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坑道的部队并不总是被动挨打，他们也经常在夜里从坑道里偷偷摸出去袭击敌人。一三四团四连指导员赵毛臣所在的坑道，在“头三天就对敌人组织了十六次偷袭，每次总能打死几个敌人，一共歼敌有七十多名，还炸毁了敌人六个地堡”。
第一次的出击并没有成功。赵毛臣记得，“是因为一个名叫郑殿扬的战士爬出坑道口时不小心，碰响了地上的罐头盒，被敌人发觉了。”一旦敌人发觉，各个地堡里的机枪都集中扫向坑道口，偷袭也就不可能了。
后来，他们学聪明了，先是把坑道口的东西清除干净，再就是等到半夜敌人警惕逐渐放松的时候出击。“开始是出去五个人，三人出击，两人掩护；后来为减少伤亡，改为一次出去两个人，一人掩护，一人摸上去炸敌人的地堡。”
当他们出击得手，第一次炸毁敌人一个地堡的时候，赵毛臣兴奋得“立刻用步谈机向团长刘占华报告。团长说，你别讲了，我们看见了，谁打的？我说是一班王朝臣带几个人干的。团长说，告诉他们，我给他们报功！”说完这句话，团长刘占华又要求赵毛臣他们，“最好每天都出去打狗日的，要能抓个活的来更好。”
据赵毛臣说，“七连还真抓过一个活的，是个白种美国人，把他的腿打伤了，就在我们坑道里待了几天，没吃没喝，我们渴了喝尿，这美国兵又不喝，一个劲儿哇哇叫，叫得坑道外边的敌人听见，就用大炮轰……到第三天，那个美国兵死了。死了以后，我们就在夜里把他抬出去扔了……那人看上去二十来岁，不过美国人胡子重，显老，也许实际年龄只有十八九岁……”
在部队坚守坑道待援的日子里，经常有小部队和运送给养的人员进行小的反击，以便适当替换部分坑道里的人并送去一些食物和水。但是，能顺利做到这一点很难，时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首先，增援部队能否带进坑道就是个问题。一三四团八连连长李保成说，“军警卫连增援我们，一个完整的连，还没进坑道，在路上就给打哗啦了，一顿炮轰，一百多人剩下二十一个，连长和指导员都给炸死了，剩下个副排长把残余的二十一个人带进坑道。进了坑道，那个副排长就代理副连长……”想起那次战斗，李保成感慨良多：“战友们死得可怜呀，想起他们，我真是幸运……我们连上去一百三十八人，回来只剩三个人。别的连补充我们的也都打光了，一个连一个连地补进来，也都打光了……”
二十九师八十六团的一位营长田长锁对于部队进坑道之前受损的往事痛心疾首。他说，敌人严密的炮火封锁真让人头痛，在那种猛烈的炮火下，能把部队带进坑道就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一营三连就惨了，还没进坑道全连就给敌人炮火打掉百分之七十。连长叫孔祥天，是个大高个子，指导员跟我是老乡，都是邢台新河人，他犹豫不决，快到坑道口了，还爬着，让一炮弹给炸飞了。可惜呀，再跑十来米就进坑道了……那时候，分分秒秒都可能丢掉性命。”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炮火封锁下，坑道里的人员是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补给的。后边每送上一箱弹药和一点食物都是用牺牲生命换来的。有一次，一个运输队给一三四团八连所在的坑道送东西。八连连长李保成说：“二十多人给我们背水背干粮往坑道里送，路上全给打掉了，就进来一个炊事员。”而这个炊事员进来得也极为侥幸。“坑道口原有一人多高，像一个门，后来给敌人炸得只剩脸盆大的一个口，这还是我们不停地挖出来的……那个炊事员进坑道时，路过我们坑道口都没发现，走过了，黑乎乎的往前摸，快摸到敌人炮阵地跟前了，一看敌人打炮，觉得不对，赶紧往回跑，这回跑了个正着，一下掉进我们坑道里了。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敌人进来了，一听说话，才知道是中国人，是来送粮食的。”
