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与我一起走在华沙的废墟上——像所有的幸存者一样，心中只有——愤怒。他的许多亲密朋友永远躺在了这美丽月光掩映下的浅浅的坟墓中。20多岁的诗人克日什托夫，一个消瘦的哮喘病患者，体质比马塞尔·普鲁斯特好不了多少，他从窗口向党卫军的坦克射击时牺牲在战斗岗位上。就这样波兰最有希望的诗坛新星陨落了。他的妻子芭尔芭拉也因受伤最终死在医院里，死时，她手里仍然握着丈夫的诗稿。诗人卡罗尔，一位工人区的儿子，也是关于荷马艺术的剧作家，在和他形影不离的同志、诗人马莱克一道拆除路障时，身体被炸飞，双双身亡，因为德国人在那里埋了炸药。阿尔法知道，他毕生最钟爱的女人因参加起义被捕，后被送往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很长时间，他还一直等着她，最终不得不想到她已死在集中营。他的愤怒直接指向那些导致灾难的人，这是个可悲的例证，说明那种不顾一切和忘乎所以的忠诚，一旦跟历史的必要性相遇会导致什么结果。正像阿尔法曾经怀疑过自己天主教的词汇一样，现在他的悲剧式的战争小说所描写的忠诚观在他看来仅仅是空洞的概念。实际上，阿尔法意识到，自己也应对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难道他没注意到，在秘密举行的读者与作者会见的夜晚，当他朗读自己的小说时，那一双双热切注视他的年轻人的眼睛？正是那些年轻人在起义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相识的兹比舍克中尉、克日什托夫、芭尔芭拉、卡罗尔、马莱克，和成千上万个像他们那样的人。他们知道获胜毫无希望，面对冷漠的世界他们的死亡只不过是一种姿态。他们面对死亡甚至都没有问一下是否存在衡量他们行为的尺度，年轻的哲学家缪尔伯兰德，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上司要他从事新闻工作，他自己要求派他去战斗的第一线，他认为，如果能有自由的选择，这就是上天赐予人的最好的礼物；结果三个小时后他便阵亡了。这种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的狂热已经到了漫无边际的地步。
阿尔法并没有责怪俄国人。责怪毫无用处。他们是作为历史的力量出现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作战，而波兰人屹立在这两种力量之间，以自己的道德观作战，这种道德观建基于忠诚之上，除此之外别无所有。约瑟夫·康拉德，这个无可救药的波兰贵族！这座城市的例子表明，在20世纪，根本没有祖国和荣誉的绝对命令存在的余地，因为这类东西是盲目的，没有任何目的来支持。对于德国人来说，起义者甚至不是敌人；他们是应该消灭的劣等种族。而俄国人则认为，起义者就是“波兰的法西斯”。阿尔法曾想，这个时代的道德家，应该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目标和社会结果。华沙起义只不过是知识界和它所维护的制度的最后挽歌，类似于美国内战时期同盟者的疯狂进攻，并未能阻止北方的胜利。自起义失败的那一刻起，事实上革命已经实现：通向革命的道路已经敞开。这并不是新政府试图安抚人民而在报纸上宣称的“温和的革命”。革命的代价是血腥的。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被变为废墟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人总要生活和振作起来，不能总盯着已经过去的事情。国家遭受了蹂躏，新政府正在积极地从事重建，要使工厂和煤矿重新运转，把地主贵族庄园的土地分给农民。作家要承担起新的责任。从麻木中挣脱出来的、经受过战争和社会改革两根巨杖搅拌的密集的人群，在期待作家的作品。诚然，改革是由上面施加的，但毕竟效果明显，因此当阿尔法像他的大多数同行那样，毫不迟疑地宣称要为从旧波兰的废墟中站起来的新波兰服务时，人们不应大惊小怪。
于是，那些在战争年代待在俄国的为数不多的波兰共产党人张开双臂欢迎阿尔法，这些人从东部回到祖国，他们要根据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来组建国家。那是在1945年，每个可能有用的人都会受到热烈欢迎，至少并不要求他们是赤色分子：事实上，那时在国内支持斯大林的人只占极少数，党的政策还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提出过分的口号。毫无疑问，只有通过耐心和逐渐增加教条宣传，才可能使一大批持观望态度的人了解和接受新信仰。阿尔法自从与极右周刊断绝来往之后，便极受一些那时很有影响力的圈子的欢迎。他并未因在战争期间和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保持距离而受到责备。保持类似接触的作家在当时屈指可数。现在波兰作家的表现有点像处女——非常向往这样做，但感到羞怯。他们首次公开发表的声明措辞严谨并字斟句酌。但问题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是需要让他们的名字登载在报刊上，这样，政府可以向外界宣称，整个文化精英是支持政府的。波兰的共产主义者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精心制定了针对各类人的行动纲领；这是一个聪明的纲领，是建立在对这个国家的形势熟悉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纲领。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异常艰难的；这个国家并不喜欢他们这个政府；必须重新组建一个政党，而且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所接受的新党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投机分子；同时还要接受左翼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组织；还要与农民党进行复杂的斡旋，因为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西方盟国要求，至少要有一个表面上的联合政府。因此，当务之急在于，要在由少数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和整体国家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着名作家们则是搭建这座桥梁的最有力的保障。阿尔法名副其实地符合这种要求。他的文章被刊登在一份政府创办的文学周刊的第一版上，这是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据我的记忆，他的文章表述了有关革命所带来的尊重人的观点。
