南充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就我所知，我家是一个中等的、日益走向破落的地主。当我20岁左右时，我们家已走上完全的或接近完全的破产。我没有当过家，没有过问家里的经济情况。我上中学时，只知家里出卖过两次土地。出卖多少，剩下多少，我都不知道。
“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地主。用旧社会眼光来看，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事情也不会干，只会坐吃现成。还有烟、酒、嫖、赌等恶习，所以日益走向破落。我上中学时，我母亲觉得跟着他不行了，曾带着儿女们与他分居。
“我母亲是一个地主家庭的旧式妇女，除生儿育女，操持一点家务外，也只能坐吃现成。由于生育过多，加上旧的封建思想的折磨，一身重病，死时还不到40岁。
“我有3个弟弟和3个妹妹，小时死去一个，丢掉一个，我离家时还有弟妹各两个，当时都还小。”
13岁那年，罗瑞卿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考入了离清泉坝40里路的大林寺高小。大林寺高小是当地开明乡绅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课程设置和校规均与一般旧式学校不同。课程有数学、国文、论语、外文、理工（物理、化学、几何）、修身、习字、史地、图画、音乐、体育。每天正课时间为上午4小时，下午2小时，早晨起床后自习1小时，午后和晚间各自习两小时。每星期三作文，星期日放假一天，每学期均有期中、期末考试，每年春日还要放春假。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现代化的一所学校了。
上学是罗瑞卿梦寐以求的理想。可是，当他进了学校后，先生们感到罗瑞卿并不勤奋，除了正常讲课，课堂里很少见到罗瑞卿的影子，有时候他连上课时也偷偷地看《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施公案》等一类小说书。先生不高兴了，常常突然叫罗瑞卿站起来回答问题。谁知罗瑞卿每次都回答得头头是道。他超人的记忆力常常使老师和同学们大吃一惊。
上高小时，罗瑞卿最喜欢数学、外语和国文，这几门课他在班里都是冒尖的，理工、音乐和体育也不错，图画的成绩最差。数年以后，罗瑞卿曾经自我嘲讽地说：“图画课上捡一张人家画废的稿子写上自己的名字交给老师，得的分数也总比自己画的强。”
在罗瑞卿的老师庞子愚眼里，罗瑞卿当时已经是才华横溢，聪明好学，颇有几分大将军的胆略了。庞子愚老先生回忆：
罗瑞卿幼年就读于大林寺小学，读书喜读文天祥的《正气歌》、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每于精彩之处大声诵读，声音洪亮……喜演讲，文辞激烈，民国十年江防军司令官余维唐同滇黔军争防地在南充塘口垭打仗，罗瑞卿在学校周会上演说论战日：文以经国，武以戡乱，文与武固相表里也。然语有之曰：“天下安，重于相；天下乱，重于将。”国家当多事之秋，故武力重于文学也……喜唱歌且五音全，唱苏武歌，唱扬子江歌，唱项羽楚汉争歌。喜作打油诗且有诙谐风，民国九年春，全校学生旅行金台回龙观，至一古庙罗汉堂。罗瑞卿看一睡罗汉憨态可掬，随口吟道：一睡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想同你睡，大事没人搞。众人哄哄大笑以为诙谐有趣。
罗瑞卿急公好义，手巧心灵。民国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学校办孔夫子会，礼堂门口扎营门架子，罗瑞卿手制跑马灯做得活像，又受众人之托至龙门场挪来别家本已订下的戏班子，师生同乐，夫子会生辉。
学校操场窄小，罗瑞卿提议全校学生课余劳动铺操场，半年时间周围加宽10多丈。
1924年，18岁的罗瑞卿转入南充一中农桑部蚕丝一班。南充这个地方养蚕和缫丝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城里的丝绸工厂能织绫、罗、缎、绢、绵、纱等7大类200多个品种，不仅销售全国各地，还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罗瑞卿的外公在他身上花了不少本钱，本希望把他培养成一名缫丝、织绸的专门人才，将来可以开作坊、办工厂，那是有大利可图的，南充的许多财主都是靠开作坊、办工厂发财的。谁知罗瑞卿不想当一名殷实家业的继承者，出国留洋也难以吸引他。他决定在自己选定的那条道路上走下去。
