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家参军是一九五○年，年底，十一月里。那一年我十七岁，虚岁；要按周岁，才刚刚十六岁。
一个女孩子，十六岁——按现在文艺作品的叫法，是少女的花季。
花季的少女，便到了拿枪动炮的军队，好像不太合适。不过在解放初期，能参加人民解放军，真的是好多青年男女求之不得的好事。
和有些偷偷从家里出走、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孩子不同，我是经父母同意离家参军的，而且是我母亲把我送上火车的。
还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土改后，被划定为地主兼资本家。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早晨，我母亲和我家老佣人蔺妈陪我去向父亲告别。走进里屋父亲卧榻旁，久病的父亲睁眼望着我。屋里光线很暗，飘着一股中草药气味儿和隔夜卧室的混浊气味儿。
我注意到，父亲明显瘦多了，脸色发青。他深陷的眼眶里眼球在缓缓地转动，溢出泪水。
“爸，我走了。”我轻声向父亲告别。
父亲在枕上的头微微欠了欠，算是点了头。
“爸，有我妈和蔺妈照顾您，您多保重，按时吃药，养好病，还能再做事……”我安慰着父亲。
父亲伸出枯瘦的手，颤抖抖的。我上前握住他的手，觉得冰凉。
“小夏，你……”父亲开口道，“你还小呀……还小哇……”父亲感叹着，“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多小心呵……”
父亲喉咙咕噜了一阵，有些喘不上气。
离开父亲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的目光追着我，凝视着我，充满慈祥……那一刻，我心中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以后才知道，父亲的目光是在与爱女诀别。而我当时，急于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没有在意病入膏肓的父亲，不知道这次离去就将永别。
那时候，随着年龄渐长，我已大概知道了我的家世。
我出生在宣化城，并在这里成长到十六岁。离家参军前，我在宣化女中读书。
宣化是个小地方，它地处京西居庸关外几百里，是一座古城。明清时叫宣化府，民国时是察哈尔省的宣化市，现在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按说宣化城距北京不远，又有中国人自己最早建设的一条京张铁路经过，但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这里还是距北京非常遥远的一处小城。
小城是古色古香的。记忆中，那高高的古牌楼，夕阳里乌鹊飞绕的钟楼、鼓楼，雄伟的南门楼，完整的夯土古城墙，热闹的米市街、牌楼南街、北街……小时候，我和街坊伙伴儿在古楼边的空场玩跳房子，到北门外山坡上去摘酸枣儿……我在小城出生长大，我把这里看作我的故乡。
但我的父亲告诉我，我的老家在北京。从宣化往东几百里，过了八达岭居庸关，就是北京。那边一处乡下，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家。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一年里，总要去北京一趟，大都是去看看双亲，也捎带进点货物之类。我母亲双亲去世早，她倒没怎么往北京跑。后来我长大后，父亲往北京走动越来越少。大约是他双亲陆续辞世，他也就懒得走动了。
父亲姓辜，早年在京城经营首饰行。在城东乡下由父母操办成了亲。而我母亲是父亲在城里经商时娶的二房太太。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矛盾，父亲后来把京城的买卖盘了出去，用一部分款项在老家置了一百亩地，用来供养乡下的妻子，另一些款项则带到宣化开了买卖，并把我的母亲也从北京接来，从此在宣化又安了家。
据我母亲说，我出生的日子正赶上立夏那天，父亲就给我取名为一个单字：夏。由于姓辜，就叫辜夏。而父母从小叫我小夏。
我妈和佣人蔺妈都说，我起小有个毛病：苦夏。就是说，一到夏天，就怕热，吃不好，睡不好，准要瘦几斤肉下去。后来到了部队，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的毛病，干脆把我的名字辜夏就叫成了苦夏。
从小，父亲很疼爱我。记得吃饭时，他常常给我一小口一小口喂饭，很耐心。那时候，父亲在宣化的买卖经营得不错，有一家金银首饰行，一家茶庄，一家绸缎铺。还买了几亩地的一个葡萄园子，此外还置了百十亩旱地。财产不算多，也不算少。到解放后土改定成分时，地主兼资本家的帽子是躲不掉的。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像一个压迫剥削人的资本家。那时候伙计们叫他是“掌柜的”，可是，我倒常见他在茶庄门口迎送客人，在绸缎铺柜台用大尺子量布，到金银首饰店后边的作坊里还烧坩埚呢！说实话，他也就是穿得比伙计们体面些，好像长年头上不离个瓜皮帽。吃的和柜上伙计也差不多。整年操劳着跑前跑后，倒真像一个管事多些的大伙计。给我印象深些的是，夜里，他常戴着花镜，在灯下打算盘记账。一把很精致的红木珠子袖珍算盘，被他两手常年拨拉来拨拉去，一颗颗算盘珠子像玛瑙似的透着油亮！这也许是他处心积虑盘剥别人的特殊之处。
