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子，看着我媳妇在跟前就眼气！”翟玉祥挥着马鞭指着钱之茂，“早知道，你也把你那家属接到咱们一团，也不至于让个后勤协理员给睡了！你咋不一枪把那小子撂了？”
钱之茂一听，脸立马耷拉了。
“看看，一说这个你就打蔫了！”翟团长挥鞭打马，朝队伍前奔去，扔下一串朗笑。
蔺有亮勒了一下马头，等我上前，与我并辔而行。
“辛苦哇！”蔺有亮没话找话地说。
“不辛苦，命苦。”我说。
“这话怎么讲？”
“辛苦——咱为抗美援朝，没啥说的；命苦呢，这顶风冒雨上前线不说，还得给别人当老婆，再在这异国他乡生个一男半女的……”
我边说边叹气，伸手抹着脸上的雨水。
“我有点对不起你……”他低声说。
“哪有什么对不起哟，”我苦笑道，“要不是你，我能嫁个大团长？我得谢谢你！”
“唉……”他叹道，“我欠你的情分……”
“谁也不欠谁的！咱们扯平啦——”我淡淡地说，“我当初想参军，你答应了我，把我领到部队；后来你想让我嫁翟团长，我答应了你，成了团长太太……咱们扯平啦！”
说罢，我策马上前，故意甩下蔺有亮。我想跟钱之茂聊一聊。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翟团长开玩笑提到人家老婆有外遇的事，让人该有多难堪！
“钱政委，你别生气啦，”我安慰他，“老翟那个人，嘴坏脾气暴，没坏心眼儿……”
“不生气不生气，”钱之茂说，“我比你了解翟团长。你们结婚时我没赶上，正去探亲。偏偏就碰上那个丢人的事！让我给撞上了！你也是个女同志，我就闹不明白，她咋就看上个协理员，还是个营职，我一个堂堂团政委，生生给戴了绿帽子！”
“不是离了吗？离了就不算戴绿帽！”我鼓励他，“以后再找个更好的！”
“我哪有翟团长那个福气？”他朝我看了一眼，“找不到啥好的……咱又没有蔺副团长帮忙……”
“钱政委，你们离了婚，没孩子吧？”我故意把话题岔开。
“幸亏没怀下，要不然更麻烦……”
“我们老翟就是想要孩子，恨不得立马要上三个五个……人家娶老婆就是为要孩子！”我恨恨地说。
“弄一窝孩子，咋养活嘛！还不如两口子多乐和几年，省心自在的。”
“人家大团长有钱养，除了津贴费高，还有打土匪闹的银洋哩！结婚还送我根金链子，我没戴。真是团长团长，金银万两！”我编排着翟玉祥，有意为钱之茂泄愤，同时也想起昨夜他对我实施强迫就范的行为，依然愤愤不已。
“你说翟团长有银洋金链子？”钱之茂看着我问，目光中闪过一丝惊诧。
我没再说什么，心中也意识到言语不妥。俗话说言多必失，还说祸从口出。事实确实如此。以后，我为这次随口没遮拦的话语付出了代价。
但是当时我对此并未过多考虑——很快，部队由崎岖山道向东拐到一条大路上。沿路散落不少物资，什么米袋子、黄豆、蛋粉桶之类，一看是昨夜这里刚刚走过大部队。
后来部队又走上盘山道。偏偏与兄弟部队的卡车、大车还有“喀秋莎”炮队拥挤在一起，走走停停，前进十分困难。有的路口，大车、卡车挤在一起，堵住队伍。常常要费很多时间和周折，才会将堵路的大车或卡车下山涧，使道路得以疏通。记得在过大同江时，一辆汽车的后轮滑落下临时搭建的木桥，把很多汽车、大车和部队堵住，江边黑压压积满部队和车辆。我们在这里被堵住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那辆汽车被一群战士费了很大力气推到江里，人流和车流才拥挤着通过木桥……当时，防空枪此起彼伏，更使混乱场面嘈杂喧闹。所幸敌机没有飞来，使我们免遭重大伤亡。
记得在翻越狮子峰那一带高山时，夜雨滂沱，羊肠小路上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团。一侧是山涧，泥泞路滑，没人敢骑马。虽然每人臂上缠一条白毛巾作标志，但一两步外就看不见人，只得靠号声喇叭联络。很快，部队散成零星小股，不少人掉队。那几天我不知摔了多少跤——一次滚落山涧，幸好被一株树挡住，才又攀着树丛爬上来。我的背包还被黄骠马驮着，你想，那些身背八九十斤重的背包和枪械的战士该有多困难？更不用说炊事班的战士，挑着百十斤的重担，到了宿营地还不能马上休息，还得为团首长烧水煮饭……那种艰苦程度令世人难以想象！
