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改革瓶颈的技术研究课题众多，比如民主政治、法制权威、公民培养、信仰价值、利益分配、社会稳定，等等。以民主政治的技术研究为例，这些年来，中国不缺“民主是个好东西”那样的口号层面赞美和呼吁，也不乏民主“不适合于中国国情”那样的担忧和指责，但从操作技术层面，针对中国特定条件和环境下瓶颈突破的研究探讨却并不多见，这也是造成目前中国深化改革后劲不足，锐气难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乏力，反而为旧势力和思潮的复辟提供了可乘之机。近年来历史目睹了中国某些地方“文革”式的最后疯狂，就极其促人猛醒。
鲁迅先生曾经感叹中国的变革之难，“连移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现在看来此说也不尽准确。从技术角度观察，中国并没有例外于变革的常识规律，即容易对位的以新换旧，变革就来得较快和顺利；而不易对位的领域改革就困难重重，举步为艰。
什么叫容易对位呢？即指单元的取代与革新。洋枪取代弓箭，汽车取代马车，长途铁路取代驿站交通等维新就不用说了，在形而上层面，也有比如以新式教育架构取代旧教育体制。在这个事情上中国没有太多的犹豫。1898年国家设立了新式教育机构“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而后全国各地创建新式学校，兴办现代教育便如雨后春笋。到了1905年，清朝正式宣布废除实行了几千年的科考制度，全国的反应已是波澜不惊，水到渠成。谁说中国人不能和不善变革？
但如果在不易对位的领域，比如民主法制，即要以现代多元取代传统单元，中国的实质变革就迟缓艰难，并时有反复。中国的古代政治，其宗旨是依靠设立单一绝对和无限权威，来震慑天下和维护统治，否则就认为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国将不国。比如在著名的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及孙权的三方势力，有时为了现实利益可以结成临时的联盟与合作，但各自的长远之计都是消灭对方和异己，而后自立为唯一正统。从没听说过三方有打算妥协合作，联合组成一个共和国一类的打算。
此种政治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中国，比如在民国时期，中国曾将国家元首与政府领导由不同人选担任，但是现实的效果却不如意，导致中枢权力冲突及不稳，甚至导致双方相互之间的权利争斗，后来又逐渐地转变为党政军首脑由一人独自担任的模式。
于是，如何在民主政治中做到以多元有限权力去取得有效有力的国家治理成果，在不少民主国家都还是个挑战，更不用说单元政治传统国家，如中国，为此十分的困惑和担忧了。试图以无限权力达到有效权威往往适得其反，也不合潮流；但是，对如何以有限权力达成有效权威又没有经验和把握，于是止步不前，这就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难题和技术瓶颈之一。
大力加强单元向多元结构有效转型的技术研究与突破，已成当务之急。
以权利管好权力，用合力促建强大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对权力必须优化，因为没有权力不行。而对于权利掌握的人来说，要善于合理运用权利，并且保证权力有效、合理的流转，不能死抱着权力不放。2011年8月阿拉伯世界又淘汰了一位强人——曾经不可一世的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他自1969年在利比亚夺取政权后，从此便抱住权力绝不撒手，至死方休。
如今卡扎菲政权在国内武装起义和北约的武力打击下灰飞烟灭，利比亚作为一个国家，根据初步统计，也为此付出了约2.5万人死亡和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惨重代价。
权力绝对是一把双刃剑，没有权力办不成事情，权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待遇和荣耀。但权力如果待在某个政治人物或集团的手里太久了，就必然转化为腐败和滥权的毒药，最后无法自拔，而必须靠外力的强行改变来进行权力转换，这也导致了整个国家民族的“硬着陆”。
其实对这样的“硬着陆”，中国人最有经验和体会。中国古代两千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掌权时间长了，便逐步地开始腐朽堕落，于是要靠农民起义或外敌入侵来改朝换代。一派腥风血雨的杀戮和战乱之后，新的朝代掌权，但在权力问题上丝毫不知反思和改革，新的一轮恶性循环又开始了。
但是，对于利比亚来说，人民起义和外来干涉毕竟是外因。有幼稚者认为如没有北约干涉，卡扎菲政权还不至于倒台。是吗？那么埃及的穆巴拉克没遇北约轰炸，怎么也倒台了？而美国曾早在1986年就突袭打击过利比亚，卡扎菲当时不也挺过来了吗？到底是什么缘故，现在让卡扎菲挺不住了呢？这似乎与独裁掌权的时间长短很有关系。专制时间越长，其统治反倒越脆弱，直至崩溃灭亡。
