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真的很蠢吗？”一位华沙朋友向我提出这个疑问，声音里有绝望也有期待，希望我能反驳他。这个问题反映了人民民主政体下，普通人对西方的态度：在几乎彻底的怀疑中夹杂着一丝残存的希望。
过去数年中，西方提供的令人怀疑的政治理由实在不少，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在影响着知识界。中欧和东欧国家在进入帝国势力范围之前，经历了“二战”，这场战争的进程在那里造成的损害是对西欧国家的损害无法比拟的。战争不仅摧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还摧毁了诸多此前人们视为不可动摇的价值观。
人们常常把生活的秩序理解为自然秩序。在上班途中，人们看到的房子，似乎更像是从土壤里钻出的岩石，而不是人类用双手和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人们认为，他们在自己的公司或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对世界的和谐运转至关重要。他认为，他自己所穿的衣服与周围人所穿的衣服，本应就是这个样子；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熟人可能穿上罗马长袍或披挂中世纪的盔甲会同样好看，便觉得可笑。他曾觉得国家部长或银行经理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值得羡慕；与此同时，他认为拥有大笔钱财是和平与安全的保障。他不相信，有一天在他所熟悉的猫咪睡觉、孩子们玩耍的街道上会出现一个带着套马索的骑马者，而这位骑马者会抓住路边的行人，将他们拖到屠宰场后立刻宰掉或吊在肉钩上。他习惯以最谨慎、能避开人们注意力的隐秘方式来满足生理需求，而不管是否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总而言之，他的表现有点像无声电影《淘金记》（TheGoldRush）里的查理·卓别林，在简陋的木屋里忙碌，丝毫未察觉到屋子是吊挂在悬崖边上。
但当他第一次流落街头，看到满街都是被炸弹震破的玻璃碎片、狂风把人们在匆忙撤退时弃置在办公室的纸张吹落到马路上时，他对迄今习以为常的所谓自然性信念就发生了动摇。当他看到盖了那么多图章，标注着“机密”或“绝密”的文件漫天飞舞时，就联想到多少保险柜及钥匙，多少满脸横肉、垂着双下巴的局长大人们，也联想到各种会议、往来的信使、叼着雪茄的人和秘书们紧张地打字的情景！现在，风吹得这些纸张四处飘散，谁都能随意捡起一张纸片来看看，然而没有人有心思去看这些漫天飞舞的纸片，因为，当务之急是要为自己找到一公斤面包！尽管这样，世界照旧在运转，这真奇怪！他继续前行，并停在一幢被炸弹炸成两半的房子前。住家的隐私、家庭的气味、蜂巢般温暖的生活和家具都还保留着关于爱与恨的种种记忆，如今这些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房屋露出了本身的内在结构，它已不再是可以让人们安居数世纪之久的住宅，而仅仅是泥灰、石灰、砖头和混凝土交杂在一起所搭成的架子。在三楼上有个孤零零的、也许只有圣洁天使才能使用的白色浴缸，雨水冲刷掉了曾在里面沐浴过的人们的回忆。不久前还富裕、受人尊敬的人们，如今却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他们蹒跚在田间地头，乞求农民施舍一点点土豆。货币每天都在贬值，变成了一堆印着彩色画面、毫无意义的长方形纸片。在烟尘缭绕的瓦砾堆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一边用铁丝做的小棍儿戳着一堆瓦砾玩耍，一边吹哼着关于伟大领袖的歌曲——他是如此英勇，甚至不让敌人接近边界。如今歌曲仍在被人们哼唱，可是领袖却在短短几天内就变成了过往。
后来他必须养成新的习惯。以前，如果傍晚在人行道上有人绊着了一具尸体，那位公民会立刻跑去打电话，之后很快就会有一群人围拢过来，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或评论一番。现在他知道，必须迅速躲开躺在乌黑泥泞里的尸体，不要提任何没有必要的问题。开枪的人总会有自己的道理，而地下审判从来不会听取被告的申诉。
在欧洲正常的城市里，居民不会被命令去研究自己所居住城市的地图，以便确定每个人住在哪个城区。为什么有的城区不适合他居住？因为A区是指定给一个种族居住；B区是指定给另外一个种族居住；C区是指定给别的种族居住。连搬迁都会限定最后的时间，那时，人们就能看到，街道上开始挤满长串的运输马车、手推车、独轮车，以及肩扛着包裹、手提着箱子、抬着床和柜子、背着大锅、提着金丝雀笼的拥挤人群。终于，所有人都搬到了被指定居住的城区，而问题却也立即显现，因为，本来过去只能容纳两百人的楼房，现在必须挤进两千人居住。C区周围还筑起了高墙，大门紧闭，数月间，天天都能看到装牲口的闷罐车送进去一批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是被送进那个专门为他们建造的“工厂”，然后用科学的手段毒死，之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一个巨大的焚尸炉里焚烧。
此时带着套马索的骑马者就会出现。那就是“囚车”，即停在街角，用帆布遮盖着的大卡车。行人根本预见不到那里会有危险，当他们路过那个街角时，会突然感觉有一支枪顶住他，之后听见要他举起双手的命令，然后被粗暴地推进那辆用帆布蒙盖着的卡车，从此他的家人和朋友就再也无法找到他。他也许会被关进集中营，或者会被推到墙下，用胶布封上嘴巴以防止他喊出反对占领国的口号，然后就被枪毙。这一切都令城市居民心惊胆战，迫使他们俯首帖耳。为了避免这种不幸，最好的办法就是足不出户。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必须外出挣钱，弄点供养他的妻儿老小的面包和菜汤。每到晚上，家里人就开始心绪不宁，担心父亲是否还回得来。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所以人们渐渐觉得他们居住的这座城市简直就是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20世纪人的命运，与那些每天跟毒蛇猛兽作生死搏斗的穴居人的命运没什么两样。
