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叫石婆婆的小巷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应该从这里开始，从这条叫石婆婆的小巷。
这是一条非常幽静的小巷，也是一条非常洁净的小巷，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石婆婆巷。它就在南京东南大学西大门附近，像一根布带，一头连接进香河路，一头系着丹凤街。我从林阴茂密的进香河路踱进来，一眼就看到路口一块搪瓷路牌，上面有四个清晰的大字：石婆婆巷。
胡兰成第一次看到张爱玲芳名，就在石婆婆巷20号，在《今生今世》里，他记得很详细：“那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了一遍又读一遍。见到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心不足。”——下次回上海，胡兰成便从苏青那里要到张爱玲爱丁顿公寓的地址，然后专程去看她。头一次虽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与张爱玲的传奇之恋却由此开始，绵延一生。
居住在石婆婆巷时，胡兰成其实在上海与南京各有一个家，上海的家由侄女青芸当家，妻子是全慧文，有点神经毛病，会无端哭闹。这样的女人当然不便带出交游，好名士风度的胡兰成在百乐门歌舞厅又搭上一个舞女应英娣，将她带来南京，也带一个孩子过来。这样一来，南京就名副其实有了一个家。当时胡兰成已不被汪精卫所器重，当了伪政府法制局局长，平时每天只到法制局待三四个小时，空闲时间居多。遇到天气好，他带领妻女和一些友人去屋后的鸡鸣山采松花，这松花是拿回去做饼吃的。胡兰成自家院子里开着很多紫藤花，他也采了来做饼吃。平日就这样，追求一种人世的清好和俗世的情趣。在《今生今世》里，他动不动就如此描写，用词清绝，比如“人比花低”，比如“满目荒愁”，都是最典型的一派“胡言”。
石婆婆巷现在仍是一派胡氏风格，清幽，洁净，高高的围墙里，不时探出一丛花枝，据说初夏时节，围墙上会爬满火苗一样通红的凌霄花，枫杨树的浓荫遮住整个小巷，使得小巷看上去越发幽深。我来的时候正值春天，迎春花从围墙内探出无数花束，枫杨树新叶初萌，灰蒙蒙的天气里，春天的光线令人慵懒发困。在小巷里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就是没有找到20号。在丹凤街与石婆婆巷交叉口，有一家工商银行，门牌标明18号，但在它的近邻，是一片小区空地，紧锁的铁栅门内，堆放着一些杂物，一株高大的枫杨与楼房齐肩，我疑心这里就是当年胡兰成在石婆婆巷的官邸，也是他主办的《苦竹》杂志编辑部。
《苦竹》杂志据说一共只出了三期——“苦竹”一词取自日本诗人之作：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封面是炎樱手绘，很薄的一册，以大红大绿相互衬托，红的底子，绿的竹叶，一枝白色的大竹杆，斜切在画面上，几片肥而厚实的绿叶由白底里跳了出来，一派葱茏和生机。办《苦竹》时，胡兰成与张爱玲正在热恋，《苦竹》应该是胡兰成讨好张爱玲的调情之作，通篇文字就是对张爱玲的高度赞美，一支生花妙笔，给张爱玲锦上添花。石婆婆巷张爱玲来过，传说她在此居住过多日，当时沪宁线已开通，从上海来南京很方便。
董桥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张爱玲在胡兰成家》，胡兰成这个家并不是上海的美丽园，而是南京的石婆婆巷。董桥这样写道：“古之红由他的高中同学胡兰成的侄儿胡绍锺带去见胡兰成张爱玲是1944年秋天他们新婚不久的事。胡家在南京市区一条巷子，房子一派南欧风格，进门一片碧茵，整排小花圃栽几丛玫瑰和凤仙，两株玉立的蜡梅散发幽香。古之红说那草坪中央是网球场，他去的那天正巧是胡兰成和张爱玲打球方歇，匆匆介绍，只见那位男士约摸四十来岁，气宇轩昂，眉目之间英气焕发；女士年龄略轻，面容娟秀，显露出一股青春锺灵的活力”——男士就是胡兰成，女士就是张爱玲，那时候是他们婚后不久，正所谓“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他们没有想到不久将来的山河岁月与浮花浪蕊。
石婆婆巷是有来历的，石婆婆是明洪武年间礼部尚书陈迪家的乳娘，她善良聪慧，精通诗词。1402年，朱棣夺取皇位，陈迪全家遇难，仅五个月的七子陈珠被石婆婆藏匿而获救，后被朱棣怜而赦之。石婆婆勤于持家，乐善好施，名重乡里，她居住过的这条小巷就以此命名。其实这条小巷因紧邻东南大学，有很多名人居住过，比如徐悲鸿和蒋碧薇，比如潘玉良和聂华苓，当然也包括胡兰成与张爱玲——他们都走过去了，走远了，将传奇与历史留下来，留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巷深处。
鹤立鸡群的爱丁顿公寓