在1945年5月华沙被摧毁之后，阿尔法和我以及许多作家、艺术家来到中世纪的古老城市克拉科夫栖身。攻陷柏林的消息到来的当晚，夜空被发射的火箭和炮弹光照得雪亮；街上久久地回响着轻武器发出的噼啪声，那是胜利的红军士兵在表达他们即将回家的喜悦。一个春日的美好清晨，我和阿尔法坐在一家波兰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整理一部电影剧本。把电影剧本的许多情节连成一体可不是件轻松事，我们一会儿把脚放在桌子上面或者座椅的扶手上面，一会儿又在房间里踱步，我们抽了很多香烟，还时不时地被扑到窗户上的麻雀的啁啾声所吸引。窗外的院子里长着几棵幼树，院子的后面有一座巨大的建筑，不久前刚刚被改造成一座监狱和负责安全的警察总部。我们注意到，在带铁窗的一层楼里有很多年轻的囚徒。他们当中有人试图把脸伸出来指望晒到一点太阳；而另外一些人则试图用金属钩勾取邻近牢房的人扔到沙砾上的纸条。我和阿尔法站在窗前默默地观望着他们。不难猜出这些人就是“地下军队”的战士；假如是伦敦的“流亡政府”回到波兰，这些“地下国家”的战士一定会被当作英雄而得到荣誉。如今，他们被当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而关进了监狱。这是历史开了一个辛辣玩笑的例证。这些在战争年代早已习惯于手中提着枪以及生活在危险中的年轻男孩，现在应该尽早忘掉自己从事秘密活动的癖好。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很快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装着从来没有参加过地下活动；另一些人则一直待在森林里；而那些在森林里或者在城市中被捉捕到的人则被投入了监狱。尽管他们的敌人曾经是希特勒，但现在他们却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代表。他们是在华沙起义中战斗并牺牲了生命的人们的兄弟；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盲目牺牲让阿尔法的良心受到谴责。我无从知道，此时阿尔法看着这些牢房铁窗时都想了些什么。我猜想，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完成了战后第一部小说的构思。
从阿尔法的整个人生经历可以看出，阿尔法一直雄心勃勃。他从来不满足于成为许多人当中的一员，他必须成为一名领军人物，以便他傲慢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他坚信，他正在撰写的小说将使他在新形势下成为所有作家中的佼佼者。那些作家正在试图改变他们的写作风格和作品的内容，因为如果不改变自身，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成绩。阿尔法正经历着道德冲突，这其实就是他自己内心的冲突，与此同时，也就是在重复他的许多同胞所熟悉的那种冲突。他感到自身有股力量，这力量既来自他个人内心，也来自普遍的悲剧。他对生活悲剧的感受在寻找新的外衣，以便穿着它出现在公众面前。
阿尔法的自信并没有落空。他写的小说是一部成熟的有才华的作家的产品，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阿尔法一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塑造一个坚强有力而又纯洁无瑕的主人公形象。在他战前的小说中，这类主人公通常是一位牧师；现在他刻画了一位具有新信仰的主人公代表，他是一位无所畏惧的老共产党人。这位老共产党人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度过了许多年。当他坚毅地走出集中营回到自己被蹂躏的祖国之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混乱局面，他清醒地意识到，要以坚强的毅力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位主人公就像一颗钻石，而他想以自己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改造的社会却在各方面都显示了道德的衰败。老一代知识分子依然沉浸在期盼西方盟国援助的白日梦中，沉溺于醉生梦死并试图确保自己的前程。而年青一代，在战争中受到的只是盲目忠诚的教育，并习惯于在地下从事冒险活动，如今他们感到彻底的迷惘无助；因为他们除了知道与敌人作战光荣之外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人生目的，他们继续密谋与新的敌人抗争，即与俄国人强加给他们的政府以及与共产党作斗争。在那时的条件下，党是保卫和平、重建国家、让人们能挣钱天天吃上面包，让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学上，让火车和船只运行的唯一的力量。不只是共产党人才这样说。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实。杀害党的工作人员，破坏运送食物的铁路，袭击试图重建被毁的工厂的工人，延长了这种混乱局面。只有疯子才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所采取的行动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这就是阿尔法在自己的小说中为这个国家描绘出的画面。假如不是阿尔法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的话，也许可以把他的这本书视为由某人以健康的理性写出的报告文学。毕竟阿尔法是位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他不但对老共产主义者表示同情，而且也对那些将他视为敌人的人表示同情。正是因为对这两种敌对势力的同情，作家才能写出悲剧。因为具有这种同情心，阿尔法才成功地创作出一部悲剧小说。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阿尔法在战前作品中显示出的才能上的缺陷，在这里却帮了他的忙。他的写作天才是非写实的。阿尔法在强调性格对比的同时构建了道德冲突，但他的人物是在一个很难说是真实的世界里活动。阿尔法笔下的老共产党员所具有的特点就像一个他在战前小说中描写的农村牧师那样罕见。总的来说，阿尔法并没有把共产党员塑造成只知道按照教条从事活动的人物，并没赋予他共产主义者通常应有的特性，没有把他描绘成一个积极、狂热、头脑精明的人物。阿尔法笔下的老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个行动者，恰恰相反，他是一块静默的、不可撼动的岩石，在他岩石般的外表下隐藏着全部最人性的东西——既向往善又能忍受苦难。这个人物是石碑式的人物，他的痛苦很令人同情，但他并不想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因为这种痛苦只是他个人的痛苦，在集中营里他丧失了自己的爱妻。现在他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的苦行僧。他对自己的私事缄口不提，同时只是以最顽强的意志强迫自己去适应突然失去了意义的生活。这是个有颗破碎的心的巨人，其内心充满了爱和宽恕。一句话，他展露了自己的潜力，这种潜力能够引导世界在未来走向善。正当他的情感和思维走向最纯真的时刻，他却给一个年轻人开枪暗杀了，因为这个年轻人认为他是莫斯科的奸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