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里，我们师没有开赴东北，而是向西，开到天津以北的芦台附近兴修水利——挖潮白河。据说，由各团抽调的战斗骨干早已集中，而且奔赴安东。一个团抽出有一个连人。剩下的大部队，包括我们文工队，暂时留在后方。
在我们的要求下，师里给我们文工队也划分了一小段挖河地段，但是我们更多的任务是组成几个演出小分队，下到各团的施工地段为战士们做现场演出。
月末的一天午后，我们在一团施工河段演出一些小节目。演出结束后，部队战士懒洋洋地从土坡上站起，各自拿起他们的锹和镐头，准备继续劳作。而我们则收拾着乐器杂物。春日的阳光温煦可人，人人似乎略有困意。
“翟团长——”王林一声喊，声音似有些不寻常。
我们抬头向南望去——远处一片轻烟如雾的柳树趟里，飞驰出两匹骏马，骑手越来越近，而且一路呼喊着，伴着马蹄沉闷的敲击。
“喂——他娘的好消息盼来喽——”翟团长粗黑的脖子涨起青筋，咧着大嘴喷吐着唾沫，“都停下你们的破铁锨！做好善后扫尾！找出你们的枪，擦得它跟漂亮娘们儿的脸蛋一样光！咱们有仗打啦！咱们要到朝鲜去！……再别眼红那帮提前抽调集中的家伙啦，他们跟兔子似的从火车上给截回来啦！这回咱们全师一齐开上去，跟美国人干一下子！快准备吧……”
挖河的士兵们直起腰来，揩拭着脸上的汗污，看着飞驰而来又驰过的骏马，惊讶又兴奋地议论起来。不少人扔了手中的锹镐，登上河畔的土堆，高举手臂嗷嗷嚎叫起来，活像一群饥渴的狼。
“听明白了吧？”廖沙队长望着远去的翟团长和他的警卫员，忽然转过身来，吼了一声，“要上朝鲜啦！要打仗啦！”
我们一齐围拢到廖沙身边，兴奋地议论起来——
“翟团长肯定刚从上头开会回来！”
“抽调的战斗骨干都回原单位了！这回是连锅端，一个不少全上！”
“文工队去不去？”
“少不了文工队！先去朝鲜的部队都带了文工团！”
“啥时候出发？得写个家信吧？”
“让廖沙队长去队部问问，打探清楚。”
廖沙欢笑地拉起了手风琴，我们跟着节拍唱起了《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
在三月和煦的春风里，我们的歌声洋溢着激情，欢乐而兴奋。那时，我们似乎不是即将奔赴弃尸抛骨的战场，而是即将奔赴一场盛大的青春舞会。
晚饭后，我们七八个女队员到驻地村外河边一片桃林散步。晚霞殷红，映照着盛开的桃花，映着我们年轻美貌的脸庞。微风撩动着我们的秀发，也传递着我们的歌声：“……再见吧妈妈，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后来歌声停了。我们坐在水流清澈的小河旁，望着西边渐落的夕阳，沉默了一阵。
“朝鲜很远吧？”是谁问了一句。
“远吧……出国了嘛……”
“不远，古时候薛仁贵征东去过朝鲜……”
“怪不得前些天春红分队长带人去天津、保定招募文工队员，肯定是为入朝做准备哩！”
“听说朝鲜那地方尽是大蟒蛇！”
“多大？”
“几里地长，见头不见尾……拿小钢炮轰它，炸断了大蟒，一看，肚子里净是步枪、钢盔、人骨头架子——它好人坏人一起吞……”
“别听这个，造谣哩，吓唬人。”
“去了朝鲜，能不能收到家信？”我想起这个问题。离家以来，我一直没收到家信，现在快要赴朝了，更担心以后断绝音讯。
“想家了吧，姑娘们？”突然一声喝，吓了我们一跳。回头一看，是廖沙分队长从桃林里钻出，前胸挂着手风琴。“咱们唱歌吧，我来伴奏，以后这种悠闲的日子不多啦……”
廖沙队长说着，走到离我很近的一块青石上坐下，看了我一眼，拉动了手风琴。
“廖沙队长，”我问他，“你问过王队长了吗？我们去不去朝鲜？”
廖沙又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他的手指在琴键上似鸟翅般拍动，音乐像黄昏的小河水汩汩流淌。
“你在哪里，褐色的眼睛？你在哪里，祖国的边境？前边是保加利亚，后面是多瑙河……”廖沙随着琴声，沙哑而忧郁地唱道，“在水面，在陆地上，我走过无数的路程。但是无论走到哪里，苏维埃总活在我的心中……”
