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两国的心态比较来讲，美国是年轻的新大陆移民国家，心态总体比较开放、简约和富于动感。而中国的心态要复杂悠长得多，说出来可能令现代人难以置信，但在1840年之前，中国人都还相信事情是过去的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理想就是恢复早期的周礼，所谓“克己复礼”也。在这样“向后看”主流指导思想牵引下，中国人的心态自然会比较地保守、淡定，重视保持而非创新，期待恢复而非开拓。进入近现代以后，虽然许多人在表面上接受了发展和革命观念，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习惯向后走。而实现中国的真正进步，中国心态必须迈向新路。
向后看总结，向前看学习
中国自1979年起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第一步的腾飞，重新回到了世界发展的前沿。那么巨龙实现腾飞的秘诀和根本动力是什么呢？
撇开表面文章，我们仔细审视就可以发现，促发中国进步和崛起的原动力，不是意识形态，也非廉价劳力，更非单靠外资，而是中国在一些心态上的优势，及其能动活力的复兴与解放。
中国的心态优势发轫于中国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涵盖了哲学素养、军事谋略、历史集成等几大部分，并从此不断浸染熏陶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和头脑，可谓代代相传，逐步形成了中国人文化心态的基础平台，既左右了中国人对世界与人生的感知认识，也指导其日常的行动方式和习惯。当然，这其中也有历代中国人不断推进此个文化心态演进的努力，更包括了阻碍甚至扭曲这个模式成长的悲怆。
这种心态形成后，使得中国文化拥有了同时期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优势，于是极大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蓬勃进步，一直达到汉朝与唐朝的发展高峰。可惜的是，也许是文明盛衰的周期规律，或者是治乱循环使然，中国文明在汉唐之后没有能继续发挥拓展自己的优势，而是不智地走向狭隘、片面和僵化。自身发展的缓慢就等于是对追求卓越与优秀产生了懈怠和盲区，其结果一定是不断让位屈从于二流甚至三流的思维和作为，长此以往，国家民族的雄图大业也就难以为继了。
比如，古代的孔孟之道，其原始学说本是充满创意与活力的，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其实就和现代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实质与内核十分接近！而孟子主张君子应该培养“浩然正气”，指出世间无非有“两种气”一种是凡人之间的气，且谓之俗气吧；还有一种是介乎于人天之间或天地之间的气，堪称正气。针对中国文化在宗教情怀及形而下物质欲望制衡方面的相对缺憾，孟子所提倡的浩然正气确是难能可贵的精神与素质修炼对策。
然而众所周知，后来大一统的历代封建王朝为建立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强行把一家之说规定成唯一正统（所谓“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逐步抽去和剥离了孔孟之道中的能动性。最好的例子就是儒家本来主张学习精通六艺：礼仪（道德）、音乐（审美）、射箭（体育）、御车（习武）、书法（文学）和算术（计算）。
孔子当年训练弟子教人成才，其实是非常注重德智体、意志、分析和审美等综合能力的培养，难怪他所处的年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可惜的是，当儒学后来被历代朝廷阉割后，统治者出于自身懈怠加愚民的考虑，儒家六艺中的活力和动感便不断被去除，最后只剩下三从四德、琴棋书画等教条缺乏活力的东西，导致了视野的萎缩，行为的弱化和判断及创造能力的衰竭。
官方孔孟之道最终堕落扭曲成可悲的僵化和教条，并不断误导和贻害中国和中国文化，引发了从宋朝开始的国运下坡路，一路下滑到1840年鸦片战争西洋鬼子隔海打过来叫阵挑战，才不得已而被迫迈入近现代的大门。到了1919年著名的“五四运动”时，新一代中国人愤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心态虽已遭自损但仍苦撑危局，并从此进入到一个“浴火重生”的崭新阶段。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中国社会生活走上了比较正常的轨道和状态后，理性与常识更多地替代教条和激进，儒家学说才得以回归向自己的独特本色和魅力，我们也就看到了诸如“新儒学”的复兴以及《论语》的人生和济世智慧又重新启发和激励着中国及世界。
实践和事实充分证明，古往今来中国的每一个发展进步，其实都是源于对自己内部文化活力的复兴、解放与更新，而所遭遇的每一重大挫折或倒退都是由于对自身能动与创造力的束缚、窒息或自宫。这样深刻的文化盛衰教训，难道不值得当代中国人深刻反思和记取吗？文化的能动性乃是一切发展的根基！只要充分解放自己核心文化精髓的能动性，同时结合消化吸收其他文化中诸如科学精神、公民社会及信念培育等优良因子，中国文化必将真正腾飞于世界。
以美国华裔的文化心态历程为例，回顾起来可以说大概走过了三大阶段。早期劳工移民阶段，当时大清朝已是行将就木，朝不保夕，其下层贫困子民们远渡重洋也就是为了基本谋生需要，很难说有什么文化目标追求，也因此在美国这个多种族竞争社会中造成了自己的被动和弱势。
