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画收藏知识最重要
2002年7月29日下午，“中国书画艺术品打假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该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家协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京联合主持，《美术观察》杂志社协作召开。在京各研究机构，美术院校，创作、收藏和拍卖机构的理论家、书画家、收藏家荟萃一堂。
会上，书画家对当今书画艺术市场上越打越盛的制假售假行为感慨良多。假书画极大地危害着艺术晶收藏，国外一些著名拍卖行由于考虑到赝品盛行的原因而宣布停止拍卖中国书画作品这类近乎封杀式的举动，使得中国艺术界曾经喊得很响亮的走向世界等口号成为一句空话。而售假对有关行业是自寻死路，而制假对于有才华的青年书画家则是毁才。
至于书画造假盛行的原因，一是历史原因，二是道德的和社会的原因。个人的见利忘义、社会和行业的腐败是制售赝品的内在根源。三是存在着无法可依、执法不严、管理无力等方面的问题。
与会者呼吁，应尽快出台对制售赝品行为的惩罚措施和法律，宣传正确的价值观、艺术观和道德观，并提出许多具体的措施建议。
一是借鉴西方把艺术品市场与纪念品市场作严格区分，抓紧画廊和拍卖行等主要的书画市场，盯紧各大拍卖行、画廊，禁止拍卖行销售假书画和禁止销售假书画的拍卖行，进而对各类艺术品市场再作清理。
二是在美术界和收藏界培养、形成一套相应行规，加强这一行业的自律性和规范化。
三是建立完善的书画销售代理制度，使书画家、消费者、国家和中间商等各方都能从书画市场中获得正当权益。
四是国家级的艺术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应着力培养未来的鉴定家队伍，对已有的鉴定家也要进行培训，建立一套考试制度，对不同行当的鉴定要分工细致，以解决目前书画鉴定的断档现象。鉴定家要具备高度的自律精神，严格把关鉴定工作。只有鉴定过硬，对造假行为的执法才能准确有效。
书画打假成为美术界发展的急迫问题，同时也说明了书画收藏投资的风险和难度。
书画收藏投资的法宝不是金钱，而是知识。2000年11月6日上午，在北京昆仑饭店多功能厅举行的嘉德古书画拍卖会上，985号的王原祁（1642—1715）山水画引起激烈的竞投热潮，画价从7万元飙升到74万余元，落槌于大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的牌号上。
徐邦达老先生是中国书画鉴定界的泰斗，号称徐半尺，即所鉴定的字画打开半尺即可知其真伪，经他所鉴定的名画不计其数。与上海的谢稚柳老先生并称为中国书画界的权威，民间有“南谢北徐”之说。
徐邦达先生已90高龄，亲自到场举牌竞投，且有必得之志，在场者无不为之惊异。据说，徐先生得画后，悬之书房，面对端坐三日，观之赏之，大有无尽的乐趣。2001年春，一位忘年交到北京看望徐先生，他道破竞拍时志在必得的秘密：“这便是‘中国的印象派’。”
书画收藏投资的目的离不开经济的和精神的两大方面，二者兼顾者可能最多。经济方面祈盼保值、升值，比较简单。精神方面则有多个层次：了解、认识到欣赏是一个阶段；从欣赏到研究，即进入了第二阶段；考证直至发现，应是最高阶段了。收藏的快乐，也是伴随着这些阶梯，逐步深入的。
成功的收藏投资来自“识”。徐邦达先生说出“中国的印象派”六个字，看似轻而易举，实则一大理论的精练概括，非有相当学养不能解。
所谓印象派，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兴起的一个画派。该画派追求光色变化中物象的瞬间印象。“中国的印象派”，应该说元代已见端睨，倪云林作画，自谓“写胸中逸气”，其主观因素可想而知。到了晚明董其昌，山水画的抽象因素开始突出，形成半抽象的程式。这一程式，在王原祁手中深化，又辅以斑驳随意的色彩，便完成了一个新的创造。
邦达先生给予他这个称号，是看到他与西洋印象派的异曲同工处，且早于西洋印象派两个世纪！
邦达先生说，王原祁的画，第一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王己千先生出让的。第二即为此幅。其重要性在于，既有他的理论的最后陈述，又有他毕生创造精华的充分展现。邦达先生的发现，给他带来了快乐。可见，书画收藏投资的基本知识是成功投资的向导。
笔者在收藏投资当代画家的作品时，对收藏投资行为中的“识”也是深有所感的。
1996年，在深圳博物馆举办的一个艺术品拍卖会上，我看中李伟的一幅作品《陕北秋》。当时，我只是出于直觉，对这幅画中表现出的一种朴拙单纯的意境感兴趣，但并没有意识到这幅作品有什么独特的好处，就和参拍其他的作品一样，希望侥幸地在别人都不在意时以合适的价位获得。