不过，一解放，父亲发家致富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他却不能顺应形势，调整心态，成天长吁短叹。这恐怕就是导致他过早离开人世的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旬，据说解放军已开始攻打张家口。一天下午，我们宣化女中还在上课，忽然被紧急摇铃叫停。大家走出教室，在操场汇集。校方和几个县政府人员给大家讲话，说县政府要求校方教职员工和学生跟国军二七一师向张家口撤退。
“听说张家口早被包围了！”
“我们不去！我们是学生，不是军队！”
“谁负责我们的安全？！”
不少教师和学生相互叫喊，操场上乱成一团！
“你们听好了：你们是党国的人才，共军来了要杀你们的头！你们不跟国军走，没人负责你们的安全！”一个胖胖的露金牙的县政府官员威胁地喊叫。
半个小时后，不少学生收拾了东西，跟着逃跑的师生队伍涌出了校门。
在经过西大街，快到西门口时，看见一队国民党军队跑步经过，街上行人匆匆往来，店家纷纷上了门板。
“小夏，你去哪儿！”一个人喊我。
我惊慌中扭头，看见是我家茶庄的一个伙计正喊我。
“跟学校撤退！”我回答道。
“兵荒马乱的，你瞎跑啥？学校不上课，就不是学校了，快回家去吧！”伙计劝我。
“不行呀……”我为难道，“都让跟着走呢……”
“回家吧，你妈病了，正让我抓药呢，快去看看吧！”伙计上前拉住我，不由分说把我从队伍里拽出来。
真应该感激这个伙计。他好像姓郑，人们叫他郑三儿。不过几个月后，郑三儿也离开了我父亲的茶庄。多亏那次郑三儿救了我，后来才知道，被胁迫跟随国民党守军撤走的宣化师范和一中、女中的学生们以及一些政府机关职员们，不少人都在国民党守军被歼灭时，死于战火中。
就在我被郑三儿截回家中的当天，宣化城就解放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依傍着父亲站在我家的首饰店铺外，眺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穿黄色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人，我感到新鲜，好奇，一点也没有害怕。不过父亲却一个劲儿小声嘟囔：
“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了！”
记得街头有人贴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标语，而鼓楼青砖墙上，也贴上了新写的布告。布告的内容有一条：凡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商店买卖一律可照常营业，并受新生政权的保护。
规定虽然有，但生意却渐渐不好做。父亲不愧是个商人，嗅觉灵敏。解放宣化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发现金银首饰店开不下去了：一解放，人们都不时兴穿金戴银的了，戒指、项链、耳环之类已失去了主顾。相应地，买绸缎的人少了。只剩下茶庄还可维持。
紧跟着，土地改革开始了。父亲在南门外乡下有一百多亩地，算个小地主。有一天，他被乡下贫农协会叫去陪斗，斗争一户姓姚的大地主。早上走的，天擦黑才被放回来，一进家门就瘫坐在太师椅上。那时我正在家，看见他脸色惨白，双目惊恐似一只受伤的老羊。
蔺妈为他倒茶。妈妈上前给他揩拭脸上的灰土和汗迹。
呆了半晌，父亲才缓过神来，呆愣愣地自言自语道：
“砸死啦！砸死啦！”
“砸死谁啦？”妈妈追问。
“姚老头……”父亲说，“斗地主斗呗，拿石头砸，砸你就砸头，一石头拍死算了吧，他先砸脚，脚砸烂了再砸腿……最后才砸头，砸成一摊烂肉酱！”“他是恶霸地主，肯定害不少人！”我说。
“嗐……”父亲叹了一声，再没言语。
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土改算是完成了。父亲置下的一百多亩旱地和两亩葡萄园都被分了，只给父亲留下六亩沙石地，据说是因为父亲城里有买卖，所以地要比别人少分些。
在土改进行之时，父亲就把金银首饰店和绸缎店关了，把茶庄盘给了别人。那时候，我家在东门内的大宅也给贫农协会占了，我们一家被赶出。父亲便把原绸缎店当作住宅，安顿下一家老小和蔺妈。因为这里临街，靠鼓楼闹市。父亲把绸缎店用隔扇隔开几间，把最外边的一间用作一个小店，摆了些香烟火柴之类，赚些零用钱，养家度日。
刚刚安定下几天，父亲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北京乡下来信，说那边也要开始土地改革，父亲以前购置的一百亩地虽是为养前妻的，但毕竟在他的名下。前妻来信，说当地土改工作组要他回京参加土改，如拒不来参加土改，后果自负。
接信的当时，父亲就两眼发直，咕咚一下栽倒在地！
从此，父亲一病不起。
按照父亲示意，我代父亲给北京乡下写了回信，说明父亲的病情，请求当地工作组原谅。至于土地如何处置分配，全凭工作组安排。地契在父亲前妻处，他本人同意交出。
信寄出后，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待回音。父亲尤其紧张，大约是怕被弄到北京城东乡下挨斗，记得他躺在病床上，常常叹气：
“唉，早知如此，还不如像郑三儿的爹呢——抽大烟把家抽败了，土改划成分倒划了个贫农……唉，早知如此……”
父亲是叹惜自己操劳一生辛辛苦苦，到头来命运跟着时运变，两手空空不说，一生的事业最后等于零。
还好，几个月后，北京方面回了信，说是人病了就不必来了，土地已经大部分掉，只给他前妻留下十几亩。
到此，父亲与北京老家乡下已经断绝了全部联系。他在北京的田产没有了，在宣化的田产也没有了，经营许多年的店铺也关了，只剩下一具衰病的身子。这时候，他其实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他唯一的女儿。而时间，也已经到了一九五○年十一月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