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历尽坎坷
乱世佳人——在我的内心，总愿意这样看待战火中的林徽因。在青春和沧桑之间的过渡，或许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道路，只不过，这过程于有些人来说较慢，而对林徽因，却可以是瞬间的变换。
那个吟吟浅笑的林徽因还在眼前，那个活泼任性的林徽因还在心间，她的诗还那么清新，她的文字还那么优美，而转眼间，她却要经历残酷的战火，为一个家庭的奔波操劳不已。从山西回到北京，林徽因先给不满八岁的女儿梁再冰去了信，彼时女儿正和大姑妈一家在北戴河度假。
“反正你在北戴河同大姑、姐姐哥哥们一起也很安稳的，我也就不叫你回来。我们这里一时也很平定，你也不要记挂。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没料想，这样的信刚寄出没多久，林徽因就发现，北平的情况远没有她料想中那么乐观。1937年7月29日，北京沦陷，日军进城，全城戒严。在前途未卜的时刻，营造学社暂时解散，社长朱启钤不愿离开北平，他把学社的未来托付给了梁思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决议，一起离开被日军占领的北平。
另一方面，进驻在北平的日本人也没有得闲，他们寄给梁思成夫妇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们参加。林徽因和梁思成当下决定尽快离开北平，向南方迁移。就这样，他们的流亡之行正式开始了。
若换作平常人家，随身携带的行囊定然满载着家当细软，而林徽因他们带的更多的，却是古建筑研究资料。不论是林长民送给林徽因的坐佛，还是梁启超送给梁思成的铜镜，那些承载着无尽亲情和回忆的物品，只能尽数舍弃在家中，以便为他们携带的资料腾出更多的空间。
一路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再乘船去烟台，而后又是青岛、济南、郑州，最后他们来到了长沙。紧接着，金岳霖、张奚若等人也先后落脚长沙。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都要在刺耳的空袭警报中度过。长时间的奔波劳顿累倒了何雪媛，每次听到空袭警报拉响，一家老小都要相互搀扶着跑到临近学校的空地去避难，等待空袭的过去。
在动荡的日子里，普通百姓大概只惦念着活下去，而知识分子们却期冀获得精神上的交流。那些在北平经常来往的好友有不少逃亡到了长沙，每天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都要到处去串门。他们想要实际参与到抗战中去，他们不想被国家当成保护的对象，成为战争的累赘。
然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抱怨这动荡的时局，宣泄心中的积郁。“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还我东三省！”“抗战必胜！”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划破战火包裹下的长空，如此激越，如此振奋，时刻提醒着人们，胜利就在前方。
但是，活着毕竟是一切思想的前提。当日军飞机投放的炸弹掉落时，林徽因的大脑一片空白，那颗炸弹距离他们所在的院子只有不到十六米！完全凭借着本能，林徽因拉起孩子就往楼下冲，炸弹爆炸的气浪将她抛到空中，房子塌了下来，成为一堆废墟。
这是和死神真正的擦肩，长沙已经不能再待下去，他们再一次收拾行李，踏上了流亡的路途。好不容易将一家五口塞进严重超载的长途汽车，他们却不知道，这辆车并不以昆明为终点站，他们中途还要经历不可知的劫难。
流亡路上，往往是汽车把他们放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城，第二天，他们再到汽车站继续搭乘南行的客车。1937年12月24日的深夜，汽车在行进的半山坡突然抛锚，林徽因和梁思成只能在漆黑的夜晚一起推着汽车前行，借此取暖。终于，由于受不了舟车劳顿，一家人走到晃县时，林徽因病倒了。
感冒引发了肺炎，对虚弱的林徽因而言，这有着致命的危险。然而在当时，不仅整个县城没有医院，没有抗生素药品，甚至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到处都是难民。似是冥冥中自有天佑，几乎绝望的梁思成忽然听到附近一家旅馆里传来小提琴的动人旋律，他想，“这拉琴的人一定是来自北京或者上海。”他敲开门，房间里住的是八名空军学院的年轻学员。
这些飞行学员已经在这里住了两天了，正等车到昆明去，得知了林徽因的状况，他们自愿腾出了一个空间。与此同时，好运接连降临到林徽因的身上，困在这个小城等车的外地人中，恰好有一位女医生，她给林徽因开了一些当地能买到的药，两周后，林徽因持续的高烧终于退了下去。
