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美国的问题，而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谁能把自身问题处理得更好谁就会催生竞争优势。对中国而言，欲让一个古老沧桑的文明焕发出亮丽现代的青春，当然具有一定的难度，挑战空前，歧路和陷阱处处可见。唯有依靠大智大勇，大仁大义，路径优化，绝地求新，才能昂首走向希望的明天。我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经常会冲动地想解决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会忽然发现自己原来也是问题的成分之一。到底应如何解决？尽管困惑无比，但必须寻求答案。
现代化是中国崛起的必需武器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个国家也是如此，但必须承认每个国家的问题和挑战程度却是各不相同的。中国自然也有中国的问题，而关键在于问题的史无前例和复杂交错，绝对在人类世界的“问题清单”上名列前茅。
“中国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改造和甩脱各种落后束缚，全面实现中国文明与社会的现代化，由官权走向民权，由人治走向法制，由盲从走向科学。
既然是“中国问题”，就必然影响每一个中国人，广大中华文化圈以至于整个世界。与此同时，解决和突破“中国问题”，也必然成为近现代以来一切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和奋斗目标，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和文明的深切期盼和夙愿。
有人会问，那么中国不搞现代化或者缓行现代化，也是否为一种选择呢？历史已经就此给出了明确答案，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现代化进程明显落伍的中华文明几乎被世界淘汰出局。现代化关系中国的命运，甚至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最高领导层也没有忘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80年代重启了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征程。一如孙中山先生曾经深刻指出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代化是时代的召唤，是物竞天择的考验，是人心和民意所向，中国和中国人别无选择！
有人可能就愈发好奇：既然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和走向，那么就努力奋斗去实现现代化就是了，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还会产生问题呢？
但很可惜，这个事情与过程不仅产生了问题，而且问题还异常复杂棘手，剪不断，理还乱，也因此被命名为“中国问题”。许多人为此甚至深感悲观无解的宿命，也有许多人无奈地选择了委曲求全，更有不少人本身就有意无意地成为了“中国问题”的一部分。
仔细深究起来，“中国问题”的复杂难解主要是由三大难题造成的。
首先，文明进化的阶段断裂与双重挑战。众所周知，中国拥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与文化发展历史，而且从13世纪左右起进入到盛极渐衰的状态。而就在中国文明在封建社会发展顶峰徘徊不定，难以自我超越之际，西方的欧洲则终于开始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并在16世纪全面开启了划时代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人类文明勇敢扣响和推开了迈向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宏伟之门。
于是中国文明“屋漏偏逢天下雨”，自己在走下坡路，而西方的新文明却是异军突起。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严重加速了中国文明的衰败。时至今日，欲挽狂澜的中国人，就必须同时应对内外交困的难题和挑战，也必须直面中国的现代化难以“中国原创”，必须主要通过“拿来主义”加以推动的现实局面。
第二，面对西方文明的两难选择。由于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几乎完全与中国文明擦肩而过，这导致了近现代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一边倒”优势，组成现代化核心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法律、教育、军事、体育等概念与发明几乎全都发生在西方，一时间中国对西方文明似乎只剩下了学习引进的份儿。
但与此同时，落后还要挨打。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要求大量开辟海外殖民地、资源和市场。如遇过于孱弱的对手，西方则采取了“谈不拢就打”的炮舰政策，并屡屡奏效。于是，中国只能向“老师”学习，而这些“老师”动辄欺侮学生，这学生当得就很有些窝囊了。由于中国的文明创新功能仍迟迟难以恢复，这个两难的当代后遗症就是：西方依旧不断主动逞强，而东方仍不得已示弱。
第三，中西文化在现代化阶段的“基因隔阂”。尽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上落后西方，但如能做到奋起直追，顺利引进嫁接，“后来者居上”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障碍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的众多核心价值、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往往与现代化有比较大的出入，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于是，中国发生的所谓现代化革命或变革，经常会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不彻底或鱼龙混杂，甚至有时候还以革命或改革的名义，实际推动着背离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可悲危机。尽管有极端激愤者为此也曾提出过“全盘西化”的口号，但实际操作起来既不现实，也不明智。对中国这样的千年文明东方大国，既应该发扬自己的文化智慧防止食洋不化，同时又必须剔除传统糟粕走向现代化。其中的甘苦、徘徊、迷惘、冲突和牺牲，恐怕只有中国人自己感受最为深刻。