那一年，驻防南充的军阀何光烈强征“典当捐”，要求佃客、佃主、纳租和收租的人都捐出一成。一些收捐委员以何光烈为靠山，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罗瑞卿心里有气，和同学们一起抓住一个收捐委员痛打一顿。对于一个青年学生，这正是太岁头上动土呀！不久，罗瑞卿的母亲死了，他对自己的家庭渐渐失去了留恋之心。他心中越发不满家里为他包办的旧式婚姻，就想到要逃出这个家。罗瑞卿后来回忆逃出家庭的原因时说：“当时并没有多少革命觉悟，就是闹一点所谓家庭革命，或者叫作赶时髦，当然也幻想学一点本事，能够做一点事业。加上我所钦佩的两个教师李鸣珂、刘士训（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成都高等蚕桑学校毕业的，所以就决心去成都投考这个学校。”
逃出家庭是很不容易的。第一个困难是没有钱，对此，罗瑞卿动员姑母说服祖母，说是到省里读书将来可以做大事。
老人家的心动了。她问罗瑞卿：“到省里念书以后会不会做官？”
“会的。”罗瑞卿满口答应。
老人家被说服了，高高兴兴地拿出了3锭银子、十多块银元和几吊铜元。
第二个困难是摆脱父亲和外公的控制。对于这两个人，罗瑞卿深知是无法说服的，那么只好偷偷地走。
精明的外公很快就察觉了罗瑞卿的意图，他硬是让罗瑞卿的父亲把罗瑞卿从姑母家找回去了。
见了罗瑞卿，老人家大发雷霆：“瑞卿呀，你真是反了。”
罗瑞卿认错了，表示听从外公的话。
老人家放松了警惕，开头几天还派人暗中看着罗瑞卿，后来就忙自己的事去了。罗瑞卿终于找到机会逃出了这个家庭。为了逃脱家人的追赶，他一天要跑100里，有时甚至跑120里。实在跑不动了，他就雇乘滑竿赶路。
于是，重庆朝天门码头，出现了一名手提小箱子的青年。那只箱子里只塞了两件尚未晒干的衣服。重庆有山城的美称。初冬季节，冷雾袭来，街道、楼房、山崖、树林、汽车、人力车都变得虚无缥缈，时隐时现。罗瑞卿初到重庆，恍惚置身于仙境一般。
不久，罗瑞卿考上了成都高等蚕桑学校。
要入学时，身边的钱花光了。罗瑞卿无可奈何，只得写信向外公要。外公骂他“忤逆不孝”，一分钱也不肯给。正当罗瑞卿进退两难时，国民革命军打到武汉，黄埔军校要在重庆招生了。罗瑞卿向往革命，也羡慕黄埔。罗瑞卿想：国家这么乱糟糟的，学蚕桑也未必能够救国。闹闹学潮，写写传单，发发宣言，是不顶用的，还不如投考黄埔，与自己的家庭彻底决裂。1926年底，罗瑞卿终于考取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址在武昌的两湖书院。
从此以后，罗瑞卿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开始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
1927年他经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驻守在宜昌的国民党军队夏斗寅部，倒向蒋介石，部队向武汉进攻。
根据党的指示，当时的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和南湖学兵团、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部共产党人，组成了独立师，由叶挺指挥，与夏斗寅部展开了激战。在这支部队，罗瑞卿任排长，领兵参加贺胜桥、仙桃镇战斗，第一次经受了战争的生死考验。
南昌起义后，罗瑞卿所在部队受党组织的命令，由叶剑英率领，向南昌进军。部队行至九江，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开始撤离，部队被军阀张发奎发现了意图，命令就地解散。罗瑞卿为了找党，化装返回武汉。
武汉一片白色恐怖，敌人到处抓共产党人。罗瑞卿隐藏在一个四川会馆里，患了伤寒病。这场大病几乎夺去他的生命，后来经过治疗，他终于死里逃生，然而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罗瑞卿贫病交加，有人劝他参加国民党，凭他的才干，可以混个一官半职，生活舒适安逸。但身处绝境的罗瑞卿却不为所动，不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1928年，罗瑞卿费尽周折，在上海找到了日夜想念的党组织，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受党组织的委派，他来到湘鄂边区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任上杭游击队队长，配合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参加了攻占龙岩的战斗。这年的10月，他被调到二纵队任党代表、宣传科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