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春毕竟心有灵犀，明白了我是在试图以一种动态的眼光、一种思辨的态度来讲述那已经无可更改的过去，就干脆也参与进来并大发感慨道：“人还真的就是这么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有些人生不逢时，命运不济，喝口凉水都塞牙，掉根头发会砸了自己的后脚跟，的确令人同情，但是一旦环境有所改变，让他平步青云一回，他们又会变得一个个坏了良心，就像现实生活中那些正在得意的小人。”丽春说到这里突然话锋一转：
“那么你呢？那个克隆的你到了国营单位以后表现又如何呢？”
至于我自己，因为那是我长久想往的地方，是我精神的家园，我实在不忍心让那个克隆的我，也像我的那些同事们那样“坏了良心”，在那里演义出一些让人非议的故事来，尽管那绝非没有可能。如果非要我说的话，我也只能说一些我能够肯定的事——如果我真的如愿以偿去了那种国营大厂，首先我跟小建之间的关系就要重新定位，因为那样一来小建跟我没有了所有制上的差别，他在我的面前完全没有优越感可言，我在他面前也不存在自卑，我俩的关系将仅仅是同事关系，而不是那种令我又尴尬又伤感的业务领导关系。
六、关于小建
此小建并非彼小建。
丽春和读者朋友已经认识的、现正在替我打工的那个小建在生活里其实并不叫小建，而是姓岳名凯，是我在将他写进我的这篇小说的时候，得知他也有曾在国营企业工作过的经历，一时间竟有些幸灾乐祸，便不怀好意地硬是给我的这个马仔起了一个与我当年在劳资岗位上所深深地嫉恨过的那个人一样的名字，个中的心态各位心知肚明便了，就不要也像丽春那样来取笑在下了。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的这篇小说才写了一半，这个马仔小建就背叛了我，不仅挖走了我的性伴，还截走了我的一部分客户和一笔已经到手的订单。使我的本来就根基不稳的制衣厂迅速地走向了末路。现实走到这一步，我不得不宿命地想到，我之所以会鬼使神差地在我的小说里将这个本来不叫小建的人叫做小建，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狭隘和阴暗，而应该看做是命运早已在冥冥之中作了安排，我的这一生终将要受制于一个名叫小建的人——此为后话，下面我还是接着给丽春说我以前在劳资岗位上认识的那个真小建。
真小建与我同岁，那时和我一样是轻工局下属一家工厂的劳资科干事，日常所做的工作也与我大致相同：办理职工的转正定级、工资总额的增减和职工的退休（退职）及其子女的顶替（补员）。但是实际上我和小建的差别大如天壤，我把自己与小建相提并论不仅是大言不惭简直就是对自己的无限拔高和对小建的极大诬蔑。首先人家小建是有着长达五年的以工代干资历、不久前又通过了转干考试的正经的劳资干部，而我不过是刚刚接触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注定了没有转干希望的新手。第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小建所在的企业是一家全民所有制的大厂，也就是我梦寐以求而终究不得其门而入的那种国营单位，而我所在的工厂不过是一家刚刚转为大集体的小厂，它在性质上仅仅是略优于我不久前才离开的那家社办的电机修理门市部。我尤其不该回避的是我所在工厂的前身是小建所在大厂的家属工厂，虽然在不久前转了大集体，但是仍然与大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它在所有制上徒有虚名，与传统的市办大集体企业也不在一个档次，主管局和劳动部门对这类企业通常是只管指标不管人，更不管生产经营，在他们的心目中，它仍然是大厂的附属厂，是广义的社办单位。另外就工作内容来说，虽然政策要求是一样的，但是审批程序却不尽相同，小建只需要逐级申报，先主管局后劳动局，到了我这里就不行了，无论是批工资额度还是办理老职工的退休或者新职工的顶替，我都必须先把材料送到大厂去预审，否则你即使是再符合条件，上面也不会给你盖章。说得凄凉一点，你在上面根本说不上话。有什么要求和疑问都必须通过大厂向他们反映。
那时候，我因为进厂不久，又非常看重这个得来不易的行政岗位，所以很想把手头的事办得漂亮一些，快捷一些，给厂长一个好印象。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我要想在主管局和劳动局办事顺利，首先要逾越的是大厂劳资科这一关，具体来说就是小建这一关。我刚接触小建的时候，见小建和我年龄相当，就想以这方面作为突破口，跟他在感情上建立联系，我想只要能跟他攀上哥儿们，其他的事也许就都好办了。但是不知是因为我的原因还是因为小建的原因，我始终没能跟小建建立真正的个人交情，虽然有些时候，例如他想在我们厂里挂一个大集体的编又不希望惊动我的厂长（尽管厂长知道了也会让他挂），或者想通过我要一点我们厂里的产品，他会对我显出很友好的样子，聊上几句个人的话题，其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而一旦他公事公办，我的事情常常就很难办。