于是“中国问题”的基本根源就是现代化在中国进展缓慢、微微“水土不服”，及其具体实践结果的错位异化，导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困扰、拖累，更导致了我们即使已经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和难度，但是仍然缺乏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手段。尤其是行动后果可能出现的事与愿违和风险难测，难免令人产生束手无策、止步不前和望洋兴叹的感触。
为此，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既有重点倾斜，又有系统科学；既强化经济基础，又优化上层建筑；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发扬人民民主；既推动自由意志，又树立法律权威；既开放睦邻往来，又捍卫主权完整；提取中西精华，力争追赶超越。
当然，这些策略说来容易做时难，这其中所要求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和大公大道，必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与开拓。
有共识才能解决问题和迎接挑战
2011年4月适逢中国著名的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北京一家报纸刊出长篇访谈，表示清华大学将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解决中国问题”为己任，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克服传统的落后、阻挠及误区，在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该访谈认为“如果对中国的问题都没有能力回答解决”，那么所谓一流大学也就沦为空谈。
清华尽可以壮志凌云，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集若干所高等学校精英之力，试图去解决中国问题，也确实成了所谓中国特色之一，这其中反射出三大深层动因，非常值得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察反思。
首先，现代化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和发展，主要依靠具备现代教育内涵、结构和规模的大学为平台和渠道，大学鲜明地揭示出现代化的理性、科学和知识文明特征；而以农业文明起家的中国，不乏农业文明的高点，但是中国农村及其文化背景绝对成为不了现代化的发祥地。
再者，学者和学生不断走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前列，对推动现代化责无旁贷，因为其同时具备了现代先进知识和青春开拓求新两大特质，也就说明所谓中国问题，更多是源于普遍的传统“向后看”保守哲学及现代科学和理性素质的欠缺，经常导致了学界不被理解和支持的孤独超前与抗争。
第三点，学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但并不能成为实行全面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因为只有当现代化成为全体人民的主动追求时才能成功，徒有相对少数的知识分子热情和呐喊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经济能力增长和有效现代化启蒙，知识分子必定孤掌难鸣和片面单薄，自己反倒可能被中国问题所解决摧毁。
由于中国问题难度比较大，中国知识界与其雄心勃勃、甚至有些夸张地宣称要“解决中国问题”，不如实际上维持住自己不被中国问题所解决、消化更为实际。历史已经见证了不少中国知识人士年轻时变革求新，中老年后却归于保守被动，甚至开始怀疑所谓“中国问题”是否确实存在或者值得改革，其实这是已被中国问题的艰难拖下水的典型征兆，即继续攀登已经无力，转而走向下坡路。
欲有效推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解决，中国知识界必须做出全民族启蒙的崭新努力和举措，促进文化深层及心态上的现代化，具体说来应该在以下几个要点建立和普及全民共识：
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封建——无论是赤裸裸的专制或现代式腐败滥权，绝对不应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主流特征；民主和法制必须取代专制滥权，因为只有民主法制才能形成对专制和滥权的有效制约和矫正，并促成舆论的有效监督和百家争鸣。
其次，以知识与科学取代迷信和盲从，以自由和开放取代禁锢及封闭。在这两个方面最常见的异化，即是中国问题经常会找到各种借口来给知识科学以及自由开放上枷锁打折扣，集体无意识般地无孔不入，长此以往，其对现代化核心价值的蚕食破坏程度乃是可想而知了。
最后，现代社会推崇培养公民的自我管理和发展能力，而非动辄去借助外力为自己“作主托管”。相对于传统暴民的“无法无天”或顺民的“唯命是从”两类极端倾向，自立自强自律的现代公民文化才是民族真正复兴崛起以及创造力恢复爆发的唯一坦途。
解决中国问题，还是被中国问题所解决？一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生存还是毁灭”疑难，是中国文明发展悬而未决的问题，更是当代中国知识界和青年一代所必须直面的巨大挑战。