在这段时间，梁思成夫妇和八名年轻的飞行学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梁思成夫妇落脚昆明，学员们还经常去梁家看望他们。这些学员的父母大都身处沦陷区，他们像孩子般地依赖着梁思成夫妇，而林徽因也总是把他们当弟弟一样看待。
待到身体稍有好转，林徽因一家又踏上了南行的旅途。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对剩下的路途做了一个匆匆的描述：“此后，又有关于这些破车，意外的抛锚、臭烘烘的小客栈等等的一个又一个插曲。间或面对壮丽的风景，使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心疼……”
1938年1月，历经磨难之后，梁家终于抵达了昆明。或许他们心里都明白，往后的日子里定然会充满无奈，在战争面前，个人的命运不过是一叶孤舟，又岂能在惊涛骇浪中保全？然而就算风尘满面，心中尚有梦在，他们要将营造学社重新组建起来，要继续在建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若深陷在泥淖，尚可长出一朵白莲，然而被战火熏染后的魂灵，却再也无法经洗涤重回当年的诗意烂漫。没有可惜，没有哀叹，恰似万物有时，不如就遵循内心最真实的变幻。在这之后，林徽因很少再写新诗，即便有，也总透着淡淡的萧索。然而也唯有如此，才真实地记下了她一生中生命的历程、情感的轨迹。
停顿·暂居昆明
都说，每个女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江南。有时是小桥流水温柔了岁月，有时是细雨朦胧串起了伤感。北方一望无际的原野总那么豪迈，南方莺飞燕舞的春天总让人忍不住流连。然而，境随心转，国难家仇之际，再是杨柳依依也不免唏嘘感叹，哪怕烟雨画桥，也难消满腹辛酸。
生于江南，长于江南，如今再站在南方的蓝天之下，林徽因却再难寻回幼时的悠然。那个扎着小辫、活泼可爱的自己早已被遗忘在记忆中，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心境的变迁，只能用沧桑的目光来审视这战火纷飞的人间。
昆明不比长沙，这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大片的花海和纯净的蓝天遥相呼应，让人未饮先醉。然而抗战爆发以来，大批的人涌入这里，战争将所有的心揪得紧紧的，“美好”早已不复存在。
此外，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也迁移到了昆明，在这种情况下，这座城市蓦地被汇入了大量现代、文明的血液，也成为无数知识分子落脚的据点。林徽因和梁思成也不例外，他们在昆明一家姓黄的人家暂住下来。
在这艰苦的流亡时光里，身体每况愈下的不仅只有林徽因，刚刚抵达昆明，梁思成便病倒了。想着终于来到了相对安全的后方，他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一身的毛病全部都找了上来。
自古受万众瞩目者，或有他人未有的经历，也或有他人未尝过的苦痛。梁思成年轻时因车祸伤到过脊椎，如今经过长途跋涉，病情发作，背部疼痛难忍，常常让他彻夜难眠。而后梁思成又患上了牙周炎，满口牙齿痛得连水都不能喝，医生只能拔掉了他满口的牙齿。
在流亡的时光里，不知有多少能人志士不堪劳苦，陨灭在历史的星空里，而挺过来的，又不知有几多留下满身疾患，饱受病痛折磨。为了照顾思成，为了维持生计，在刚来到昆明的日子，林徽因担起了所有的家务，并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以获得一个月40元的课时费。
生活烦琐而忙碌，林徽因很少再露出笑容，她每天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分配少得可怜的收入。这样压抑的日子随着金岳霖、张奚若等一行人的到来，终于告一段落。金岳霖写信给费正清，他这样形容久别重逢的林徽因：“……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
实际上，林徽因再度绽放的笑容却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我喜欢听老金和奚若的笑，这多少帮助我忍受这场战争。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毕竟还是同一类人。”
在晃县帮助过他们的那几个空军学院的学员毕业了，他们加入了战争的行列。几个年轻人偶尔回来看望他们，听着他们对这场战争所怀抱的必胜信念，林徽因和梁思成由衷地为他们骄傲。然而，接下来的几年，他们一个个牺牲于与日寇的空战中，每一次听闻他们阵亡的消息，林徽因都要痛哭一场。
痛苦，是因为我们还活着。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他们不能忘记未尽的梦想。梁思成致信中美庚款基金会，希望他们能给予基金补助，帮助他恢复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不久，学社的骨干成员刘敦桢携家来到了昆明，莫宗江、陈明达等其余成员也先后来到这里，拿到基金补助后，营造学社西南分队正式组建了起来。
