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在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坚持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通过对民族精神文化的诠释，形成日本的“大和意识”、美国的“美利坚精神”、德国的“日耳曼精神”以及法国的“法兰西精神”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这些精神使这些民族的内部凝聚力得以空前的发挥，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这些民族较早地实现了现代化。
实践证明：民族精神和现代化，不是对立的两极，二者之间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鲜明个性的民族，她在既往的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依着中华民族的固有本性和社会运动规律，如果没有19世纪中叶之后的那些突发事件，中华民族应该能以坦然的心态步入现代社会，从而自觉完成现代化的转变。
我们看到，在近现代中国，一些具有紧迫感和焦灼情绪的青年，出于对祖国命运与前途的强烈忧虑和关切，每每将中国迟迟不进步的罪责归结于民族传统文化，激进者甚至以为只有彻底丢弃中国文化传统，全盘引进现代观念，才能真正拯中华民族，这种观念虽然本质上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但实际上则陷入一种理论误区。
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在谈到怎样才能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怎样才能使中国完成现代化的转化时讲过一番令人深思的话。他说：“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祖宗从前已经达到了那个地位，说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为什么从前的地位有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今天所面对的国内外情况已和中山先生当年所处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但当我们真正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中山先生对我们民族的期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中国不仅没有恢复到往昔世界中头一个强国的地位，而且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山先生的遗训并没有过时，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复民族精神。以中华民族的固有精神唤起全民族的觉醒，举国努力，众志成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能得以真正恢复。
既然恢复民族精神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当然首先应当明了民族精神特别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确切内容。所谓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在其成员身上留下的“胎记”，是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层面的历史积淀，它不会因其成员地域的迁徙、国别的不同而改变，它既是一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又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性标识。
作为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必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基本精神，它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自立、自强、进取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得以立国的内在依据。
循此原则，我们便不难看出我们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根本区别何在，也不难明了我们今天应当恢复的民族精神究竟是什么。孙中山先生当年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到两条原则，一是应该恢复“我们旧有的道德”，一是应该恢复我们“固有的智能”。现在想来，这两条原则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讲到中国旧有道德，当此西方观念横冲中国的今天，似有不适时宜的守旧之谦。其实，当我们冷静的思考时，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的道德并不仅仅是我们祖先的创造，而且是其他民族同样向往的美好理想，这些道德观念也有其永恒的价值。因此，中山先生强调，“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恢复不等于照旧，恢复应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旧的道德观念进行现代观照与诠释，赋予时代气息。以“忠孝”而言，这是五四及其以后最受人们责难的价值观念。但平心而论，我们既然不能提倡“不忠不孝”的反命题，何不对“忠孝”观念进行现代诠释，以确立和完善现代国人的价值体系？而且，“忠”的对象在中国古代固然包括君主，但忠于君主并不是忠的全部内容。何况中国古人在践履“忠”的观念时，并没有忘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原则呢？因此，中国旧道德的忠的观念与现代社会并不冲突．只是忠的对象在撇开了君主个人之后更加单一，那就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如果我们人民政权中的所有公仆都能做到这些，那么人民的情绪怎能还会不舒畅呢？哪里还要什么“活血化瘀”呢？
恢复中国旧有的道德，是恢复民族精神的应有之义，但兹事体大，关涉甚广，决非本文所能详论。我们的意思只是提醒国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至于恢复中国固有的“智能”或称“知识”，也是恢复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通常所谓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实就是说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严密、深邃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大学》中所概括的“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基本要求是生命个体在社会基本架构下充分发挥主体自我意识和能功性，以自我为轴心，从个体的意念开始向外扩展，经过若干过程与环节，最终达到平天下的目的。
从理论上说，中国这一独特的知识体系并不排斥对科技的追求与物质的创造。当然必须承认在中国固有的知识结构中缺少现代西方的科技与文化。问题是中国固有知识体系是否足以容纳和吸收西方科技与文化？明清以来的中西交流已经对此作了肯定性的回答。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虽带有浓郁的道德本位主义色彩，但它所讲的实在是知识范围内的事。我们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的追求或许有方向性的错误，但他们总是将知识与做人紧密结合起来，将治国、平天下作为向外的追求。以正心、诚意、修身作为向内的功夫。如同我们对中国固有道德无法提出反命题一样，当我们倡导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的时候，也完全应当对中国固有的智能进行现代诠释，完成现代化的转换。从而使我们的民族精神真正得以发扬光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四书经纬》便应运而生。
是为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