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楼市，其竞争水准在中国的西半部堪称第一，与许多沿海城市相比也毫不逊色。这里的大盘不多、好盘却不少，楼质精良、盘名典雅。成都的住区，融入了成都人对文化和艺术的精致和细腻，加上媒体的渲染，成都楼市的热闹程度与广州、深圳不遑多让。
成都的餐饮历史悠久。三千多年前，成都就有了酿酒工艺，这里的“水井坊”被称为“中国白酒第一坊”。全国历次名酒评选结果，川酒少则占三成，多则占四成。据说四川的面条，竟有多达260种做法。成都的餐饮业林林总总，花样之多、性价比之好，全国无一城可望其项背。所以，某作家笔下写道：“成都人饮食之精细、口味之刁钻，为世所罕见”。据说，几年前麦当劳初到成都探路时，也怕斗不过川菜，竟借口“此地不适合麦当劳”而遁走。无独有偶，听说驰名中外的北京“全聚德烤鸭”在成都的分店不久前歇业。原因很简单北京人太低估了成都人的口味和成都人烹鸭的水平。
成都的茶馆举世闻名。文献载，清末时成都有街巷516条，而茶馆竟有454家。1935年时成都更已有茶馆600家，每天茶客达10万之众。今天成都的茶馆更开出了国际水平，高档茶室的精美水准和文化品位竟可媲美五星级宾馆。
成都的服装新潮、大胆而领先。成都人在穿着方面的成就，绝不输给开埠更早的广州和上海。大凡外地人到成都，都目不暇接于街头的成都人和衣著服饰，有如游走在花丛之中。
成都的糖酒，以一年一度的全国糖酒会而著称。每年的成都糖酒会，好比广州的交易会。凡遇会期，成都便人车拥塞、宾馆爆满、物价随涨，使外地人对四川这个盛产食糖和名酒的西南省会顿生敬慕。
成都的媒体也不甘落后。横看全国，象成都媒体这般火爆的，可能只有北京、广州两地。成都的报业竞争激烈，炒作之风盛行，多半是因为成都人太需要茶余饭后的“作料”。成都人的嘴因爱好美食而吃出花样，因爱好神侃而道出名堂。
成都之所以各类市场蓬勃及至“泛滥”，实在因为成都人那悠哉游哉的生活方式对商业有着太多的需求。《菜根谭》中说：“天地有万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过。幸生其间者，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亦不可不怀虚无之忧”。成都人绝对最懂得在人生每日的忧与乐中寻求刺激和满足。
都市百姓的传统玩法听川戏、坐茶馆、养宠物、搓麻将、下馆子、集古玩、看热闹，都市人们的现代玩法健身、跳舞、郊游……，成都人无不大精其道。成都的“市”，实在是成都人玩出来的，侃出来的，休闲出来的，消费出来的。所以，才会永“市”不衰。
3.篷门今始为君开
历史上的成都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今天的成都也并未落后于这个时代。若以政治经济地位论，成都曾为西南局之首府，在西部开发中位居战略重地，机场吞吐量也排在全国第四，更被媒体誉为“中国第四城”。在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战略规划中，成都还是“三个中心（科技、商贸、金融）、两个枢纽（交通、通信）”。成都有她为自己骄傲的理由。
从文化的意义上说，成都在中国的地位或许比“第四城”还高。上海尽管经济上遥遥领先、西安尽管也历史悠久，然论及传统的地域文化与现代的商业文化结合之深，断不及成都。
余秋雨曾经用一句无以复加的话语来褒赞过成都——“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成都真可谓“得天独厚”。然而，成都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当人们更多地在注意成都的优势时，成都的确需要清醒地了解，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而产生的“天府心态”和“盆地意识”，导致了成都今天和未来发展的某些劣势。
首先，与沿海大城市相比，成都毕竟位居中西部。对于入世之后的中国来说，业已成为投资主体之一的外商资本肯定更加青睐沿海城市，在那里，人员的进出和物流的进出都更加便捷，运输成本也就更有优势。今天苏州和杭州这两个城市在经济上的崛起，十分令人关注。同是休闲文化城市，东部的苏州和杭州正在春风得意、绝尘而去。
其次，成都尽管堪称大都市，但绝对还不是而且短期内也难以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本土文化的过于厚重，使成都游离于国际文化之外，很难与上海这类国际化城市竞争，甚至重庆的国际化程度可能都比成都高。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乃成都人的某些意识缺陷。当今的经济世界正在发生着许多新的变化全球化时代、快吃慢时代，网络信息时代等等。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成都人这个文化群落可能由于其秉赋中的惰性、保守和自傲等特质而失去许多机会。
例如，成都人少些雄心和壮志、豪情与大气。在强凌弱、大欺小、快吃慢的竞争时代，必须做强做大，而闲适主义的成都和成都人，多小富即安，不富亦安，不求大成。他们似乎觉得，能够在西南或者西部一隅“雄起”足矣，何必去拔什么头筹、行什么使命。
又如，成都人绝少外出发展。在四川以外的地方，人们碰到的成都人，十之有九是出来游玩的闲云野鹤，而绝少是到外埠创业发展的。据说全国部分城市作过调查，成都人的“本地化率”（祖辈久居成都而不外迁者所占总人口之比例）在全国城市中为最高，并遥遥领先。
再如，成都人安于舒适而不重速度。“在重庆建一公里路的成本在成都可以建七公里路”所产生的负面结果使成都人太有优越感，成都人的速度感和品质观也就由之而弱化。而在“涅”艰境中图谋新生的重庆，正以咄咄之势重新崛起。在不久前的一次全国餐饮百强选拔中，重庆那从川菜中剥离出来的“渝菜”餐馆竟以八比三的战绩大胜川菜，这似乎成了警醒成都人的一个不容轻视的讯号。