迄今为止，人一生只需要保有一个名字和姓氏便已足够，而现在出于种种原因，必须改名换姓并且学会记住自己虚构的简历，习惯于忘记自己过去的姓氏与名字，直到获得新的身份。当一些妻子失去了丈夫，又不知其下落，而一些丈夫也失去了妻子时，当人们都变更了自己战前的姓氏和名字时，就很难找到登记婚姻状况的档案。所以，那时婚姻的法律手续受到轻视，结婚就只是两个人搬到一处同居——不在乎一纸结婚证书，这种关系之后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过去抢劫被认为是犯罪。而如今，抢劫银行的人却可获得英雄称号，因为抢劫的钱财可以作为地下组织活动的补充经费。抢劫者通常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年轻小伙子，一副妈妈的娇宝贝的模样儿，在那时，杀人对他们来说，至少不再构成什么复杂的道德问题。
濒临死亡摧毁了人们的廉耻之心。无论男女，一旦得知那个手持马鞭和手枪的人已经将他们的死亡日期记录在册，他们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时，他们就会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小片空地上公开性交，这已是他们活在世上能占据的最后地盘了。那些18岁的男孩和女孩，在即将奔赴防御工事，用手枪和汽油弹去攻击坦克之前，他们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因为他们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活着回来，能否活到成熟的年龄，所以他们现在就不再需要去恪守过去年代的体面标准了。
哪个世界是自然的？是战前的那个，还是战争期间的这个世界？两个都是自然的——人们认为，如果能让他们同时认识两个时期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没有任何一种习俗和习惯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是他们所置身的历史形态的产物。流动性和不断变化就是许多现象的特点。人是可塑性极强的生物，甚至可以想象到，有一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公民会在自己的背后插上色彩鲜艳的羽毛伏地爬行，犹如顶着一个装甲炮塔。
西方国家的人，特别是美国人，在他看来都是一些非常不严肃的人，因为他们从未有过教会他们认识判断和思维习惯相对性的经验。他们相当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之中出生和成长的，他们认定任何其他的秩序都一定不自然，因为它违反人的天性，所以不能持久。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了解什么是烈火、饥饿和利剑。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人类的生活中有一种血脉相连的东西在作祟，很难相信：当地球上有一半人在遭受可怕的灾难时，另一半人能够继续享受19世纪的生活方式，而只是从电影和报纸上得知远在天边的同类所经历的痛苦。近年来的许多事例在教导我们这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华沙或布达佩斯的居民也曾在电影院观看过记录被炮火轰炸的西班牙或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的上海的新闻片，但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在现实生活中领略到了这类事件和其他灾难的滋味。他常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令人郁闷的历史，但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也不得不去跟这种机关打交道。如果某件事会在某个地方存在，那么它就会在所有地方存在——这就是他从观察中所得出的结论，他也因此对美国眼前的繁荣没有特别的信心。他认为，1933-1945年在欧洲所发生的一切，预示着在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生。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在对当代局势的理解上，东欧人的成熟度是那些未曾有过任何特殊经历的国家之居民无法相比的。
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头脑中，因为这是他在一个非常严酷的学校里学到的。在那里，无知的后果不是成绩不及格，而是可能掉脑袋。因此他特别容易接受预示西方国家也会发生暴力改变的理论，因为他认为，如果在他那里持续发生的事件，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这太不公平了。
