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为久远之国计，庶乎近之。 今朕年届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朕凉德之所至也。历观史册，自黄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孙百五十余人，天下安乐，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酒色所致也，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净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以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乎。《易》遁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朝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灭闯寇入承大统，稽查典礼，安葬崇祯。昔汉高祖系泗上亭长，明太祖一皇觉寺僧，项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归于汉；元末陈友谅等蜂起，而天下卒归于明。我朝承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又年力盛时，能弯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汉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皆小民膏脂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及百分之一。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皆由辨之不早也。朕之子孙百有余人，朕年已七十，诸王大臣官员军民与蒙古人等无不爱惜。朕年迈之人，今虽以寿终，朕亦愉悦至。
太祖皇帝之子礼亲王王之子孙，现今俱各安全，朕身后尔等若能惕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舆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卯
康熙驾崩的当晚，畅春园外大雾笼罩，畅春园内更是紧张异常。
当晚，十七阿哥允礼在大内皇宫值班，得悉父皇去世，立即奔往畅春园，行至西直门大街时，恰好遇到正在维持治安的步军统领隆科多，隆科多告诉他四阿哥胤禛已经登大位，只见允礼“神色乖张，有类疯狂”，掉转马头奔回自己府第，并未到宫门迎驾伺候。十七阿哥允礼对雍正继位仅仅只是如此震惊而已，其他阿哥则对多年以来的处心积虑的储位之争竟以如此结局揭开分晓感到非常震惊继而难以接受。
据雍正自己日后的忆述，康熙去世当晚，九阿哥贝子允禟得知由四阿哥继皇位后，即“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八阿哥贝勒允禩亦于夜深时与三阿哥允祉去庭院，密语多时，急筹对策。稍后十四阿哥贝子允禵从西宁回京奔丧，路上即扬言：“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觑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允禵抵京后径自“行文礼部”，故意询问如何晋见新皇的礼仪。及见雍正之时，又“远跪不前”，表示不能承认雍正承统的既成事实。允禟还对左右亲信说：“不料事情竟至如此，我辈生不如死！”慨叹“事机已失，悔之无及。”
总而言之，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深夜发生的大事，真正令人们震惊、疑虑和难以相信的倒不是皇帝的崩逝，因为这早在预料之中；而真正令人们震惊、疑虑和难以相信的却是皇位竟落到了四阿哥胤禛之手，朝野舆论一致认同的十四阿哥允禵却被剥夺了皇位的继承权。
胤禛鉴于局势紧张险恶，全面加强了戒备。命七阿哥淳郡王允祐守卫畅春园；固山贝子胤祹至乾清宫摆设几筵；大内宫禁则派十六阿哥允禄、世子弘昇护卫；最关紧要的是从畅春园到乾清宫一路的备仪卫、清御等安全警卫工作，因十三阿哥胤祥是雍正最亲信的兄弟，自然安排由他总管此事；而要害之处的兵力部署，就由负有京师卫戍之责的步军统领尚书隆科多具体实施了。所有启奏，除胤禛府邸事务外，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谕旨，必经由四大臣传出，并令记档。一切部署安稳妥当后，雍正才让人将康熙遗体安奉于黄舆之上，像平日里康熙出行一样，由胤禛前导而行，至隆宗门跪接，亲抚銮舆，安奉康熙遗体于皇宫大内，准备在乾清宫举行殡殓大典。第二天戌刻大殓。
史学家金恒源曾指出，胤禛、隆科多如此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着实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七至九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禛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刻（即晚上七至九时）。十一月的京城，气候已经寒冷，尸体装殓多存放几天不存在任何问题。况且，太平盛世的皇帝大行之礼非同小可，新立位皇帝应该有必要而且必须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入殓方案，选定吉日再隆重举行入殓仪式。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急促。胤禛为何如此急不可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就范。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九、十等众阿哥是不是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有关的重要活动。
城内军民几乎在同时得知了康熙皇帝晏驾的噩耗，顿时间流言四起。隆科多下令京城九门紧闭，诸王不接到令旨，任何人不得进入紫禁城。京城立即陷入一片恐怖气氛。
而这封康熙的“遗诏”所署时间为“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康熙去世的这一天。而这时候康熙已很不适卧床不起，这封“遗诏”是不是康熙亲笔提写的？从丑刻（凌晨一至三时）到戌刻（晚上七至九时），前后大约二十多个钟头里，大清朝就如此顺利地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同时一场旷日持久的皇位争夺战尘埃落定？
康熙皇帝一生文治武功，占尽风采，唯独在权力交接问题上颇为头疼。太子废而复立之，立又复废。他为平息诸子夺嫡争储的不息争斗，心血耗尽，精神上造成巨大伤痛，但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不会不理会皇位继承人这件大事，况且他已是年届花甲、身体每况愈下的老人，接班人的问题更不允许疏忽大意。可是，要让他在如此病重的最后一天时间里写下这份长长的遗诏，在任何人看来似乎真的不大可能？
遗诏到底是不是康熙本意？