固然，成都也需要创造和保持她自有的特点。以商业、旅游、会展、餐饮、房产、传媒等第三产业为主的成都，其实可以创造一种更符合未来人性化城市生存和经营的模式。成都就是成都，成都就应该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成都。成都将因为她的与众不同而保持她的独特的魅力。
未来的成都或许是迅速崛起的一个特大型城市独居于西部诸城之首；或许与重庆兼收并蓄、并驾齐驱，共同组成长江上游经济区；或者创造特点，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最适合移民居住的生态型城市；或者蓬门大开，成为中国中西部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大都会。
三、自古文人多入蜀
“自古文人多入蜀”一语沿自“自古词人多入蜀”。四川一直就是我国的文化盛地。三国时期，诸葛亮“两表”耀千秋；唐代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大批文人云集于此；宋代，苏洵、苏辙、苏轼一门三父子；现代的文学泰斗巴金、大文豪郭沫若均出自于此。
成都地区自古以来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成都人却从来崇文不尚勇，此地多出也似乎只出诗人、文人、高士或学者。因为过于重文，这个少有的历代古都竟没有多少帝王之气，只是在街名地名中还依稀可以感到昔日皇城的存在。就连成都唯一的名山青城山，也是以“幽深”而不是以“雄奇”著称于天下。
古往今来，在成都休养生息和挥洒诗文的杰出文人“彬彬辈出”。成都人物的历史长廊，几乎全都由文人占据。从屈原、宋玉开始到李白、杜甫、苏轼、陈子昂、白居易、陆游……自古文人多入蜀。“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卢照邻，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画圣吴道子，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唯物主义诗人刘禹锡，著名大诗人元稹、李商隐，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等，都曾在成都游历和定居，并且都留下过许多留芳百世的华美诗文。其中，杜甫在四川期间曾写诗四百余首，有多半作于成都的草堂。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成都人司马相如便是四川古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在读其《子虚赋》后竟惊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他与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传诵。成都人扬雄是西汉末期人，乃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晋时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陈寿，著有《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唐代大诗人李白诗名千古传扬；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时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也是成都当地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十分著名的“两表”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都写于蜀中。
外埠入蜀者中之名人也有许多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守、大教育家文翁，其在成都城南修建了一所郡学，称为“文学精舍讲座”，以石为室，号称“石室”，这就是成都著名的石室中学的前身。史家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蜀汉王朝丞相诸葛亮，还有南宋时大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明代的大才子、多产作家杨慎（号升庵）有各种著述四百余种，比西方著名的多产作家巴尔扎克还多三倍。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那些年代，有这么多文人齐聚远离京城和中原的地方而寓居成都，实在令人称奇。还有，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当代文坛怪杰魏明伦、流沙河也都是成都人或川西蜀地人。这些名流大家足以为四川增色。成都在文化上有如一个“国中之国”。
但若问四川有没有大思想家、大理论家，他们会默默不语的。齐鲁文化有大思想家孔子和孟子，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中原文化有道家鼻祖老子、庄子和儒学大师程颐、程颢；江浙文化有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学大师和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湖湘文化有以王夫之、曾国藩为代表的思想家。而四川的大思想家在哪里呢？