一遍又一遍，我们随着廖沙的琴声，哼唱着喜爱的苏联歌曲。《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从此我再也没有忘记，一九五一年春天，我们在一条蜿蜒的潮白河支流上，在黄昏的岸边，随着廖沙沙哑的嗓音，学会了唱《褐色的眼睛》：
在巴尔干星空下，
我们偏偏要想起，
雅罗斯拉夫，布良斯克，
和斯摩棱斯克的地方。
……
你在哪里，褐色的眼睛？
你在哪里，祖国的边境？
前边是保加利亚，
后面是多瑙河……
廖沙低沉的歌声中，夜幕悄悄围拢到我们的四周。河水在夜色中发出玻璃般的幽暗的光。从树林里吹来夹着桃花香气的微风。我的扶着河堤的双手感觉到春天初生的嫩草的抖动。歌声像一杯浓浓茉莉花茶在我的心田浸漫，我从它苦涩的芬芳中感到了心灵的净化。而分队长廖沙，他那一半俄罗斯血统造就的褐色的眼睛，不时投向我，目光中流露出忧伤。
廖沙唱完了歌，合上了手风琴，那风琴最后的余音好似梦醒后的一声长吁。这时，廖沙才好像想起了什么，望着我说：
“苦夏，王队长让你今晚有空去队部一趟。”
“什么事？”我问。
廖沙无语，从河畔青石上站起来。
在返回村街的路上，廖沙用胳膊肘夹着手风琴，另一手悄悄扯我一下。我放慢步子，跟其他女战友拉开距离。
那时，初启的星斗映亮了廖沙褐色的眼睛。他的目光显露出同情和无奈。他欲言又止。
“廖沙，王队长找我做什么？”我再次发问。
“……可能是，关于你的个人问题……”廖沙看我不甚明白，伸手按在我的肩上，手指用力向下按着，说，“你记住，苦夏，工作问题听组织决定，个人问题要自己决定！”
说罢，廖沙迈动着他的长腿离开了。村街的暗影中，廖沙的身影模糊了。而那低沉沙哑的歌声，又似一阵忧郁的风吹送给我——“你在哪里，褐色的眼睛？……前边是保加利亚，后面是多瑙河……”
当“多瑙河”的旋律消失以后，我来到了文工队队部的宽敞民居院落里。我像怀揣了几只刚满月的小兔，忐忑不安地喊了“报告”。
我走进那间昏暗的屋子。炕桌上，一盏煤油灯冒着青烟，橘黄的灯光像是给王统之队长的脸涂了色，看上去好似风干的橘皮。王队长正两个臂肘杵在炕桌沿上，双手握着一支香烟，喷吐着烟雾。他嘴鼻里冒出的烟和煤油灯的油烟混在一起，飘浮在屋里，散发着令我不住咳嗽的呛人的味道。
王队长见我进来，把身子从炕桌前抬起，对我笑了笑：
“你咋才来，我等了你半天了。”
“我……”我支吾着，不知该说什么。
王队长坐在炕沿上，我坐在他斜侧面靠墙边躺柜旁的方凳上，王队长依然低头抽烟，半天不吭声。而我则充满企盼地等待着。当时我认为，廖沙既然说王队长找我是关于我的“个人问题”，那会不会是关于发展我加入团组织的事情？不久前发展了一批团员，秋月名列其中，而我却榜上无名。是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还是因为我与秋月不和，而秋月又是有事没事常往队部跑，还帮王队长洗过衣服……要论工作和表现，我并不比别人差呀，是不是现在王队长要和我谈这个事情？
“苦夏，”王队长终于开口了，“到部队几个月了，适应吗？”
“适应。”我点点头。
“家里来信了吗？”
“没有。”我摇摇头。
“会来信的，会来的……”
王队长扔掉烟头，很快又点了一支。再开口，说的还不是“个人问题”。
“部队要入朝作战了……”
“是吧？”我对此已不吃惊。
“咱们文工队也入朝。”
“嗯。”我没说已经从廖沙口中得知此事。
“还有几个新队员要来，春红她们去选人了，到天津、保定、还有秦皇岛……”
我点了点头。
“新队员一到，咱们马上开始入朝之前的训练和教育，从各方面做好准备……”
我又点着头。心想，王队长要与我谈什么？难道要与我这个小女兵商量什么入朝训练问题？为什么还不谈那个“个人问题”？真急人！
王队长又不吭声了，只顾抽烟。屋里很静，能听得见他放在炕桌上的一只怀表发出的响声。从邻院传来一阵小号，不知是文工队哪个号手吹奏起来，只宛转激越地响了一个乐句，便戛然而止，好似狸猫在春夜中偶尔发出的几声啼嚎。
