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家现在已知道，这些恐怖鲜明的事件片段深烙在情绪路经而成为记忆。异常症的形成是因为神经过度被刺激，迫使鲜活的记忆不断侵入知觉层面。于是脑部变得极度敏感，只要发现类似事件可能重演的迹象，随时准备发出警讯。这种草木皆兵的高度警戒养成的是所有情感创伤的特征，包括童年时期肉体不断被虐待的人。
任何可怕的经验都会造成神经的过度刺激，不管是火灾、车祸、地震、被强暴、被抢劫，每年都有许许多多的人遭遇这些不幸，脑部多少会印下创痕。
暴力事件又比地震之类的天灾更糟糕，因为受害者会觉得自己是被刻意挑选出来施暴的对象，从而对世界、对人类失去信赖。顷刻间整个世界变得危机四伏，走到哪里都觉得不安全。
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草木皆兵的情形特别严重。根据心理学家收集的实际案例，有一个人后脑被不名人士重击，事后他走在街上一定选择走在老妇人的前面，另有一名妇女进电梯时被尾随的歹徒持刀逼到无人居住的楼层，事后好几个星期她不但不敢再坐电梯，甚至连地下道或任何封闭的空间都不敢进去。有一次她在银行里看到一个人把手伸到外套里面，动作与歹徒十分相似，吓得她落荒而逃。
有些恐怖的烙痕及其后遗症会持续一辈子，大屠杀后幸存的犹太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根据研究，事隔近半个世纪后，那些经历过饥饿与集中营的恐惧，目睹亲人被屠戮的人，记忆依然鲜活如昨。1/3的人经常活在恐惧中，近3/4的人看到或听到任何能引起联想的事物就会感到焦虑：包括制服、敲门声、狗吠、烟囱冒烟等。约60%的人几乎每天想到50年前的浩劫，较严重的有8/10仍常做同样的噩梦。一位幸存者说：“如果你呆过奥斯维兹集中营而不会做噩梦，那你就不正常了。”
下面又是一个49岁的退伍军人的自述，关于他17年前在前线的经历，从这里也许你可以理解一点恐怖的回忆如何日夜不休地折磨着当事人：
“我根本无法抛开那段记忆！各种影像细节生动地不断涌现，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事物也能唤起记忆：用力关门声、女人的身影、竹席的触感、炒猪肉的味道都能让我回到过去。昨晚我本来睡得还不错，到清晨突然暴风狂作，响起一声巨雷。我立刻惊醒，恐惧得无法动弹。当下便好像回到某个战场，那时是雨季，我在站岗。我知道下一次炮击一定会打中我，而且必死无疑。我的手都冻僵了，全身却在冒汗，颈部根根汗毛直竖，心脏狂跳，仿佛就要窒息。这时我闻到一股硝烟味，突然看到队友肖实的断肢……盛在一个竹盘子上，是敌兵送回来的……又是一阵雷电交加，我惊得跌下床来。”
事隔近20年，这段生动而又巨细无遗的记忆丝毫不减当年的恐怖。创伤后异常症患者的神经警戒系统超乎正常的灵敏，寻常事件也会被当作危机处理。
从生理角度来讲，极度的恐惧会造成脑部化学物质的全盘改变，这方面脑部变化的研究做得最多的是美国创伤后异常症中心。中心所在的退役军人医院收容大量战争中受伤的患者，大部分的相关知识便是研究这些退役军人得来的。同样的原理也可适用在受过严重情感创伤的儿童，例如前面提过的小学生。
经历过不幸事件的人其情商受到很大损害，但这也不是说我们就已经对它无能为力，事实证明，再严重的创伤，也有可能复原。
△抚平创伤，发展情商
一项关于犹太人屠杀幸存者的研究，让我们对情绪创伤的复原有了较乐观的看法，研究对象有3/4在事隔半世纪后仍有明显的症状，但其中1/4后来复原了，这似乎与患者的生活方式有关。未复原的人脑部显示创伤后异常症患者特有的变化，已复原者则没有，证明创伤后异常症的脑部变化可能是可以逆转的，即使是最严重的脑部烙印也可能除去。简而言之，这证明情绪路径是可以再教育的。
其中一个复原方式是前面提过的苏波游戏。透过多次的游戏，孩子得以安全的重新经历打击。这提供了两条治疗的方向：原始记忆可在焦虑程度较低的情境重复一次，透过这个减敏感法使其与较温和的反应联结在一起。其次，孩子可以在心理上重写悲剧的结局，譬如说最后将苏波杀死，重拾对悲剧事件的掌控感。
经过严重暴力事件的幼儿常会发明类似的游戏，第一个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是旧金山的儿童精神治疗师雷娜·泰尔。1973年，加州某地发生一件绑票案，一群参加夏令营的孩子搭乘中巴要回家，途中被绑票长达27个小时。
五年后泰尔发现受害孩童还在玩绑票的游戏。有的女孩子会用芭比娃娃玩象征的游戏，事发当时孩子们紧拥着躲在一起，一个女孩一直感觉有人尿湿在她的身上，她玩的游戏便是不断地为芭比妹妹洗澡。另一个女孩玩的是芭比流浪记，重点是最后芭比必然安全归来。又有一个女孩玩的是更诡异的游戏：芭比掉入洞穴中窒息。
经历重大打击的成人可能会发生心灵麻木的现象，抹去事件的相关记忆或感觉，小孩的反应不同。小孩较少变得麻木，泰尔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会用幻想、游戏、白日梦来回忆或重新思索事件的意义。这样做的用意似乎是避免强烈的记忆过度积压，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如果碰到的是看医生之类的轻微事件，小孩子可能玩一两次游戏就可以了。如果是极可怕的打击，可能会透过灰暗单调的仪式不断重复。