邓小平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实干家的成分要多于理论家的成分。邓小平从实践中、实于中总结出理论，理论的精髓就是务实、实干。翻开《邓小平文选》，没有鸿篇大论，也无华丽的词藻。《邓小平文选》基本上是谈话纪要，全书用平实的语言，阐述深刻的道理。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深奥难懂，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而最难体现邓小平务实精神的是他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随着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先后成立，经过几年来顺利运行，保证了香港和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实践证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大胆构想是邓小平高瞻运瞩，审时度势而提出的，它为和平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魏明伦曾经与余秋雨笑谈：你们上海文坛圣者巴老，是我们四川老乡。还有，黄浦外滩的上海市长巨大塑像，也是我们四川人陈毅啊！共和国十大元老，四位说川话。四川人文武全才，文到魁首，武到元戎。
众所周知，大画家张大千是四川人。但世人罕知，还有一位四川人陈子庄是“凡·高”式的大画家。他生前受尽政治运动折磨，穷困潦倒，沦为街头苦力，死后才被国内外画坛发现其作品的巨大价值。
魏明伦如斯评价李宗吾：“还有一位四川自贡人，幸好只活到花甲之岁得以善终，如果活到古稀之年必定惨死！此人便是‘厚黑教主’李宗吾。他佯狂创建‘厚黑学’，戏言与儒教孔子、道教老子、佛教释迦牟尼并列。其愤世嫉俗的揭露批判影响，以下个世纪仍有生命力。不仅传播全国，还覆盖海外华人社会。”看来四川不仅多才，而且盛产怪才；四川不仅本地产才，还能大大地吸引外地的文人。
四、巴蜀大比拼
如果说蜀文化是“盆地文化”，那么巴文化则是典型的“山地文化”。过去人们认识上有一个误区，将巴蜀文化混为一谈，其实巴文化和蜀文化是有明显差别的。
在重庆和成都都属四川省两大重要都市时，世界上很少有两座城市像这两大城市那样，给我们呈现出如此奇特的面貌：它们同属一个地域，同是一个行政区域仅有的两大城市，相隔也不过几百公里，但两座城市的脾气血性却是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说气候，重庆湿热难耐成都凉爽宜人；说地形，重庆山重路不平，成都一马平川；说人的性格，重庆人火爆耿直，成都人细致绵软；就连饮茶也相反，重庆人喝的是浓烈苦涩的沱茶，成都人却喜欢喝芬芳袭人的花茶。蜀地的成都人和巴国的重庆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比和较劲。盛产高人奇士的成都人和广出英雄豪杰的重庆人也很爱把自己与对方作对比。
相隔不过数百公里，乘飞机只要半个多小时，巴渝重庆和西蜀成都两地的文化差异却如此之大。自古以来，“巴出将，蜀出相”。巴出雄杰，蜀育英才。巴人武至元戎，蜀人文达魁首。成都从来文人荟萃而鲜见武勇之人，这一点与近旁不远的重庆大相径庭。位于川东山地、两江交汇之处的重庆，原为古代巴国的首府，其文化传承来自于山民、码头而至袍哥，从来就尚武勇而轻文柔，从古巴国蔓子将军、三国时巴郡守将严颜、明末巾帼秦良玉、辛亥革命时的邹容，到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四位（朱德、陈毅、聂荣臻、刘伯承），还有四位（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贺龙）的出生地在湖北、湖南，而古时候这些地方也属于巴国范畴。
古文献（《华阳国志》等）说蜀人“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精敏轻疾”，“其民柔弱”，“民知礼逊”，“民性循柔，喜文而畏兵”，“重利轻义”，“民风尚奢”，“性轻扬，喜虚称”，“少愁苦，尚奢侈”，“器小而易满”；巴人则“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重迟鲁纯”、“民刁俗敞”，“无造次辨丽之气”、“性推诚而不饰”。
重庆人胆大、心直、外向，多些叛逆的江湖气而少些规矩和儒雅。成都人聪慧、灵活、内敛，多些守成的市井味而欠些率真和胆识。记得文革前期搞武斗盛行时，四川全境都不得安宁。不过那时，成都的雷声大雨点小，唯重庆玩的是真刀真枪。在重庆的武斗前线，从不见来自成都的雅士；而在成都的武斗战场上，冲锋陷阵者却多是重庆来的好战者们。
成都自古得天独厚，几无旱涝天灾。此地商事发达，四面八方的民众皆以能到成都居住养老而满足。历史上成都也七次遭外省人割据而拥（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和张献忠）。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成都始终是一个十足的“安乐窝”，成都人总是淡定自若“稳得起”。今天的成都人自嘲是：“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喝点盖碗茶，看点Y（成都俗语，“Y”即劣质）录像”。秦汉时关中人说“少不入川”，就是怕年轻人来此地会消磨人生的斗志，销蚀奋进的锐气。
重庆与成都相反，大山起伏、两江环抱。在重庆建一公里路的成本在成都是可建七公里。在以往那些交通十分不便的年代里，重庆人一直在挣扎中生存。苦是苦些，却不乏昂扬斗志，与山斗，与水斗，也就是斗出了重庆人今天特有的刚毅。元代的重庆人在钓鱼城抵抗元军达三十六年而不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