“王队长，您找我有事吧？”为了打破沉闷，我反倒先开了口。
王队长想了想，似乎下了决心，扔掉了烟蒂，关切地望着我，并且两手放在两腿膝盖前搓了搓，说：
“苦夏同志，找你来，是想和你谈谈你的个人问题……”
果然是廖沙说的“个人问题”！我两眼望定王队长，真诚地点着头。
“想听听，你自己是怎么考虑的。”王队长稍停片刻，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
“听领导的。”我脱口而出，并且补充，“我要向老同志们学习，加倍努力！”
“这个……”王队长疑惑地瞪大了眼。当他确认我不是在开玩笑后，喉咙里咕噜了一下，似乎咽下一口痰，清了清嗓子说，“这……个人问题……是说你的终身大事——你有对象了吗？怎么考虑的？”
天哪！是这么回事！所谓个人问题，原来是指个人的婚姻问题！从那以后，“个人问题”的特有提法深深烙印在我心里。并且，我以切身的体验证明，在革命队伍里，所谓“个人问题”其实决不仅仅是什么个人问题。此后若干年里，我还弄明白了部队中一些特有词汇：比如入党问题被称为是“组织问题”；男女关系错误被称为是“作风问题”或“生活问题”；职务的提升被称为是“进步问题”或“级别问题”；战友或同事之间的团结被称为是同志间或官兵间的“关系问题”，等等。
可是，在五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领导提及我的“个人问题”时，竟一时没弄清它的真正含意！而且，在我随后意识到王队长提到“个人问题”的真实目的时，我竟满面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有什么考虑呢？”王队长再次追问。
“没有……”我摇着头，如实回答，“真的，我确实没什么考虑……”
“真的自己没有什么考虑？”
“没有考虑。”我点头肯定。
王队长从炕沿跳下地，在室内踱步，走了一圈，转到我面前停下，伸手指着我说：
“你没有考虑，组织上给你考虑……”
“不不，我还不想考虑……”
“为啥不想考虑？”
“我才十六周岁，还小……”我低头嗫嚅着。心里却禁不住想，“组织上为啥要考虑我的个人问题……而且，为我考虑什么人呢？”奇怪的是，那时我眼前竟浮现出蔺哥的身影，仿佛看见他在朝我亲切地微笑……
“你不小啦，真是老大不小啦！”王队长非常肯定地说，“你想想，现在早过了阴历年，你该十七周岁了，虚岁就十八了——十八九、二十郎当岁的大姑娘，老大不小啦……”
我低头无语。心想，阴历年虽然刚过，但我是立夏那天的生日，还没到十七周岁呢。明明是十六岁，让王队长一下子给长到了二十郎当岁了。不过，在那个年代，女子十六七岁出嫁的确是很平常的。
“看起来，我对你的个人问题关心不够。我原本考虑你到文工队时间不长，业务上还需抓紧学习。我们觉得你形象、嗓音条件都不错，想作为骨干培养……可是现在要入朝作战了，上级领导督促我们，所以才抓紧时间找你来谈一谈……”
“不是要入朝作战吗？我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我找到了理由。而且，王队长又提到了上级领导，更使我本能地产生了畏惧。
“不影响不影响。”王队长一摆手，似乎一切不在话下，“关键是你表个态——”说到这里，王队长才意识到还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于是，又点了一支烟，边吸边瞟着我，一字一句地提醒我：“知道蔺有亮吗？”
蔺有亮？！我的同乡蔺哥——我当然知道！
“你当然知道，那个把你扔到这儿来的蔺大个子……”王队长绕着弯子说，“就是他的老领导、红军、战斗英雄，老团长翟玉祥——翟团长对你非常满意……”
听到这话，我好似低头出门不小心一头撞在门框上，头脑发懵。我再也没听清接下去王队长又讲了些什么，我只觉得思维停顿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怎么样？苦夏？我给你把情况都介绍了，你考虑考虑，表个态……怎么样呵！”