没想到参拍这幅不起眼的画的人挺多，其中有一个就坐在我后面。这是一个留长发的汉子，穿一件普通得记不清颜色的休闲短衫，他不时地和身边的同伴讲着正在拍卖的画的价值，建议对方的买价。就在我举牌竞《陕北秋》的时候，他突然又报了个价，语调中充满了热切希望得到这幅画的激动。
随着价位的高升，他退出了竞价，我也作观望状，当拍卖师举槌说“最后一次机会”时，他急切地对我说：“买下它，快买下了！”
是他的那种神态激励了我，我在迟疑中几乎别无选择地举牌，在他的那种激情钳制下，我没法拒绝。
《陕北秋》归到我手中，我有些遗憾地说这幅画的画价贵了点，他略显惊讶地说：“一点都不贵呀，在兰州，以这个价位在李伟家里是拿不出来的。”我说这种“土气”的风俗画不好看，在家里挂不出来，他不以为然地摇头说：“不，挂在家里也很雅的。”
果真，后来我越看这幅画越雅气。看得多了，不禁和这位指导我买了这幅好画的人联系。他就是毕业于中央美院研究班的画家樊鸿宾。他收藏了大量名家作品，他的成功的收藏投资，来自于他丰富的国画知识。
收藏投资中国书画，首先要能鉴赏中国书画，了解中国书画的时代特征和笔墨特点。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样的书画更具有收藏投资价值，才能知道谁的作品更具有增值潜力，遇到一幅作品，才能知道是真是假。
鉴古而知今，要学会辨别当代中国的潜力书画家，必须了解中国书画各时期的发展状况，这时判断当代中国书画的价值十分重要。
如果有了中国书画的基本知识，了解了中国书画各时期的特点，在收藏投资当代潜力书画家时就会有自已的判断就不会上当受骗。
二、揭秘书画作伪
历代名家的笔墨丹青是中国的国粹，是民族精神之所在。但也正因为它珍贵，以致价值连城，所以传世书画中，冒名顶替者，以假乱真者，瞒天欺人者，数量委实可观。笔者见到一幅清成亲王书法。成亲王名永理，是乾隆皇帝第十一子，自幼专精书法，深得古人用笔之意，书法名重当时，与刘墉、翁方纲、铁保并称清中期四大书家。此书轴为纸本行书，纸已泛黄，看似真迹，然仔细端详，发现字与字间虽有些变化的行楷间出的节奏，但缺乏成亲王书法所固有的挺峭和坚实。这种有形无神的作品显然不是出自成亲王之手。笔者还见到一件龚贤的山水册页。乍看起来，册页中8帧山水小品墨气浓重，但由于过分追求用墨的层层染渍，画面显得过于沈拙而毫无清疏之趣。这无非是伪造者有意夸大龚贤画风，设法使人认定其为真迹。名人书画中，这类以假充真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所以，近人赵汝珍说：“书画之作伪由来甚久，为之精者每有混珠之可能，今世所存古玩十九皆鱼目也，鉴别者若不深悉其作伪之内蕴而徒事作品之判别，鲜有不受其欺骗者。”（《古玩指南》第二章）这绝非夸大其词。
书画的作伪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萧衍就曾与陶弘景讨论过《乐毅论》、《太师箴》的真伪问题。王羲之的法书，在其过世不久，甚至于当时，就出现了伪作。隋唐以降，以复制品或伪造冒充真迹的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复制、伪造大名家作品之事，不但见于文字记载，而且有为数不少的复制品、伪晶传世。除了有意伪造，也有在当时并不是有意作伪，而是有人照范本临学，临本流传下来却被后人当作了真迹：有的本是小名家作品，或无名款作品，被改款伪托或误定为某大名家作品。此外，还有一些是大名家的亲属或其门人的代笔书画，竟也成了此大家之真迹。据说，唐寅是周臣的门人，后来唐寅的名气超过了周臣，于是周氏为唐寅代笔。也有的说，周臣与唐寅画风相近，后人为了牟利，将周画的款印挖去，改书唐伯虎之作。又据邓之诚《骨董琐记》云：“西园左笔寿门书，海内朋交索向予，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的赝作也无余。文人游戏何所不至，恐自来作赝者不止板桥，而板桥所赝者不止寿门耳。”这就是说，郑板桥也做过假画骗人。而郑家中之木工谭子猷经常看郑板桥写字画画，久而久之，对郑的笔法和特点比较熟悉了，便画些竹石，冒郑板桥的名字去骗人。由于书画作伪并非始于近代，同时又间有多种复杂情况，书画的辨伪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近现代的书画作伪，不仅延袭了前代的各种手段，而且形成了规模和体系。特别是一些专事伪作的店铺和作坊，对伪造各大名家之作，已经有了明确具体的分工和与之相应的纸绢及工具。据北京籍的一位老先生讲，他的父辈在民国年间就是专为一家店铺承担伪作之劳的。其父辈书法基本功深厚，但为生活所计，每每为店铺仿制名家墨迹。店家往往出示某名家真迹于他，同时送来已经作旧的纸绢，由他在上面书写与某名家书风完全一致的手卷或中堂，然后由店家取走，再加盖印章。印章由擅刻某家印章的人专门刻制，纸绢和印泥是由专事此道的作坊或个人特制的（也有用书画家那一时代纸、墨的），装裱也有专人负责，多方伪装作旧。经过如此一番加工制作，伪品即可乱真。老人还讲，当时干伪作行道的人根据每个人的书法特征，仿造某家作品是各有侧重的。如有的书风苍润严谨，则专仿文征明：有的书风波磔而得“六分半书”之法，则专仿郑板桥，有的具貌丰骨劲之味，则专访刘石庵；有的具淳厚超脱之气，则专仿翁同龠禾。所作之书，皆与真迹相差无几。其中有一位无名之土仿清代大书家王文治之作，竟比真品更具神韵。可惜这些人因声名不重而一味作伪，一个个埋没了自己的才华，而且以他们的乱真之作给书画的鉴藏带来了难以理清的混乱。
