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要成就任何大事，最重要的是当事者的信心和勇气。所以人们往往用“有勇有谋”、“智勇双全”一类的言辞来评价那些英勇善战的名将，认为有勇无谋是匹夫之勇，而有谋无勇、不能身先士卒去冲锋陷阵者当然也不能称其为良将。因为为将者的主要任务是带兵打仗，“夫战，勇气也。”就是说打仗是要凭勇气的，尤其在一个军事指挥者的身上，更需要有一种过人的勇气。
周瑜30岁就被孙权任命为吴国的都督，年纪轻轻就担负起统帅三军的重任。那么，周瑜是如何在众多的将领（特别是黄盖、程普等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中树立威信，巩固自己的统帅地位的呢？这除了周瑜具有宽厚待人的雅量和令人信服的才气外，更有一种为将者不可缺少的东西——勇气。
公元208年，曹操拿下荆州后，率兵南下，势如破竹一举灭掉刘表，又摧败刘备，兵力涨到83万，准备靠庞大的军事力量一口气吞下东吴，遂率大军来到赤壁，先给孙权写了一封恐吓信，力压孙权投降。
看到曹操以号称百万的大军阵列于大江之上时，东吴上下惊魂不定，一片混乱。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财产，大多数官员都主张投降曹操，即使孙权本人也缺少与曹操抗衡的勇气，徘徊于战与降的两难之间。
此时刘备委派诸葛亮前来联合，说要与东吴对搞曹操，但经长坂坡一役，刘备原本薄弱的力量又大大损耗，其手下惟关羽、张飞、赵云几员大将，以及诸葛亮为首的为数不多的一些文职官员。缺少兵员，即使关、张、赵之流武功再好，诸葛亮再足智多谋，也是不可能与曹操的几十万大军相抗衡的。在常人的眼中，东吴即使联合了刘备，也未必有击败曹操的把握。
对刘备联合不联合，对曹操是战、是降的决策重任，谁也决定不下来，最终就落在了周瑜的肩上。周瑜自鄱阳湖练兵回柴桑后，力排众议，先斥责了文臣的投降之论，又面陈孙权说：“将军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余业，据有江东，兵精粮足，己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残去暴，奈何降贼耶？”
大敌当前，明知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一般的文臣武将即使不吓破胆也都明哲保身，闭口不语。因为谁都知道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往往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旦抗曹失败，家国俱毁，主战派就会遭千人所骂，而周瑜竟以惊人的勇气主动请缨抗拒强敌。特别是周瑜提出以5万兵破敌，但孙权却一时连5万精兵也拿不出，只能勉强凑足3万士卒时，他并未因此而退缩。试想周瑜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抗敌到底，需要何等的勇气。
而周瑜不但凭勇气支持孙权下了联刘抗曹的决心，使东吴定下了正确的立国方略，更重要的是他不怕强敌，敢以弱小的力量挑战强大的势力，但只这种勇气，已为绝大多数人所不及，这种勇气并非口头上的勇气，而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的勇气。
后来经过周密筹划，周瑜指挥孙刘联军火烧赤壁，一战使得曹操的83万大军灰飞烟灭，天下三分局势终得以实现。
敢做敢为，有时比理智处事更易成功
勇气，有时比理智还要重要，如周瑜在面对曹操的百万大军压境时，若是理智性考虑，肯定不会以自己弱小的力量对抗曹操的百万大军，然正是勇气的驱使，周瑜斗胆与曹操一较高下，结果却取得了胜利。
作为一个军事指挥者，本身必须有一种勇冠三军之气，即具备有压倒敌方和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勇气，才能鼓动战士的勇气。当然，这种勇气又不能是盲目冲杀的匹夫之勇。周瑜的勇气就是一种与智慧相结合的智者的勇气。
在世处之时，勇气也一样能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反观今日，许多成功者也都是因为敢想敢做才得以成功的。比尔·盖茨在看到了软件产业的光明前景之后，毅然放弃了在哈佛大学深造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后来，他建立了微软公司，成为世界软件产业的龙头老大，自己也由此成为世界首富。
再如，孙正义是软银公司的总裁，软银公司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投资公司，而孙正义创业的成功，也在于其敢做敢为。他投资互联网领域，并不靠十足的把握，而是差不多就做。
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一个行业的前景越好，取得成功的可能也就越大，但孙正义却不这么想，只要有七成把握他就做。他说，如果非得等到有九成或九成五的胜算才愿意采取行动的话，我的事业绝不会像现在那么成功。
以概率来说，九成胜算当然要比七成胜算理想，但孙正义告诉我们：在实战上，情形刚好相反，前者更容易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原因主要有两条：第一，非要必成胜算才行动的人都很慎重，而过于慎重，可能会错过许多战胜的机会；第二，胜算越大的目标，越容易被其他人捷足先登，并且胜算越大的事业，从事的人就越多，竞争就越激烈，因此就相对不太容易成功。因此，非得有九成胜算才行动的人，会被以七成胜算为行动依据的人打败。
这就是孙正义对待事业的态度。正是这种敢做敢为的态度使他在19岁的时候拿到第一个100万美元，在37岁的时候打造了软银帝国。由此来看，要想创建自己的成功事业，我们也的确需要拿出敢想敢做，敢拼敢为的精神和意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