在王队长讲了一通翟团长的优点后，再次对我的催促下，我的脑子才又恢复思维。那时，我只记起春节前的舞会上，与翟团长跳舞的情形：像铁箍般缠住我的胳膊。悬在我额头上方的他的鞋楦头似的大下巴。从他嘴中不时呼出的混着烟酒味儿的口气。还有他反复对我说的话：“咱们这就算认识了，认识了。”
原来，这就算“咱们认识了”？
原来，这就是领导要为我解决的“个人问题”？
原来，我被蔺哥远离家乡带到这里，还没当好文工队员，还没上战场，还没成为一个像春红姐那样的连排级别的干部，却先要与一位大我二十岁的人结婚成家？
不！不！不！我失声喊叫道。
我双手掩面，觉得泪水溢满眼眶。我再不知该说什么，该如何应付。一种本能驱使我腾地从凳子上站起，不顾王队长的劝阻，夺门而出！
几天以后，我有些后悔这次冲动。我想，翟团长是单身，寻找他满意的女人结婚也无可非议。王队长受人之托，征求我的意见，也是对我的关心，我不应该觉得那么委屈，哭着从队部跑出去。看起来还是思想改造不太好，脸皮太嫩，自尊心太强。再说，人家是征求你的意见，又没有非逼你同意。俗话说，捆绑不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嘛，领导水平高，还能不懂这个道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自己一时失态呢？我本应该感谢领导的关心，虽然自己不同意这门亲事，但也应把组织上的关心当作动力，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和训练中去！那些天来，文工队按照师政治部的统一安排，也开始了入朝作战教育，为适应未来朝鲜战场需要，文工队也组织了射击、投弹等军事训练科目。而且，春红大姐又从天津、保定接来几个新队员，队里根据文工队成员新的特点，对全队开展“夜间教育”——在夜里给队员们出情况，让队员们单独执行任务，锻炼胆识。有时让小队员夜里摸黑到死人岗，从刚刚镇反枪毙掉的死人身上寻找反革命证据；有时让小队员单独到土地庙的泥佛座后取回“密令”……搞得我们心惊胆战，头皮直发麻。
半个月过去，我忙于训练生活，渐渐把王队长与我谈的“个人问题”抛到了脑后。我以为此事就算过去了，却不料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才刚刚开始。
那天下午，我和文工队员们一起在村头场院上进行射击预习训练。四月中旬的阳光已经开始炽热。我卧在地上，瞄着一百米外的靶子。太阳晒得浑身发燥，觉得棉衣快穿不住了。
“廖沙——让苦夏过来一下，有事找她！”身后不远处传来王队长的喊声。
我回头一看，场院边的一株槐树下，站着王队长和另一位领导——宣传科的武科长。武科长戴的眼镜在阳光下不时反光，好像眼眶里揿亮了两个小手电筒。
我撂下步枪，起身掸掸身上的土，走到王队长和武科长面前。在我走到距他们十几步时，我听见武科长对王队长说了一句：“妈的这个翟二小标准不低哩！”
听到这话，我心一阵发紧：会不会又是那个所谓的“个人问题”？
我的预感没错。
当王队长把我向武科长作了介绍，我向武科长敬礼、武科长与我微笑地握手之后，王队长开门见山地说：
“苦夏同志，上次我跟你谈的事考虑得怎么样？武科长对你也很关心……”
我不是明确拒绝了吗？怎么又来问？我暗自琢磨：会不会是要给我介绍武科长？无论怎样，我也不应发火，不应失态，尤其不应该哭。我告诫自己：沉住气应付，实在不行就找理由推脱呗！
“谢谢王队长，谢谢领导的关心。”我尽量委婉地说，“如果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想过早结婚。”
“哎呀你怎么这么犟呢！”王队长有些不耐烦，“早啥早？我说不早就不早，我们深县乡下，像你这么大的早抱孩子啦！哪个女的早晚不得嫁人，嫁个老革命老团长还不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