史学家金恒源就指出：清史专家王钟翰早有雍正伪造《康熙遗诏》的说法。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过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上述所谓《康熙遗诏》，完全是雍正命隆科多“撰书”（起草）的作品。另据李学智介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七十五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
可见，康熙去世时，胤禛、隆科多并没有能拿出遗诏来，只是隆科多抢先“口述”康熙留下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遗言”。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下独自起草了《遗诏》，所以，直到十六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而康熙皇帝的遗诏现在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他的原文就是满汉文字对照的，没有一点改动过的痕迹。可以肯定那就是原件，而且当时在全国发出的一共有四份，现在保存下来的两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绝对不是所谓的篡改。现在学术界的很多在怀疑的是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两份遗诏是不是真的出自康熙爷的亲笔呢？反对的人就认为这份遗诏是雍正稳定了自己的局面得到了实际的控制权之后叫自己手下的人写的，所以这份遗诏根本就不是出自康熙皇帝的手，而是雍正模仿了他的笔记伪造的，康熙死得突然或许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遗诏。支持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康熙皇帝快要死之前口述的，找来文官代他写下来的，从他还活着的时候的一些行为来推断的话，康熙确实有意思要选胤禛来接自己的班。所以，现在的学术界认同的是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份文件确实是当时那份正式的文件，但是至于那份文件到底是出自谁的手就不得而知了，大家都是猜测怀疑。再加上康熙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就对立太子这件事反反复复更改了好多次，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猜疑，导致了现在了种种争论。
早几年，台湾学术界又宣称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说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且据李学智的考证判断，目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全部是康熙去世三天后，由雍正伪造的。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起草遗诏的事实。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去世的时候，胤禛和隆科多并没有立即拿出康熙皇帝的遗诏来，是隆科多先口述了康熙皇帝的遗言，说康熙让四皇子来继自己的位。而且是康熙死后的第二天，隆科多一个人起草了这份遗诏，然后在第三天去宫里宣读这个遗诏。但写遗诏的人却不是隆科多，而成了内务府和翰林院一起写的遗诏，但是最终的底稿还是隆科多写出来的。
从这些事实看来，遗诏根本就是不可信的。只有满足了一定条件的遗诏才是可信的。那就是要有多个亲信大臣在场，代皇帝书写遗诏的大臣职位也要是领侍卫内大臣级别的才符合当时的规矩。雍正当上皇帝的所有的证据和支持点都仅仅是这一份遗诏，也怪不得雍正自己后来要出《大义觉迷录》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因为，在康熙皇帝去世之前，无论是在京城的官员还是在外省的官员，甚至是街头巷尾的市井老百姓都不看好雍正，也不认为雍正可以来继承大统。如果真的要说康熙晚年有自己最喜欢的儿子的话，那么据推论，这个人一定是他的皇十四子，即当时在平定西陲的大将军王——雍正的亲生弟弟胤禵。
雍正顺利地当上了皇帝最硬的证据无疑就是当时所谓的遗诏了。根据清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五十六（一七一七年）年十一月，康熙下遗诏，总结一生得失，但并未提及储君的问题，甚至在文末，康熙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意思就是说，我这篇上谕已经准备了十年了，以后如果有遗诏，也就是这些了，他的暗示就是说不会有遗诏。
但是康熙皇帝死了之后，隆科多拿出来的那份遗诏据说就是康熙皇帝留下来传位的遗诏，上面写着：“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打上标点则为：“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篇遗诏在程序上存在严重的问题，这就不仅仅是把“十四”改成“于四”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因为传位的这篇遗诏所用的第一语言是满文，所以没法那么好改动。
一般来说，历史学界较为认可的观点是：皇帝还活着的时候，诏书就是上谕，也就是皇帝还没有死之前发出的诏书就是皇帝亲口说的话。但是如果皇帝死了的话，那可就不一定了，甚至绝大部分诏书的内容已经不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了，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在死之后都会发一份遗诏，来总结自己当皇帝期间的得失，实际上谁都知道那并不是皇帝本人亲手执笔写的，而是皇帝的亲信大臣替皇帝代笔写下来的，这样的事情在明朝和清朝是非常普遍的。比如顺治皇帝最著名的那个“罪己诏”。
为什么很多皇帝留下的遗诏并不是自己本人的意思呢，这里面有诸多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皇帝真的没有办法容忍那些责骂自己、责备自己的苛刻的话，要皇帝自我反省确实很难。还有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这一个职位虽然前途是无可限量的，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也是无人能比拟的，但是此职位也是一种需要艰难煎熬的事业，如果想要扬名立万同样非常困难。而且皇帝职位也是一项很孤独的工作，皇帝不可能完全相信身边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孩子和亲人，所以对于特别重大的事情尤其是继位问题，一旦皇帝自己有了决定之后，就会在自己清醒之时昭告天下，这样可以顺顺利利地完成皇权的交接，也可以稳定形势。当然这中间也不排除皇帝未昭示即崩逝了的情况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