他能接触到的唯一思想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思想体系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它所使用的语言根据他的经验，是能够让他理解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斯大林的说法），西方国家虚幻的自然秩序，注定要受到危机的影响而出现突然的灾变。一旦危机发生，统治阶级就会以法西斯主义作为抵御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法西斯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毒气室和焚尸炉。诚然，美国在复原时期将发生危机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诚然，英国所实施的社会保险和医疗社会化的制度也达到了迄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周全程度。事实证明，美国之所以发生反共歇斯底里，其背后的重要催生因素乃是对于另一大国的恐惧——但这只不过是对一条已受到检验的定律的另一种解释罢了。如果世界被分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显然法西斯主义注定失败，因为它是为拯救资产阶级而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根稻草。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通过蛊惑民心，而把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推到最高位子上，但在关键时刻，这些人会犯下愚蠢的错误（例如在东方，希特勒对东欧人民实施了残酷的政策，又如墨索里尼把意大利拖入战争）。
如此推理，我们说的这个人至少不需要成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相反，他既然知道莫斯科中央所提倡的这个体制的善行令人怀疑，那么他就特别希望看到一颗巨大的陨星把他受苦受难的原因从地球上“冲刷”掉。然而，他只是一个人，势单力薄，于是他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入被“历史”薄待的一方，将是不智之举，因为在他所生活的世纪中，“历史”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他所听到的宣传，竭尽所能地说服他相信，纳粹主义和美国主义同出一辙，因为二者是在那些同样的经济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相信这种宣传的程度，与普通美国人相信他们记者的报道的程度差不多，因为这些记者也说，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毫无差别。
我们的人即使处在相当高的地位，能接触到有关西方的一些信息，仍不能充分了解西方的力量和弱点。他所使用的光学仪器，只能使他看到由上面预先设定好的视野。他透过这个仪器所看到的，只能是可预料的那部分（同样，统治者收到的外交报告都在证明，唯物辩证法仪器看到的范围与现实是同一的东西）。打个比方，在他生活的这个体制里根本没有法律，就是说，法律只是作为党的工具而存在，人类活动的唯一标准就是行动的效果，当他习惯这个体制后，他就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制度，其中每个公民无论地位高低，都会感受到法律条文的约束。制定某些法律条文，也许是为了保护特权集团的利益，甚至在利益发生变化之后，条文依然存在，毕竟用新法律条文取代旧的并非易事。每个公民的行动都受到法规网络的制约，有些法律甚至可以追溯到距我们很遥远的年代。麻烦的是，集体生活的机制具有约束力，以至于那些愿意采取实际行动的人都在无助地奋力抗争。由此东欧和中欧国家的居民无法理解西方的某些特点：西方国家办事拖沓延宕，一些决策荒谬不经，以及那些操弄选民情绪的政治运动、蛊惑人心、互相指责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些做法却给予西方居民某种程度的保护。在街上抓捕不受统治者欢迎的人，并任意关进“囚车”，送到集中营，显然是解决问题的极佳方法；而在西方国家，如果某人的所作所为要受到惩罚，就必须遵循法律条文的某章某条明文规定，证明他是罪犯才行。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做法在西方是完全行不通的。纳粹与苏维埃的刑法典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抹煞了哪些行为该受到惩处而哪些不该受到惩处的界限：前者，纳粹的刑法规定的犯罪是指一切违背德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后者，犯罪就是指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一切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缺乏高尚精神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至少还能为人们提供某种保障，即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仍能回家吃晚饭，而不是被遣送到白熊乐于居住而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同样地，西方国家绝不能采用科学地制定的酷刑，在其压制下，每个人都以同等热切的态度坦白自己犯过和没犯过的罪行。宣传机器试图说服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相信，西方法律到处都是假象，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权且让我们相信它是一种假象，但这种法律至少不会让统治者为所欲为。他们如果想惩处某人，就必须举出大量事实来证明那人有罪，而辩护律师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来钻法律条文的空子，且各种案子要经过反复上诉和撤诉因而旷日持久。当然，有时犯罪也会发生在假借法律名义的掩护下；但目前看来，西方法律不仅束缚了被统治者的手脚，更束缚了统治者的手脚，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许可说是西方之力量也是西方之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