2011年10月10日是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中国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可能会觉得，这100年前的事情纪念一下可以，但毕竟已是时过境迁的历史了。更何况今日中国，一如官方舆论所指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突破5000亿公斤……”与百年之前的中国早就是今非昔比。
正是沿着辛亥革命以来开拓的道路，几代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奋斗，探索追求，中国和中华民族不断摆脱自我摧残的枷锁和障碍，开始走向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辛亥百年之后，中国仍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国家统一和领土领海完整；民族的创造力和教育启蒙能力；社会体制中的特权垄断和向“法治”公平正义的过渡期的一些问题；市场和民营经济的主导力有待大幅提升；自强、自立、自律的公民社会发展依旧存在阻力。
辛亥革命确是开天辟地和扭转乾坤，因为它不再简单重复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模式，而是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社会长达2500多年的封建帝制，带领着饱经风霜的文明古国勇敢地走向共和。“共和”这个词起源自古罗马，意思是“人民的公共事务”。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让人民来主宰决定国家的命运，让卑微了几千年的普通个体不再卑微，让所有公民焕发出尊严、权利和力量，乃是现代中国腾飞于世界的首要前提，也是古老中国走向共和的神圣使命所在。
但是，一个封建王朝可以在一夜间被推翻，国家人民的贫困落后，还需要长期努力才可改变；封建主义的落后思想还残留余威，不断侵蚀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和行为，连矢志革命的新型政党及其领导人都无可幸免。国民党一直到从大陆被赶到海岛上，才对失败渐渐有所醒悟。如今，台湾虽然各方面发展进步都颇具起色，但从地缘政治、区域安全、经济潜力与文化成长等战略因素来看，台湾与大陆合而为一才是其最光明的前途。
大陆方面目前的成绩显著，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举国上下不是对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缺乏共识，而是对如何解决如此问题和迎接如此挑战缺乏共识。因此，辛亥革命至少在动力、时机和目标三大方面依然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充满启迪和警示。
首先，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面对内部危机，同时在外来先进文明的鞭策下发动的变革。于是这就确定了辛亥革命必将超越封建时代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性质，开拓现代中国历史的真正先河。从此中国的发展进步，都必定是在世界演化的大背景下发生，任何隔绝和闭关中国与世界的尝试都只能是徒劳和失败。
从辛亥革命的推动成分上看，这也不是一场农民起义，革命的中坚力量主要由先进知识分子、海外华侨、起义的军队和新兴商人市民阶层组成。这场革命取得了成功，同时破坏性也不大。倒是随后的长期军阀混战让中国继续衰败，这就是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后遗症大爆发，是不可能靠一个辛亥革命就加以解决的。
中国的事情最后还要通过动员广大的农民参与才能奏效，但是奏效不等于可以解决问题，关键是如何动员农民参与革命，是通过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就功德圆满，还是不断推行科学教育启蒙、城市化改造与公民素质提升？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从时机上来看，辛亥革命不是一场主动的前瞻性的变革，而是被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及西方文明的来势凶猛给被动逼出来的。这种逼上梁山的革命一般都对未来前景缺乏准备和计划，导致分裂和战乱的概率陡增，绝非国家民族良性发展生息的福音和最佳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1908年8月，清朝被迫宣布了实行宪政共和的时间表：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计划在1917年建成君主立宪制国家，并且也开始了一系列走向自由开放的宪政准备铺垫工作。
但是，长期的国难当头及满清统治者对民主宪政的三心二意，终于致使全民彻底失去了等待的耐心，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其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就是，主政者必须具备主动改革和加快改革的勇气和决心，空喊口号无济于事。机遇难得，一味延误改革只能误国误民，害人害己。
再有就是辛亥革命的目标是自由、平等、博爱，是走向共和、民主法治。这个远大目标的实现，只能通过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全社会，包括政府、政党、军队、警察、企业、机关、个人等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而不能靠某些人超然于规则之上，或同样的规则在有些人身上有效，而另外一些人身上无效。
用竞争和制衡解决中国问题
回首中国近现代百年走过的道路，现代化仍是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路径选择的片面和肤浅，于是也直接导致了过去中国现代化浪潮的两次大挫败以及目前第三次浪潮所面临的是否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