第二阶段主要在“二战”之后，以台湾和香港的赴美移民为主。这一代人的总体素质有所提高，对中西文化有更多的认知感受，同时继承了中国人海外艰苦创业，努力发展的传统，也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精英人才。但从总体文化心态来讲，还是比较被动苟且，自我失落。有台湾来的美国华裔公开称自己只是“偶然成为亚裔”。这什么意思？自我种族和文化虚脱与虚弱感的告白而已。这一批华裔还太容易相信其他种族中某些人为其私利或偏执而制造出的文化虚幻，脑子被别人引导，不知不觉地只会在在别人规定好的轨道上思考行事。
美国华裔的第三轮文化心态浪潮是自1980年代起，中国大陆的精英学子与人才登陆美国，一直激荡到今天。这一代人的心态比港台移民一代更加独立自信，受教育程度较高，而且适逢中国重新发展崛起的大时代，已开始摆脱早期某些“全盘西化”抑或“文化自闭”的激进和片面倾向，更加主张文化的融合与竞争演化，并注意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中发掘优势并加以运用，于是也就有了现在对中华文化心态的崭新认知、发扬和推崇。
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唯有宏扬自我，不断自强，推陈出新，才能极大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并最终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灵活对外务求实际利益
一个国家的对外心态经常表现在其外交指导思想与实践中。外交不是大家乐，弱国难有外交，外交是需要综合实力为后盾的。比如有观点认为，2010年中国外交展现了“实力雄风与高调新姿态”，也许如此，但做外交的成功标准不在于“展现”了什么，而在于“取得”了什么，否则还是于事无补。
从务实的角度观察，中国外交的业绩其实还是比较乏善可陈，比如周边的领土领海主权问题，依然没有出现对中国有利发展的根本迹象，反倒是更加棘手；从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及所谓“六方会谈”流产，到对美国售台武器、会见达赖等动作依旧无能为力，再到“谷歌”风波中的表现被动，都值得中国外交对自身的哲学、功能及手段等大力加以反思和改进。
反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为了遏制和制约中国崛起，她上台后搞出了几轮合纵连横式的外交动作和宣示，并号称是使用“巧实力”，就让中国周边随即是非增加，难以安定。中国有关方面也是疲于应对，突显被动。
以哲学而论，外交这个概念不知为什么在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往往被狭隘理解理成友好往来，外事安排，或宣传窗口。这样的指导哲学也直接导致了外交务实功能的退化萎缩，外交人员多是跑跑龙套，应付场面，作个发言人，手段保守呆板，很少主动创造，最终鲜有实实在在的斩获。
有人会说看今天中国军力真是鸟枪换炮了，印度洋上都跑着中国军舰。其实对此也不必大惊小怪，还是要从结果衡量。当年大清朝“北洋舰队”鼎盛时期曾造访过日本，“定远”和“镇远”两艘超级战列舰颇令东洋岛国胆战心惊，但也发生了北洋舰队水兵上岸观光时遭到日本浪人挑衅袭击的恶性事件。随舰的西洋顾问建议主帅丁汝昌下命令向日方开炮以示惩戒，坚决维护中国海军的军威。
但丁汝昌优柔寡断，认为没有接到朝廷的命令，不能擅做主张。最后不仅令日方凶犯逍遥法外，还可以说也为后来北洋舰队亡于日本之手埋下了可悲的伏笔。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它不在乎龙旗飘飘的招摇，而只注重其最后胜败的结果。
2010年美国过世了一位资深“总统特使”级别的外交官，名为赫尔布鲁克。此人一生经历过众多重大外交事件，其中作出突出成绩的一项，是在1999年科索沃危机的解决方面。当时由于南斯拉夫联盟内部的民族冲突加剧，导致北约介入，要求南联盟政府停止武力征讨科索沃。
南联盟政府自然是不从，于是美国派出赫尔布鲁克前去斡旋谈判。赫氏很快就发现南联盟根本不屑就此事谈判，于是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以轰炸求和平！而且据赫氏本人回忆，他曾经面对面地与当时的南联盟总统“摊牌”——对方质问：“为了科索沃这么个小地方，难道你们真的丧心病狂了要轰炸我们？”赫尔布鲁克说：“是的，我们就是丧心病狂了，我们就是要炸你们！”
最后的结果是，北约果然大举轰炸南联盟，最后以南联盟被迫从科索沃撤军而告结束。
“以轰炸求和平”，很难想象中国外交或外交官会推出类似这样的思维和动议。但常识告诉我们，不太动听的东西往往顶事，其结果要超过任何华而不实，而赫氏并非军人，只是一职业外交家而已。再想想当年丁汝昌身为海军主帅，在日本暴徒挑衅面前却只知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着实是令人汗颜。也是这个赫尔布鲁克，曾当着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面痛斥其政府官员的腐败滥权。
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从其精英人才的综合素质中已不难窥到。
于是，外交到底是干什么的？场面和口头上的东西当为次要，而应是能实实在在解决各种问题、矛盾和危机。
现实的一个生动例子是关于朝鲜半岛危机的解决。“六方会谈”看上去不错，但事实证明没有多大作用，反倒成为朝鲜方面左右反复的“套现”工具与赌博筹码。现在美国、韩国及日本干脆把牌桌一掀，不玩了，改成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朝鲜反倒有些软了下来。不能只片面地宣称：武力不解决问题。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才往往更为有效。然而这些都是手段，还是最终取得的实质性结果更重要。
我们有了钱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