部队连日负重行军，掉队过半，让翟团长大为恼火。一天宿营后，他一身泥泞，不洗脸不换衣，看着通信参谋接通电台发着宿营报告，一边就叫骂开了。
“老子从红军长征就知道行军走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没少爬山过河……没见过到朝鲜这么走路的！我这是零七师的主力团，是战斗部队，却成了背夫！这怎么打仗？”
“战士们太苦啦！”蔺有亮叹道，“炮连有个姓潘的兵，拉痢疾，可又得扶驮子——马驮着八二炮驮子，走山路，不朝里扶着扛着，那马一滑，就得连马带炮滚到山涧里……他那肚子半个钟头不到就得拉一回，又不能离开炮驮子，干脆一边走一边往裤子里拉……”
“这么着可不行，还有第二阶段行军呢！我说咱们团党委给上级发电报，反映一下部队的困难，最好把电报直接发到兵团指挥部！”翟玉祥提出了建议。
“不要太强调困难吧？”钱之茂摇头，“你说我们的战士屎拉到裤子里也要扶驮子行军，这革命精神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咱们团党委可不能干扰上级指挥部的决心，给上边留下怕困难的印象……”
“我不管什么上级的印象！”翟玉祥划火柴抽烟，手指哆嗦着几次没点着烟，终于点着后，狠吸一大口，朝着钱之茂喷出烟团，“如果你们担心印象问题，我以个人名义发报！”
翟团长不由分说，让汤云架好一个装军用地图的弹箱，铺上几层雨布看上去像平坦的桌面，从通信参谋那里要了一沓电报纸，又让汤云削好几支铅笔，挽起袖子写起来。他花去半天时间，撕掉团皱的电报纸在脚下草地上斑斓一片如大朵雪白的西番莲，汤云削铅笔削得刺刀挑破了腿，一整盒春美香牌烟卷抽得一支不剩，翟团长完成了他的杰作。他最后满意地浏览一遍，龙飞风舞地签上翟玉祥的大名，交给了通信参谋：
“以我个人名义，立即向兵团发电！”
当时包括我在内，好几个团司令部的人都看到了翟团长这封著名的电报：
第××兵团前线指挥部：
我团奉命向朝鲜中部金城一线开进。指挥部机关的英明参谋们在地图上用红铅笔画一条线，我的团队就顶风冒雨走了个稀里哗啦。士兵们背负着上百斤重的粮食和枪械，凭着革命军队的意志在坚持。那些躲在矿洞里往地图上插小旗的参谋们，享受不到这边营连战士的乐趣：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积满雨水的大弹坑里游泳，在漆黑的山道上洗一夜淋浴，踩着一路烂泥跳俄罗斯水兵舞……士兵们开始掉队，三五成群放了羊。不少人累得爬行，倒在雨水泥泞的路边睡觉。甚至有个别人不堪重负自杀而死。掉队者每日半数之多……你们哪里知道，配发给士兵们的粮食、物资被随弃路旁，大米、肉干、黄豆、蛋粉、鞋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拣到女兵们扔掉的花色梳子。谁要是为此说我的士兵是孬种，那他就瞎了眼！只要想想，我的士兵闹肚子为了怕马驮的八二炮滚落山涧，手扶马驮走险路，把一泡又一泡稀屎拉在裤裆里，那就该明白我们的处境……在大同江边，我们遇到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他让自己的司机停下吉普车，问我们是哪个军的？说你们怎么搞的，把部队都搞成了背夫！宋司令员说要向我们军长反映。我作为一团之长，特将实情率直向兵团指挥部呈报。如果我率领的先行团到了前线却无法立即投入作战，就是把我军法从事也没用。
——这就是翟玉祥坚持要发给兵团指挥部的电报。你不能说他反映的不是事实。但是在那个革命英雄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人人推崇的年代，他这种“牢骚”式的电报注定会引起某些方面的反感。据说，后来兵团指挥部将他的电文转发回我们军司令部，军里有的领导震怒不已，说这个翟二小变翟大炮了，一炮轰到兵团指挥部，隔过了军师两道坎。也有的说，他应该把电报直接拍给彭总、拍给中央军委，他眼里还容得下哪一级领导？并且，后来部队在中途休整和抵达前线后的休整时，粮食供应接济不上，饿得大家满山采蘑菇、摘松籽充饥，那时候，军里有的领导就讲，背那么多粮食，上去还饿肚子，要是少背点，还不饿死人？我还听说，翟玉祥这封电报触怒了军里某些首长，因为联系到侯师长和翟团长的特殊关系，便猜测是侯师长利用翟大炮向兵团告状，给军里捅刀子。看，这就是人事问题，因为有了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往往变得复杂起来。这些年人们常把“内耗”问题挂在嘴边，其实内耗并非什么新生事物。