春天，一个令人发困的长长的午后，我来到常德路和南京西路交汇处，那里有一座鹤立鸡群的爱丁顿公寓，张爱玲和姑姑张茂渊在此居住了许多年。他们搬出去又搬进来，只有一个理由：此处适合她。张爱玲在上海生活了25年，居住过很多地方，爱丁顿公寓是最重要的一处，在这里，她完成了主要代表作《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也正是在这个木门深锁的房子里，她与胡兰成相识相知，直至秘密结婚。她的理想生活就在公寓，《公寓生活记趣》是她笔下最活泼俏皮的文字——
地铁站出口就是静安寺，金碧辉煌香火很盛的样子，正在大修。沿南京西路往前走几步就是一个路口，四下里看看，一眼就看到常德公寓。张爱玲居住的时候，它叫爱丁顿公寓，常德路叫赫德路。如今此楼虽已斑驳，但依旧惹眼得很，一如张爱玲的衣饰，不一定是什么华贵的料子，却自有一番惊艳在里面——站在爱丁顿公寓紧闭的铁门前不知所措，在杂志上看到张爱玲曾住五一室，后又移至六五室。据报载，那些房子经改朝换代几易其主，人家并不欢迎陌生人打扰。楼里的电梯工人态度也坏，一听说来寻找一位搬离多年并且去世多年的人，立马满脸愤慨，要把人赶出。奇怪的是电梯在铁门里面，不要说进电梯，首先这道铁门就没办法进去。我一直站在门厅里，看着地上的瓷砖，有一块坏了，想象着是当年张爱玲的高跟鞋踩的，说不定她脚一歪，就势跌到胡兰成怀里。外面正下着雨，一辆黄包车等在门口，着名的百乐门就在不远处的愚园路口，金嗓子周璇的歌声隐隐传来：“美酒加咖啡，我只要这一杯，开放的花蕊，为什么也流泪——”雨似乎更大了，胡兰成的青布衫子淋湿了一角。
正准备离开，一个老人过来摸出钥匙开铁门，听说我寻找张爱玲故居，他不紧不慢地说：“哦，她呀，人家走了有六七十年了，到哪里找到她啊？到美国也找不到了——”他把门打开，我跟着进去，专挑楼道走，水磨大理石楼道，很久没人行走，昏暗、阴冷，有一股寒气，仿佛通往地下室。每一层楼道都有英国式的消防栓和船舱式样的火警箱子，还有一溜漆着紫色油漆的扶手，手摸上去，冰凉的，一手灰尘。终于来到六楼，最里头一家，昏暗的灯光照着一道暗红色铁门。门是崭新的，似乎是盼盼防盗门之类，楼道里看不到任何旧物，只是一角有一个铸铁消防管道或水龙头，那应该是张爱玲时代的原物。在门前站了一会儿，遥想当年胡兰成从门洞里递纸条的情景——这是没有办法设想的事情，我举起手想敲门，到底还是收住了手，现在住的是什么人呢？一切不得而知，当她或他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伫立的那个宽大阳台上眺望、在张爱玲那个高大宽敞的浴室里洗浴时，不知道面对70年前的那个人，会联想到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想。呼吸着阴凉潮湿的空气，有过一刹那不切实际的冲动，想卖了我在莘庄的房子，买下这套张爱玲住得最久的房子，不管房主出多高的价位，也不管他有多么苛刻的要求。
事实上已有这样的“张迷”捷足先登买下了一楼的一套房子，是位香港人士。这套房子后来被王家卫相中，带着张曼玉梁朝伟来这里拍摄了《华样年华》。我不知道《华样年华》这部名片的构思是不是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影子？最起码，那片斑驳的老上海底色应该来自于张爱玲，乱世“孤岛”、才子才女，萍水相逢、苍茫岁月，如今看来是苍凉的亦是经典的，起码对影视圈来说是这样，似乎是注定的，这样的爱情今后将不断被演绎，然后隆重上演。
据说只有女作家陈丹燕有幸进入过张爱玲曾经的房间，她这样写道：“我站在她曾经用过的浴室里，看那老浴缸，看那老热水龙头的笨拙模样，还有四周墙上贴着的瓷砖和细小的龟裂纹，禁不住上前打开水龙头，嗡——赫赫赫，一样的轰隆隆声音从九泉之下发出来——”1946年11月，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回到上海，在这里住过一晚。当时，他们的感情已处于决裂的边缘。第二天早上，胡兰成去张爱玲床前向她告别，张爱玲伸出手来抱紧他，泪水涟涟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话。
在楼顶阳台上站了一会儿，这样结构的房子不进屋却能自在地登上阳台，从阳台上往下看，一片繁华景象——张爱玲是孤僻的，不喜欢应酬，公寓的阳台就是她与外界联系的场所。从阳台上往下扫描，想象张爱玲从前就伏在这里，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有轨电车，注视着那些在对面“百乐门”狂欢了一夜的先生小姐们。
坐下来给家人发短信，那一刻有飘零之感，我们寄身于苍茫大地，几十年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套用一句小说标题：你找它苍茫大地无踪影——张爱玲的一生，就是最好的注脚。
槐树覆盖的天津睦南道
站在天津睦南道上，遮天蔽日的槐树覆盖天空，想象五月槐花盛开的季节，这条掩映在槐花丛中的马路应该相当幽雅安静，充满槐花带甜味的芬芳。我应该选择初夏踏访天津，对北方初夏有一种奇特的向往，即使张爱玲没有在此居住，就冲着这些苍劲古槐也会喜欢这里——我喜欢一切槐树茂密的古城：天津、西安、北京。