赵毛臣所在的坑道也遇到类似情况。“当时正逢祖国慰问团到了朝鲜，指挥所派一个排向我们坑道送东西。一个排路上牺牲不少，上来的人有六个，给我们送来慰问团的慰问品：一包白糖，一包水果糖，两条香烟，再就是带上来十几个馒头和两箱手榴弹，我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呵呀，感动呀……那时候丝毫不觉得你既然让我守坑道，你保障我的供给是应该的，只觉得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就是亲娘老子也不可能冒死来送东西呀！当时我记得，火箭筒班的副班长陈希友，是个重伤员，已经不能动了，听说来人送东西了，他竟然扶着坑道壁挣扎着站了起来，他哭了……”
另一位守卫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三号坑道的战士郑大藩也吃到过这用人命换来的慰问袋里的食品。那是九连指导员张永宽带领的三十多个人，坚守坑道四昼夜，喝不上水，用生米充饥，在与指挥所隔绝联络四天后，营部一位叫魏德明的通信员冒死送上来一袋水果糖，糖袋已被血染污了，上面印着“什锦水果糖”五个红字。据魏德明介绍，这袋水果糖是慰问团的慰问品，是师部运弹药的汽车先捎到团部几袋，团首长没舍得吃，让送到前沿的营指挥所；而营里接到团部一位通信员送来的这袋水果糖，营首长也舍不得吃，让送给守卫三号坑道的人吃。郑大藩感叹道：“那一袋水果糖代价可大了，一袋糖是由两个人送来的：魏德明一个，还有另一个营部通信员李德敏。李德敏牺牲了，是在距三号坑道两百多米的地方，被一块炮弹片击中胸部，鲜血染红了那袋水果糖。李德敏刚刚来得及用最后的力气掏出那袋水果糖交给魏德明，让他赶快送上去，然后就没气了。魏德明爬到坑道口时，身上也两处负伤……你想，当我们吃到这水果糖，心里是什么滋味？”
四十五师后勤一位运输班长刘树仁认为，所有向坑道里运送物资的，不管人多人少，没有不付出伤亡代价的，而刘树仁最难忘记的，就是他的两位战友的牺牲。那是在十月二十三号晚上，刘树仁和战友王元和、李澄洁，三人一起被协理员派往前沿坑道送弹药。一路上，“炮弹像敲鼓一样不停地爆炸，弹片带着耀眼的火花四处乱飞；照明弹像月亮一样发着惨淡的白光。”他们开始想寻找炮弹爆炸的规律，利用间隙前进，于是停在一个凹部数炮弹的落点和数目，“但王元和数了不到半分钟，就已辨不清炮弹的数目了。”三个人只得重新捆紧弹药箱，拉开距离，成三角战斗队形向前沿运动。
刘树仁“和王元和相隔三米远，却在硝烟里谁也看不见谁。只管弯着腰，不时两手着地，像四条腿的动物一样在炮弹爆炸的浪涛里奔跑”。沙土、石块和树枝纷纷落在他们身上。谁都明白，在这里停留一分一秒都有被埋在地底下的危险。于是，刘树仁“每跑几步就喊一声王元和的名字，他总是立刻回答：活着呢！”
跑过四百多公尺的炮火密集封锁地带后，刘树仁借着照明弹的亮光，寻找坑道口的位置，却听见王元和在数数：“十五、十六……”
刘树仁问王元和在干什么，王元和左手托着一只鞋，右手食指在鞋里摸来摸去，对他说，“数数弹片呗，妈的，我说脚底硌得这么痛，原来沙土里这么多小弹片……”
三人慢慢朝半山爬行。“王元和在等待照明弹熄灭的时候，小声问我，闻到什么没有？我莫名其妙。他说，你闻闻这土，这土有股焦烟味儿，不如咱家乡的土香。哎，用炮弹耕出来的地就是不如拖拉机和六寸犁耕的好……王元和刚说完这句话，就听‘叭叭叭’一阵机枪声，敌人射来一长梭子机枪子弹，王元和一声没吭就死了……”