有时候通过艺术也可能起到恢复创伤的作用。因为艺术本身就是无意识心灵的媒介。我们的情绪中枢非常熟悉象征的意义，熟悉比喻、故事、神话、艺术的表达。这也是治疗情绪创伤创办儿童艺术作品的一个契机，他们不敢言传的可怕记忆有时可透过艺术来表达。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个6岁的孩子与母亲一同被母亲以前的男友绑架，绑匪将他们带到旅馆，命男孩裹在毯子里，之后便将母亲殴打致死。事后男孩绝口不提他在毯子里听到、看到的景象，但他变得喜欢画画。
他画了一个眼睛奇大的赛车手，这双眼睛象征男孩窥视凶手的经验。几乎所有经历重大打击的孩子都会在艺术作品中呈现这类影射信息，强烈的记忆不仅一再入侵孩子的思维，更隐身在艺术创作后面。除此之外，画画本身也有治疗的效果，使患者开始重拾对事件的掌控感。
哈佛精神治疗师朱蒂丝·贺曼也提出了创伤后异常症的三个复原步骤：一是恢复安全感，二是回忆创伤的细节，检计打击所带来的痛苦，三是重建正常的生活。它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夏莲约会时差点被强暴，当时她虽奋勇抵抗成功，事后那个人却不断骚扰她，不是三更半夜打电话胡说八道，威胁要对她不利，就是到处跟踪她，让她不知所措。她也曾报警，警方却不理不睬，理由是对方未采取任何行动。最后她决定寻求心理治疗，这时她已有创伤后异常症的症状，杜绝任何社交活动，极少出门。”
恢复情绪创伤的第一步是重拾安全感，可解释为设法安抚过度畏惧敏感的情绪中枢，以便接纳新的学习经验。比如可以告诉夏莲神经质、噩梦、过度警觉、易慌乱都是创伤后异常症的表现，让她觉得这些症状并不是那么可怕。
其次，应协助她重拾对事件的掌控感，直接消除当时的无力感。比如可以动员朋友与家人来保护她，并说服警方采取行动。
另一个治疗步骤是请患者在安全感下重述事件的经过。在这个过程中患者的记忆发生两方面的改变：记忆的情绪内涵及对情绪中枢的影响。患者重述的步骤非常奇妙，似乎要模仿经历同事件但未发生创伤后异常症的人们的脑部发展，患者内心仿佛有一个可以微调的时钟，一下子让患者回到鲜明事件的当时，突然又穿插一大段空白，患者通常在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内几乎记不得事件的经过。
这种进出记忆的现象，似乎是为了让患者在自然回忆的过程中，学习新的情绪反应。贺曼指出，病情较严重的患者可能在重述的过程中引发极度的恐惧，这时治疗者应该协助他调整到可忍受的步调，以免阻断情绪学习的机会。
通常治疗医生会鼓励患者在重述时力求鲜明，追忆出每一个可怕的细节，不只要详述患者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还包括他的反应，如恐惧、厌恶、恶心等。目的是将全部的记忆化为语言，唤起记忆中任何潜入无意识的成分，使患者的反应变得更可理解。这个情绪的二度学习主要是透过重温事件经过的方式，不同的是这次是在一个安全的情境与治疗医生的陪伴之下。这也等于向情绪中枢宣示：与创伤记忆相联结的不一定是无止境的恐惧，也可以是安全感。
前面提到的那个目睹母亲被杀的6岁孩子，他后来便不画画了，而是与治疗医生玩游戏，并渐渐建立起友谊。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才开始重述事件的经过，刚开始叙述的方式很固定，每一次都一样。但慢慢地变得比较坦白而自由，叙述时身体也不再那么僵硬。同时他做噩梦的次数也渐渐减少，这是一种掌控创伤的表现。然后他们谈话的内容不再只是专注在创伤与恐惧，也会谈谈小孩新生活的日常事物。到后来小孩终于摆脱事件的阴影，只谈日常生活的情形。虽然在基本恢复以后，患者还可能存在一定的后遗症或偶尔出现的症状，但仍可找出明显的复原证据。首先是生理的症状减轻到可忍受的范围，且可承受回忆创伤事件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创伤记忆不会在无法控制的时刻爆发，患者可自发地去回忆，而且像一般事件一样随时把它抛诸脑后。患者可重建新的生活，拾回对人对世界的信心。
多数人一生中鲜少发生这类深印脑海中的可怕事件，但一般的经验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深刻记忆。譬如说童年经常被忽略或得不到父母的照顾，被遗弃、失去亲人、被社会排拒之类的经验，也许还称不上创伤，却仍可能在情绪中枢留下伤痕，导致将来在建立亲密关系时，比别人有更多的波折。如果说连重大打击后遗症都可以复原，你我心灵上的轻微伤痕当然也可以治愈，这也是心理治疗的目的。事实上，这正是情商大展身手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