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抵达了维斯瓦河畔。新政府——那时的名称还叫“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开始在卢布林市行使职能。爱国者联盟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和困难，西方盟国并没有给他们的工作制造什么麻烦，障碍来自国内，那就是人民的敌对态度。过去发生在两种不同“忠诚”观念之间的冲突再次迸发。现在由红军控制的这些地区，曾活动着大量在德国占领时期隶属于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游击队，名叫“国家军”。现在他们被红军解除了武装，部分士兵被编入新的波兰军队，有的则被逮捕并流放到俄国腹地。伽玛曾幽默地说起在我们曾经度过了年轻时代的维尔诺所发生的一件事：那里爆发了反抗德国人的起义，“国家军”的部队与苏联红军同时入城，苏军指挥部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邀请“国家军”的各级指挥官赴宴。伽玛说，这是一顿按照东正教的方式举办的豪华盛宴，就像古老的传奇故事所说的那样，这盛宴意味着席间在友好的拥抱、碰杯声与歌声中主人会暗下毒药——受邀请的“叔叔”们被悄悄地毒倒。在这豪华盛宴的过程中，那些“国家军”的指挥官统统被捕，关进了监狱。在卢布林，伽玛注意到了许多事情，但与在华沙发生的同类事情相比，其规模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红军占领了维斯瓦河沿岸，与华沙隔河相望。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电台呼吁首都居民起义反抗德国人，但起义爆发之后，电台又接到新的指示，开始破口辱骂起义领导人，说起义只是竞争对手为了夺取政权而发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举办东正教传统盛宴的方式显然不够；华沙是反抗德国占领者的中心，同样也是反抗俄国占领者的中心，所以它必须被摧毁。红军军官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的巷战，硝烟越来越浓，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战斗还在进行着，直到最后火焰变成了一堵火墙。被打散的起义部队成员，从对岸泅水过来，他们逃到这边时，伽玛和他的同志们倾听了这些起义者语无伦次地叙述的在那个地狱里经历的一切。的确，如果愿意忠实于历史的逻辑，那就得付出昂贵的代价。眼看着成千上万人惨死的悲剧，看到妇女和儿童活活被人烧死，就会经受良心的拷问：谁之罪？伦敦流亡政府？因为他们想利用起义作为一张夺取权力的王牌吗？克里姆林宫？因为它拒绝援助这个陷入灾难的城市吗？因为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波兰终将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民族独立的概念只能是资产阶级时代留下的残余。或者谁都没有罪过？
共产党知识分子们穿着厚厚的羊毛制服俯在桌子上，倾听着一个年轻姑娘述说她的经历。她是好不容易泅渡到由红军占领的河岸的人之一，她眼神迷乱，正发着高烧。她说：“我们的队伍都被打散了，被逼到河边。有些人加入了其他起义部队，留在岸边的都是伤员。天一亮，纳粹党卫队就可能要进攻了，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要被枪杀。我怎么办？与受伤的同志们留在一起？但我帮不了他们什么，于是我决定游到河这边来。但真正能游过来的可能性相当小，因为河上有探照灯照着，到处都有德国人的机关枪火力网，在河中心的浅滩上，我看到很多企图游过来的人的尸体，河水把他们冲到了沙滩上。我非常虚弱，因为很难找到吃的东西，我又生病。水流很急。德国人开枪向我射击，我尽可能潜在水面下游过来。”
华沙不得不作出牺牲。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德军控制了已成一片废墟的华沙城。红军依然驻守在维斯瓦河对岸。为了牢记这座城市的不幸，共产党知识分子有太多的工作要做。首先，必须让印刷机运转起来，控制人们的头脑是控制整个国家的关键，语言文字就是制度的基石。于是，伽玛成了卢布林市新闻机构的组织者之一。
经过这么些年，伽玛成了一个比战前更出色的作家。他所具有的小智慧不能独立存在，他被要求严格按照教条办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让庸才趾高气扬，让天才凋零枯萎。伽玛早就不以自己的原始风格为耻了，此一风格成了他作品真情实感的流露。他在诗歌中发出了他自己的声音，因为过去他一直把自己真实的声音掩盖起来，他的声音是尖锐刺耳而又洪亮的。他写过一些关于战争的短篇小说，但那都是按照在俄国出版的、数千页千篇一律的作品依样画葫芦地写成，讲的都是跟德国人的斗争和纳粹的残暴。