当然，翟团长为他的“直言”付出了代价。不久后，侯师长牺牲，原来盛传由本师资历最老的翟玉祥团长接替侯师长的职位，但是最后的任命是从其他师平调来一位师长。而翟团长自己也不会料到，他的团座位子也已坐不久长。
就我自己来说，那时虽然也隐隐觉得翟团长的一些言行与当时的潮流不太合拍，但是我以亲身的体验，还是非常理解他身为带兵团长的焦虑。我曾多次听到他愤怒的叹息：“朝鲜南北三千里，咱们走一半，满打满算也就一千几百里地，搁解放战争的时候，还不够部队走十天！瞧瞧现在，天天在泥里雨里爬。人家美国人的飞机呼一下说来就来，说炸就炸，你说这么搞怎么行？”
这么搞是不行，可是依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这么搞也不行。志愿军掌握不了制空权，后勤运输极为困难，士兵的弹药给养只有靠自身携带——带少了不够用，不断停下等待补充给养；带多了又走不动，行动迟缓。这样，部队向目的地集结的过程必然大大延长。被翟团长认为不够解放战争时期十天走的路程，我们在朝鲜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花去两个多月！从六月中旬由安东入朝，经新义州、咸兴里、肃川，之后东折顺川，过大同江，经成川，于七月中旬到达元山一线集结休整，补充给养（这时我由一团返回了师文工队）。之后部队又奉命向金城一线开进，开始更为艰难的第二阶段雨季负重行军。由八月中旬开始，经广石、谷山、支下里、文岩里、县里，最终抵达金城前线时已是九月初了。而且，最令我们痛心的是，部队历尽艰难，刚刚抵达前线，就传来我们的侯师长被炸身亡的消息，让我们每个人都难以相信。真应了那句古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
侯师长牺牲那天天空晴朗。上午，在师部驻地一条隐蔽的雨裂沟里，师党委扩大会议正召开，各师团主要领导都在场。会议正开着，听到空中传来爆炸声，声音很远。不一会儿，有个参谋来报告，说打下一架敌机！一路行军受尽敌机欺负的师团长们一哄而起，到隐蔽棚外观看。侯师长跑得最快，他站到雨裂沟最高处向远处空中眺望。原来那时几架敌机飞来轰炸我军一处物资集散地，被我方高炮部队击中一架，冒着黑烟朝后山斜栽下去。侯师长高兴地喊：“翟团长，翟团长，敌机大概掉你们团方向啦！通知下边派人去抓飞行员！抓那个跳伞的飞行员！”正喊着，两架逃跑的敌机飞临头上，也许是敌机为了提高速度飞离高炮射击区域，把机载炸弹一路卸掉，轰隆轰隆炸成一片。侯师长当即被炸翻。一块弹片从他的天灵盖划穿到下腭，牙床也被打碎了。
那天午后，我们文工队连同师机关和直属队集结到一处林间空地，送别侯师长。人们在一处凸起的坡上为死者掘开一个临时墓穴。侯师长的遗体被抬来，他的警卫员为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装，脚上套了刚擦干净的发亮的马靴。侯师长脸上的血迹已被擦洗干净，鼓起的腮帮子包着被打烂的牙床和断齿。师政治委员沉痛地宣读悼词。之后，警卫连的整齐队列朝天空伸出一排排乌黑发亮的枪管，一声令下，战士们鸣枪向敬爱的师长告别。我们文工队奏起了雄壮的志愿军战歌代替哀乐……在令人心碎的乐曲声中，侯师长被抬进墓穴掩埋。在向死者的坟墓培上最后一锹新土后，一直脸色阴沉的翟团长拔出手枪，朝天连放三响，诀别他心爱的战友和上司。那时他声音嘶裂地吼叫道：“侯师长，我要为你报仇哇——”
——那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初的晴朗的一天。那一天，我们告别了可敬的师长，也告别了入朝后的第一个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