这回，当照明弹熄灭的时候，能站起来的只有刘树仁一个了。李澄洁也给敌人机枪射中了。只要不被打死，就得完成任务——刘树仁顾不上也不可能去掩埋战友的遗体，他悲伤地离开死者，拼命向前跑去。
刘树仁跑到半山腰，却找不到坑道口，正当他犹豫不定的时候，听到头顶上有人轻轻地吹口哨，又听见有人轻轻喊：“送弹药的这里来，送弹药的这里来。”刘树仁高兴了，心想这回可找到了，就往前爬，爬着爬着，“忽然看见刚才有人说话的地方钢盔晃悠了一下，我立马打了个冷战，全身吓起一层鸡皮疙瘩。那时候，志愿军根本没有戴钢盔的，只有美国兵戴钢盔！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怎么美国军队里掺着中国人？中国话说得真他妈地道。也许是从台湾弄去的国民党兵？”
就在敌人的子弹追着刘树仁往回跑的时候，刘树仁才侥幸“遇到那个像桶口大小的洞口，那就是坑道口”。这样，刘树仁才成了一位幸存者。
由于运输极为困难，还给坑道里带来一个难题：死尸无法处理。伤员抬不下去，都留在洞里。时间一长，重伤员一个接一个死去，死尸越积越多。
八十七团的一位副教导员于金岭对此的处理办法是“尽量把死在洞里的抬出去，不抬出去，影响活人的情绪”。因此，他每当运输队送东西上来时，就让他们抬回死尸，不抬死尸不让走。“也许他抬出去，半路上扔了也难说，你想，活人还保不住呢？那炮火……”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趁伤员还没死，活着抬下去。但是“抬走的伤员十个能活下一个就不错了……不是血液多流死，就是让炮火半路上炸死，加上又受冻……”
不过，更多的情况是伤员也抬不下去，死尸也抬不下去。活人、伤员、死人就一齐捂在坑道里，使坑道里气味恶臭至极。八连长李保成说，“都是战友，他打仗牺牲了，你能再忍心把他的尸体丢到坑道外边，让炮火炸烂吗？”于是，李保成吩咐“把死了的，弄到坑道最里边，能哼哼的有口气的伤员挪到外边来，好让他们呼吸空气……时间长了，洞里边死尸越摞越多……”
还有拉屎也成了问题。李保成他们的做法是或者拉在坑道口，然后用小锹铲子扔出去；或是拉在罐头盒里，然后像“现在体育比赛推铅球一样，从坑道口推出去，尽量往远推”。
营长杨水保深有感触地说：“上甘岭战斗最困难是大便，一出坑道就提心吊胆，不怕榴炮，就怕六○炮。六○炮让你听不到响，嗖一声炮弹就过来爆炸了，很突然，让你提裤子都来不及。”
另一位营长解立根和杨水保的体会相同：“最大的困难是，屙屎困难，没位置；睡觉困难，没位置。爬出去在坑道口屙，还挨过一炮，搞得你屙也不是，不屙也不是。”
为解大便而流血，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哪个团都可以找到。九十二团一位炮连长就是“在炕道口解大便时，让一炮弹正落在屁股上，给炸了个无影无踪，卫生打扫得很彻底”。
整日生活在这地狱般的环境中，时时刻刻与死人做伴，随时看到熟悉的人一批一批死去，看到炮火撕裂着双方士兵的身体，残肢断臂空中乱舞，神经稍稍脆弱一点都无法承受。八十七团一个副营级干部就给吓出了问题。据于金岭回忆，“这个人叫王加祥，是个地方干部，补入部队的，没打过什么仗，吓得神经出了问题——他整天坐在坑道里一声不吭，两眼直直的，也不吃也不喝，谁问他啥也不会说，像没听见……一看他吓傻了，干脆换他下来了……后来这个人提前转业了，在一个什么无线电厂当书记，前些年死了。”