1945年1月，红军开始进攻，渡过了维斯瓦河，河对岸的华沙城一片废墟、空无人迹，红军迅速逼近了柏林，伽玛也跟着向西走了。后来，党把他派到了克拉科夫。在华沙被毁后，克拉科夫接纳了最大数量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伽玛在那里初次体验到了专政的乐趣。从一幢幢老旧房子的各个角落甚至是从地板下——蜂拥走出一些穿得古里古怪的家伙——他们身着从箱底掏出的旧裘皮衣或农民穿的那种腰间扎着带子的短皮衣，脚上蹬着难看的长筒靴，靴子上还胡乱捆着绳子。这些人当中就有在德国占领时期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伽玛在战前还仅仅是一位刚出道的诗人，其诗作根本不值一哂。现在他们知道了，如今的伽玛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伽玛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们的作品能否出版，他们能否在一家报纸、杂志编辑部或出版公司找到工作、赚到钱，能否得到住房和收入。他们战战兢兢地去接近他。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他们从事地下活动期间，这些知识分子都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新政府已是既成事实，他们知道，什么也挡不住莫斯科以及伽玛和他的同志们所期望的事态发展。权力就是一个巨大的魔术游戏。伽玛就是这样，面带宽宏大量的友好微笑，紧握这些人使劲伸出的手，与他们玩着游戏。他观察着哪些人是不顺从的人，哪些人不情愿表现出他们多么在乎伽玛能给予的恩惠，更多的人则是向他公开地表示了奴颜婢膝的态度。不久，伽玛被一帮马屁精包围着，只要他眉头紧皱，他们就会满脸愁容；只要他说个什么笑话，他们就会迎合他而纵声大笑起来。
如果伽玛还像以前那样性情粗暴、冲动蛮横，他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多年的磨练使他受益无穷，在俄国生活的岁月——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尽管得到了“信任”，但也不无痛苦和屈辱。他一边观察俄罗斯的生活，一边花费大量时间参加斯大林主义战略战术的讨论——伽玛和他的伙伴们一样，为他们今后要投身的事业时刻准备着。他要求自己首先要遵循的最重要原则是：不吓唬人；显得宽容开明；给别人提供谋生的机会；乐于助人；征召编辑人员只提出最低要求；那些在思想上还没准备好的人，其思维类似于西方那些傻瓜，如果使这些人心生反感，那就会犯致命的错误。改造过程必须是渐进的，就像患者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康复一样。伽玛要遵循的第二条原则是：只要看到有人对政府、书报检查或政治警察的极端做法产生反感和厌恶心理，那就立即与他们站在同一边，赞同他们；当他们表示愤怒时，就得佯装自己也义愤填膺，并摊开双手抱怨说：“唉，跟那些占着相应位子和那些常犯不可容忍的错误的白痴打交道真难啊！”第三条原则是：要团结一切有用的人，无论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当然，那些确凿无疑的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帮凶除外。
靠着信守这些原则，伽玛为新政府招揽来很多拥护者，而这些人拥护新政府并非心甘情愿，也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必须付诸行动，而是因为严酷的现实。政府插手到国内所有的印刷厂，并把持了所有较大的出版社。每个作家或学者都有许多在战争期间撰写的手稿，可那时各出版机构均被关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版。为此，当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政府控制的期刊杂志上，或者他们的书籍由政府经营的公司出版——他们就不能表示自己对新当局怀有敌意。过了一段时间，尽管几家天主教出版机构和若干私营小出版社也获准开业，但都尽量小心翼翼地保持地方特色，因此对水平较高的作家来说也不具吸引力。
不提过多的要求，不管对谁都不提过多的要求。国旗在各个城市上空飘扬，逮捕“国家军”成员的行动是暗中进行的。努力使人们的爱国情感得到充分的表达。那时的口号是“自由”和“民主”。根据列宁久经考验的策略，政府宣布要给农民分田到户。那时，他们认真地丈量土地，还给农民分了新的地块，使这些小农户富裕起来。当然，那时没有人提及集体农庄，伽玛和他的同志们得知，这属于“下一阶段”的安排。所以那时，若有人胆敢谈论集体农庄的问题，就会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而受到惩罚，因为那等于诋毁政府，企图以此引起社会动荡。