与这种作伪手段配套进行的，还有一套令人难测的售伪办法。根据民国时的资料记载，我们将旧社会北京的一些不占门市的古玩商号制造和兜售伪书假画的行径一并作一介绍。
这些欺人的商号往往雇用10岁上下的学徒，先让他们任意书写绘画，半年后，掌柜斟别何人长于写字、何人长于绘画，凡有一长者则留，不行的就遣散出去。又过半年，掌柜将他们每个人作品详细审查，看何人之字类何人之体、何人之画类何人之笔。然后，为他们选择与其书其画相类的古人书画，专事摹仿。如有的学徒的字近似董其昌，则由掌柜觅来董其昌的真迹，令其学习：有的学徒的画类似唐伯虎，则由掌柜寻得唐伯虎的真迹，令其学习。分定之后，学徒照指定的书或画终日终年临摹不止，而且不许他们看其他任何人的作品，也不准参与任何事情。以防乱目扰神。这样10年、20年、30年过去，虽不能个个学成，终有一两个可以乱真者。这时，掌柜才拿来该名人（如董其昌、唐伯虎）平常所用的纸、墨，令其以该名人生平故实设词立意，以该名人笔法写字作画，使之与该名人真迹完全相同，毫无破绽。书画作伪即成，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伪售阶段。
推销伪书假画一般不在本地，而多选在该名人的出生地或滞留最久的地方。他们串通那里的书铺、小摊或旧货铺，托为代售，而且不将全部伪作摆出来，每次只悬挂一幅。当地书铺、小摊的主人故意装作不了解这件作品的真正价值，且于言谈中流露出这类作品在当地常有发现、本地人不以为宝的意思。到此地游历或前来收买古玩的外乡人，必然想到这是某某名人的故乡或滞留之地，本来就抱有得见该名人真迹的希望，只要见到这类作品，大多不存真伪之考虑，不管索价高低，必定设法购得；而且一旦购得，便秘不示人，自以为平生奇遇，大占便宜，却不知是中了售伪者的奸计。作伪之术，可谓高矣！售伪之法，堪称绝矣！古今中外，收藏者由于不能辨真伪与明是非而上当受骗的，是大有人在的。可见，购藏名人书画必须慎之又慎。不知实情的人凭着想当然的推断，或心存侥幸，不作认真思索和判别，极易陷入他人圈套，最终后悔莫及。
伪书假画除了有摹仿和臆造的，还有对不落款、不盖章的旧书画补款改题以增其身价的：有以“金蝉脱壳”之法，将原书画本身挖去，利用原装裱嵌进伪本的：有的通过改款将晚期的书画之作改为早期的书画家之作的：也有的专干拼凑的把戏，从几件作品中各取一部，组织成章，乍看起来各部分好像都有来历，组合在一起并不谐调。现今，一些画店、画廊甚至与作伪者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欺骗买家。更有一批“专业户”专干作伪的营生。有人曾在一座破庙里看到一家作坊。坊主自称不论什么名人杰作，他们都能仿造。这里有人仿画，有人仿落款，有人仿题诗，有人仿印鉴，一环扣一环，流水作业，应有尽有。作为书画鉴赏者，只有对伪品作深入的研究，明其心机，知其底蕴，方能获得“真宝”。所谓“既想知真，必须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就是这个道理。
怎样才能在大量的书画中知真辨假并从中获得“真宝”呢？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以古书画为师。”这确是至理名言。据先生自己讲，他早年买过假王原祁的画轴，从中他吸取了教训，进而得出“多看实物，多作比较，以便逐步认清各个时代各个重要作家的作品的面貌”的深刻体会。他不但自己收集书画藏品，还结识了不少书画收藏家和古玩商，使他有更多机会目验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真迹或神晶，有的画他还反复临摹，揣摩其中的精蕴，这样他才逐步从“吃”进假画的窘境中解脱出来。他在《我和书画鉴定》一文中说：“古书画的真伪，主要在笔墨的异同区别上，要熟悉这一点，依靠相片、影印本都不行。必须面对书画实物才能把一笔一划看得清楚。临摹更好，临一遍比看十遍更易理解原作和加深印象。”有人捉出，鉴定古书画主要靠“目鉴”与“考订”。“目鉴”是面对作品凭视觉观察辨识：“考订”是借文献对作品的真伪优劣考核订正。“目鉴”与“考订”均以“多看实物，多作比较”为前提。受人尊崇的书画鉴定家无一不是饱览书画实物的人。他们高水平的判断力正是他们数十年观察、体会、研究的结晶。
三、“二主五辅”具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