还有个别自伤的情况出现。不过，即使在坑道坚守那最严峻的日子里，乐观主义也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于金岭说，“和王加祥在同一个坑道里的二营营长王福山，乐观主义就值得表扬，人家挂了彩——蛋（睾丸）给打掉了一个，还在坑道里唱歌，唱的是‘王大妈要和平’。当然了，独头蒜更辣。不过让我说，他就是两个蛋全给打掉，他也得乐，乐什么？命保住了，还不是好事？”于金岭还记得有个兵叫陈正国，是甘肃人，成都战役时从国民党部队中解放过来的，才十来岁，在上甘岭战斗中，从战士到班长，一直提到副连长，总共才十九天时间。“你想，十九天时间，他从战士当到副连长，那光连排干部就得牺牲多少？陈正国当时带一个连，也就十七八岁，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脸膛红扑扑的，说话老把我说成‘饿、饿’的。不是人死得多，他十来岁的孩子能当副连长？”
这么一想，于金岭得出了结论：“你看，比起那些死了的，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二营长打掉一个蛋算啥？为革命打掉个蛋也是光荣的嘛！”
三尿茶不够喝
其实，在上甘岭的坑道里，与死亡的威胁、空气的污浊、无法吃无法睡相比，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渴。在坑道里，大便是个问题，但小便就不成问题了。因为渴极了的人们，开始用罐头盒把尿收集起来，当饮料一样喝下肚腹。
黑乎乎的坑道里，由于氧气缺乏，油灯常常点不着，大家就摸黑坐着。但是，没有水，使人们的心中涌上一片死亡的黑暗。
八十七团三营营长解立根在坑道里，“一连四天没喝上一口水，渴得他妈的快疯了，没办法，喝尿吧！把尿拿罐头盒接着，喝，你别说，还不够喝，再想喝吧，尿不出来了。”
说到吃的，解立根倒认为“问题不大”，他是营长，营部的通信员时常爬到坑道外头，摸敌人的死尸，从美国兵的死尸身上找吃的，饼干、罐头什么的，所以，一营之长的解立根“倒没太饿着”。但是，尽管身为营长，尿也是不得不喝。
一○六团通信股长郭存兴在坑道里“几天没吃什么东西，渴得厉害，炒面和饼干根本咽不下去，嗓子像着了火似的”。郭存兴也尝过自己的尿。然而，尿是有限的，“到后来，尿就舍不得喝，把各人的尿汇集在罐头盒里，留给伤员喝……坑道里气温高，体内水分蒸发厉害，喝了尿，再排尿；再喝了，再排；到最后，尿液就像浑浊的泥汤。”
也有为喝尿争吵起来的事。
一三四团八连连长李保成不好意思地提到，“在坑道里渴得喝小便，把喝尿当作喝光荣茶。当时，我们那个坑道里，大家互相喝尿，你喝我的尿，我喝你的尿。有一个兵把自己的尿给别人喝了，可当他要喝那个人的尿时，那人却尿不出来……”于是，李保成便听到了下面的对话，这对话过了几十年，对李保成却言犹在耳：
“你这个同志这么不自觉？”
“怎么啦？”
“你喝了我的尿，却不让我喝你的……”
“我尿不出来咋办？”
极度的干渴折磨着各个坑道里的人们，他们想出各种办法应付。李保成就曾和战士们一样，“趴在坑道壁上舔石头，因为石头上有点潮气。不过，坑道是用炸药炸出来的，那石头是苦的，一股炸药味儿。”
副排长李金标所在的四号坑道算是幸运的，他们“偶然发现一处石壁向下渗水，一两分钟能掉一滴水，就用碗接……一两个小时能接上一口水……”
师警卫连的一位副班长钱富生在坑道里，“渴得吃不下东西，把饼干放在潮湿的石壁上摊开，不是晒干，是为了吸潮，这一面潮了再翻过去潮那一面，要不然可咽不下肚……”
而吃的东西也极少。李保成所在的坑道，每个人“一天能分上半个馒头”。七连连长张计法为节约食品，坚持长期守坑道，“一人一天只能吃两块饼干。”师警卫连守卫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九号坑道，情况稍好些，“每人每天能分到五块饼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