如果将槐树换成悬铃木，那么睦南道与上海的租界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安静的小马路，路边一样安静的红屋顶的小别墅。其实民国时代津沪两地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繁华的洋场、租界，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十分频繁，活跃其中的是演艺界明星、名门大贾以及众多的中产阶层——作为中西文明的交汇点，这两地处处体现着时髦与洋派，像身着旗袍的女子，古典又现代。张爱玲在大陆有两处生活最长的城市，便是天津与上海，她在天津一直待到八岁，她这样说：“我八岁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有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
张爱玲曾用很多笔墨写她在天津的童年时光，记忆最深的是一本书，“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1926。32号路61号，提摩太·C·张。”张爱玲最早的文学启蒙就在天津，应该源自于父亲，对《红楼梦》的兴趣也来自于父亲。不管后来对父亲有多少恨，这一点事实都不容抹杀。张爱玲离家出走后绝口不提父亲，对天津的童年往事却记得一清二楚：“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头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作疤丫丫，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忽地翻了过去。后院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这是1926年的往事，张爱玲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楼越高，底下人说话声音却越发清晰，一如人上了年纪，近期发生的事老是忘记，倒把童年往事记得一清二楚。在《私语》里，她这样写天津家事：“后来我父亲在外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定不肯去，拼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进去了。到了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隔着近百年的岁月，当然没法再找到那些秋千架，或者小公馆，很多张爱玲读者和我一样在这条睦南道上细细梳理过，至今也无法确认哪一处房子是张爱玲的家。张爱玲两岁时随全家由上海迁往天津英租界32号路61号，八岁时又迁回上海，这是她在《私语》里的说法，而张子静则说是31号路61号。据老天津考证，32号路与现在的南京路平行，拓宽改造后合二为一，如果真的像张爱玲说的在32号路上，多半已不存。而如果像张子静说的在31号路上，那应该还在，31号路就是现在的睦南道。我没来由地倾向于张子静的说法，希望在这座北方古城里，有一座张爱玲生活过的院落，我们还可以找到那个秋千架，天井，以及墙角的那块青石砧，张爱玲在上面和毛物一同写过大字。
睦南道被称为天津的“五大道”，漫步在这条古道上，你能穿越时空去品味厚重的历史——路边一幢幢充满欧陆风情的小洋楼，昭示着天津卫那一段古老而现代的故事。二十世纪的天津和上海一样租界林立，外国人纷纷按本国的建筑风格在租界进行大规模建设，留下了形态各异的建筑。一些外国人、清廷遗老遗少、军阀买办和下野政客纷纷来这里购置房地产。就在这条2公里长的马路上，有各类风貌建筑74幢，名人故居22处。在这条寂静的路上行走，我有过一刹那恍惚，仿佛置身于某个欧洲小城。前面一幢建筑特别引人注目，止步细看，青黑的方砖砌出四个拱形门廊，雕花铁门后面是一幢四平八稳的方形建筑，高高的房顶上还插着一面红旗。好奇地走过去细看，原来是原伪满洲国首府驻天津领事馆。
张爱玲八岁离开天津后再没有回去过，对于离开天津的真相，张子静给出的说法是，父亲当时在津浦铁路局做英文秘书，是个闲差，可是他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影响极坏，连累了时任交通总长的堂兄张志潭，结果张志潭被免职，他也只好辞职。其实在天津的那六年，父亲还是爱着张爱玲的，两个人一起去吃鸭舌萝卜汤和香肠卷，或者一同翻读萧伯纳的《心碎的屋》，信笔写上“提摩太·C·张”。张爱玲有意无意忽略这一切，张子静没有忘记，睦南道没有忘记，睦南道上那些茂密的古槐也没有忘记——
圣玛利亚女校的贫困生
老上海的圣玛利亚女中和圣约翰大学在现在的中山公园附近，这两所着名学校张爱玲都曾就读过，在圣玛利亚女中七年，在圣约翰大学仅几个月，最后因为交不起学费，只得中途辍学——张爱玲会落到无钱读书的地步？没人相信，却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