显然，那些土地所有者因为自己的土地被没收而心怀不满。然而，大部分农庄，像工厂、矿山一样，在纳粹占领期间都由德国人强制管理，过去那些农庄主的财产实际上早已被剥夺。在我国，农民对庄园主的阶级仇恨没有那么强烈，所以没有人企图伤害那些被驱逐的土地所有者，但因为城市居民对那些封建土地所有者阶层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也没有人为他们的损失而惋惜。知识分子也没把这当回事。当工厂和矿山被收归国有，他们认为这也是应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纳粹政府统治五年半之后，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尊敬也消失殆尽。总之，人们认为激进的农业改革有其道理。但他们现在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比如言论自由的界限，其实自由的界限还是相当宽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撰写怀疑苏联完善的制度的文章。书报检查会确保这一原则得以严格执行。当然，人们可以对此问题保持沉默，而没有必要像后来那样对苏联大唱赞歌。
尽管如此，整个国家全体人民还是被一种情绪笼罩着：巨大的仇恨。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心头有恨；入了党的工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心头有恨；名义上参政的“合法”社会党人心头有恨；要求发表手稿的作家们心头有恨。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自己的生存要由一支外国军队的刺刀来保护。政府跟人民联姻的婚床，装饰着国徽和国旗，床下却伸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探员的皮靴。政府规定结婚时要在家里挂国旗，另外，秘密警察也无处不在。
那些给伽玛捧臭脚的人也是满腔仇恨。伽玛知道这一点，这对他来说也是获得不少乐趣的源泉。他会去碰一下他们的痛处，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脸上的惊骇与暴怒会立即化作谄媚的微笑。呵呵，这样才对！伽玛已经牢牢掌握了他们。他们要什么样的工作，那全靠伽玛，伽玛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笔，画个叉就可以一笔勾掉他们要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诗歌；他的评价可以决定出版社是否拒绝出版他们的书。他们对他不得不毕恭毕敬。伽玛在耍弄他们的同时，也会显得非常友好，会帮助他们，允许他们挣钱，关心他们的前途。
我与伽玛在克拉科夫重逢。自从我们在“门撒”进行那些讨论以后，许多年过去了。当年，有一次我恶作剧地把一盒火柴扔进他的汤里，惹得他勃然大怒，最后我们大打出手、拳脚相加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我在巴黎完成了学业，后来在华沙定居。我离开我们一起读大学的那座城市，是因为市政当局怀疑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看来，对世界上所有的警察来说，区别谁是斯大林主义左派、谁是反斯大林主义者，均属无法克服的困难），把我解雇，还认为我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态度过于亲切（事实也是这样）。现在我是一个来自被焚毁的华沙的难民，财产只包括我身上的工作服，外加背的一个布袋，布袋里面装着我的手稿、剃须用具和一本平装的约翰·盖伊约翰·盖伊（JohnGay，1685-1732），英国诗人、剧作家。的《乞丐的歌剧》。从苏联利益的角度来看，我在战争期间无所作为，因此我应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现在他们需要我，我成了有用之人，我手中的笔对新制度还会产生某些价值。
我与伽玛的会面还算过得去，我们像两条表情僵硬的狗，但还不算失礼。我们都小心翼翼，避免用话刺激对方。他回忆说，从前我们在文学上的竞争使他非常苦恼；他还记得，我曾写过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公开信，使我处于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西方的不信奉国教者的位置。但伽玛对我们这些大学同学还是有感情的，我对大学同学的感情也没淡漠，这有助于融化彼此关系上的第一层冰。我俩就这样开始了游戏的第一步，后来这场游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