因为专制专权的时间越长，越会丧失上台初期的热情和承诺，越会产生更多的贪污腐败，也越发丧失政治竞争的良性活力，导致社会最终失去专制者所信誓旦旦的“社会稳定性”。
在古典时期，大部分封建家族王朝都至少还可以撑上个二三百年。进入近现代后专制者就愈难基业永图了。气势汹汹的德日意法西斯不过也就15~20年的气数；冠冕堂皇的苏联也就搞了70年；如今穆巴拉克及卡扎菲之流不过也就是三四十年的美梦，想再搞父传子承那一套都没了时间。
这一切都表明专制专权违反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如果一意孤行，则必然碰个头破血流。搞权力者必须善于收放自如。权力也跟其他物质一样，是有保鲜保质期的，过期就应主动让新鲜思维和力量替代进来，而且应以突破创新为主，继承沿袭为辅。不能自己都已经腐朽作废了，还强撑着权力的台面不放或者换汤不换药，最后让忍无可忍的民众揭竿而起。
于是执政者就应学会如何获取和掌握权力，更应学会如何如期放弃和转换权力。一听到有效控制权力，有些人便可能会觉得天打五雷轰。自己前辈流血牺牲打下江山，如今还要把一些权力分给别人，这将如何了得？
关键要看向谁放弃权力？如果是向法治社会，向民心民意，向民选的新掌权者放弃与交接权力，那就是理所当然的，那是为国家民族的远大前途考虑谋略，而不是只顾一己或一党的狭隘私利。
打下江山就不能向人民放弃和交接权力了吗？或换一个角度，打下江山的终极目的难道不就为了让权力真正回归到人民手中吗？200多年前，美国有一位叫华盛顿的人，他率领人民和军队浴血奋战，开创了美利坚合众国。于是华盛顿的不少同党和幕僚也建议华盛顿效仿同时代的法国人拿破仑做美国的国王或皇帝，众望所归，江山独有，何乐而不为呢？但华盛顿拒绝了，他做了两届美国总统后就坚决辞去一切公职，把权力和尊严充分交还给了美国人民。
死抱权力不放者如卡扎菲之流，最终被历史和人民剥夺一切权力和性命；像华盛顿那样主动向人民和法治移交权力的领导者，他们则有力地把国家民族的发展推向前进。
中国自3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已充分认识到优化权力的重要性。如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等等。截至2011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这一里程碑确实令人赞叹。有西方记者曾提问中共是否能够长久不衰，中国官方的回应是“关键得看执政效果怎么样”，这样的回答也是实事求是。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所谓“唯物”就是要客观，仅仅有主观愿望无济于事，还要遵循客观规律；辩证法的一大重要启示就是事物发展总会有两个或多个方面的综合作用，即所谓“多元”，才算正常和符合规律。如果片面强调“单元”和唯我独大，习惯以一种倾向去掩盖另一种倾向，首先就是违反辩证法的，也就是难以持久的。
中国要专注地继续朝前走，而不是动辄受到左右极端力量的牵制干扰，就必须破解对“偏极力”的迷思，而努力去铸就崭新的“合力”——中心与偏极力量的综合。
从历史教训来看，导致对“偏极力”的依赖主要是源于社会上层的狭隘，中层的软弱，下层的涣散。由此，培养目标高远、善于博弈的精英阶层，加强社会中层的实力和稳定，引导下层营造合理合法的强悍，才能催生一个强大的“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各种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不断，以致自乱阵脚，造成国家和人民难以休养生息，贫困落后。中国的前30年执政经历，就是因为没有在国家民族大病初愈时及时地把猛药重击转变成缓药调理，却依旧按照既有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差点把国家民族折腾到崩溃的边缘。何为“缓药”？就是中庸、多元、宽容、开放、民主、法制、公民权利与自我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纠正调整了众多保守、僵化的东西，开始引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避免争论“姓资姓社”，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中国赢得了难能可贵的30年发展。
中共和中国改革的一大具体尝试就是设立经济发展特区。迄今著名的深圳经济特区已经成立发展30多年了。如今到了珠江三角洲，就应好好看看香港、深圳和广州这三座有代表性的城市。
从外观上看，恐怕没人会加以否认，深圳和广州都越来越像香港。160年前，中国人在屈辱中把位于珠江入海口的香港割让给了英国，英国人却可以令香港摇身一变成为东方的现代化名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