在我们不曾经历的苦难中，我敬佩这一群人，他们原本都是学校的教授或知名学者，却因为硝烟的弥漫，远离故土，四处流亡。他们不甘做战争的累赘，宁愿在贫困的处境中发光发热。每天面对流弹的擦肩，奔跑在生和死的边缘，却从未丢弃过心中闪烁的信念。
当时，美国方面已邀请梁思成前去讲学，并愿意为林徽因治病，他们回信断然拒绝了邀请：“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后来，林徽因病重的时候，梁思成也曾责怪过自己，让她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从而受尽了病痛的折磨。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却从没后悔过自己所做的选择。
1938年10月，梁思成和学社成员开始了他们的工作，考察了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等几十处昆明主要古建筑。1939年秋，梁思成一行离开昆明，接连考察了四川西康地区的众多古建筑，并获得许多重要发现。
与此同时，敌机也来到了昆明的上空，空袭警报一遍遍回荡在昆明城内，闹得人心惶惶。人们纷纷开始往郊外迁移，位于昆明东北二十里处的龙泉镇龙头村，成了营造学社新的落脚地。
在当时，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纷纷来到龙泉镇，躲避空袭、建造住房。林徽因和梁思成也选择了一处空地，一起画图纸，建起了他们平生第一次为自己设计的住房。金岳霖在他们房子的旁边加盖了一间“耳房”，他为能再和林徽因一家做邻居而感到无比开心。
那些大多数妇人日复一日的家务事，反而成了林徽因最大的苦恼，她不愿在没有意义的琐碎家事中匆匆度过一生。再加上盖房子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别人一屁股的债务，林徽因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花费在如何解决一家人的温饱上。
老金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提及林徽因的状况：“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然而金岳霖的情况也不乐观，在林徽因1940年11月信给费慰梅的信中，她这样描述了金岳霖的生活：“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得以维持。随着轰炸的日益加剧，营造学社不得不随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搬迁，从昆明迁往四川重庆西边大约三百五十公里的一个小镇——李庄。
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梁思成提到此事，万分沮丧：“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
就这样，林徽因和梁思成不得不离开朋友，离开刚建好的小屋，再一次踏上流亡的旅途。他们不知道这样居无定所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他们更不会预料到，一家人要在李庄那个贫困的小山村一住就是五年。
藏起了风花雪月的情怀，只为在战火中多一份安然。今天不知明天的生死，他们却依然可以乐观开怀。为了抵达一个地方，他们曾历经磨难，等到真的将要离开，却发现一切又过得太快。人生有无数个驿站，离开了昆明，前方还有新的驿站仍在等待。
染疾·氤氲残香
从喧嚣跌进沉寂，只需一刻，而等到一颗心尘埃落定，却要花费若干年。在命运的面前，一个人的努力似乎那么渺然，用尽全力去呐喊，也散不尽满腔的积郁，最后只剩颓然。
花开鲜艳，花落难寻。曾以为，饱经风霜的花会散发更醉人的清香，然而时光流转，逐渐明白风刀霜剑只会加速一朵花的凋零，一朝飘落枝头，从此再难寻觅。
在流亡的时光，林徽因日渐消瘦，往日的灵动和神韵已经逐渐流逝在奔波的旅途中，刚到李庄，她就再次病倒了。李庄是一个依山临水的小村子，除了一条水路外，整个村庄几乎与世隔绝，村子的生活条件比昆明还要差很多。更严重的是，位于四川的这个村子阴雨连绵，过于潮湿，非常容易加重林徽因的肺病。
林徽因始终高烧不退，梁思成担当了丈夫、医生和护士的多重身份，每天给林徽因打针、量体温，他把大部分的薪水都给林徽因买了药品，生活一度非常拮据。不仅日子难过，亲人的去世和朋友的相继离开更给人以精神上的打击，而这些都和病痛一起，折磨着瘦弱不堪的林徽因。
1941年3月14日，林徽因的小弟林恒死于在成都上空的一次对日空战，梁思成前往成都料理他的后事。怀着对弟弟的无比思念，以及对在晃县认识的那八名阵亡学员的哀悼，她在三年后写了《哭三弟恒》：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