他会拿着你递上去的材料翻来覆去地看，却又分明没有看进去，这种似看非看的过程一般都比较长，并且常常要被聊天接电话等等事情打断，你耐着性子总算等他看完了，他却仍然不马上给你签字盖章。他要么会提出一个你意想不到的问题来，让你回去返工，要么就让你当着他的面给厂长打一个电话，等电话接通了，他便将话筒要了去打着哈哈说：“厂长啊，给你批了啊……”然后跟厂长神聊一通，这才给你签字盖章。这样的遭遇经历得多了，我渐渐地就把到大厂劳资科去找小建搞预审视为畏途，我尤其怵他当着我的面给厂长打电话，我的自尊、我的那点赖以为人的信心就在他的电话里被轻易地击碎。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嫉恨的人是谁，我会毫不隐瞒地说是小建。对小建的这种嫉恨后来又转化为对以所有制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社会机制颇有微词。由于对小建的嫉恨，我的那个做一名国营大厂里靠技术吃饭的工人的理想也一度作了修正，并且修正得非常具体，那就是要做一个像小建那样的角色。事实上那时候在我的眼里，小建无疑就是理想的化身。我那时有一个最狂妄的想法就是如果让我和小建的位置对换一下，那么我的表现绝对不会比小建逊色，而小建却完全有可能比我还要猥琐。特别是小建正式借调到轻工局劳资科以后，每当看着小建在局劳资干部大会上侃侃而谈煞有介事的样子，我就会在下面不无几分无耻地想：把我换到那个位置我会发挥得比他更出色，其豪迈的劲头就像是阿基米德在阐述那个着名的定律：给我一个支点我能够撬起地球！
我最后一次去小建那里搞预审是为一位女职工办理病退及其儿子的补员手续。当时有一桩孪生兄弟为争一个全民的顶替指标而拔刀相向的奇事震动了我们那座不大不小的城市，引得许多人对此大发感慨。我要为其办理病退手续的女工就是这对孪生兄弟的母亲。这位女工本来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但是有一天这位女工在她的丈夫陪同下找到厂长，要厂长无论如何给她办理退休手续让她的儿子顶替。厂长并不知道这位女工的家里已是危机四伏，说起话来难免有些生硬。厂长说：“你的情况还不够退休条件，要办也只能办退职，退职只享受40%的劳保，并且子女也不能算顶替而只能按补员分配做普工。你和你儿子愿意吗？”不料那位女工听了厂长的话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说，如果厂里不给她办成退休，她们一家都活不成了，女工说到最后双腿一软干脆给厂长跪下了，弄得厂长一时不知所措，连忙叫了几个人来帮着劝说，好不容易才把那位女工劝回去。这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她的两个孪生儿子为争夺顶替指标大打出手的恶性事件，所幸被人及时制止没有酿成太严重的后果。但这位女工能否与她的丈夫一同退休就成了两兄弟的矛盾会不会再度恶化的关键。因为，兄弟俩（主要是那个自我意识颇强的弟弟）在包括父母的车间领导、派出所民警、居委会代表、本家亲戚以及兄弟俩的同学好友等各方的努力调停下，基本上同意了遵循大多数家庭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所普遍采取的“年长优先”的原则，由老大顶替父亲的全民指标，老二则补员母亲的“社办单位”指标。但是老二在接受调停的时候还是提了一个条件：要跟孪生的哥哥同时就业，并且要做技工。这个条件提出后，参与调停的各方都一致认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应该予以满足。大家如此思维的依据是：兄弟俩在平等的待遇下生活了二十年，待业的经历也同为三年，现在因为父母单位所有制的不同，弟弟从此要与仅比自己“年长”几分钟的哥哥（谁又能保证这种兄弟的身份在出生时没有被护士在无意中搞颠倒呢？）分道扬镳，荣辱有别。结束待业的时间也许就是他和哥哥最后的一个共同点了。人们从本来手足情深的兄弟竟然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来争夺顶替指标这一事实，不难了解这件事对老二的心灵打击是多么巨大，从而也就不难理解老二的让步是多么不易，多么难能可贵。大家甚至怕老二会突然变卦，让大家的调解努力付诸东流，大家都觉得此事不宜拖延，应该“特事特批”。厂长为这事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商量如何为这位女工办成这件事。我正是因为深知此事的背景，也知道这位女工和她的丈夫都是那种没有任何活动能力的人，就大胆地给厂长出主意说，只有厂里出面来帮她做假，具体就是先帮她把户口、档案等牵涉到年龄的地方都加大一年，然后再去有关医院为她开具病退所需的疾病证明，这样她就可以按因病退休办理，她的儿子也可以避免做普工……这个建议后来得到了厂长的认可，我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全部材料弄齐了。
也许是由于此时的我已经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善始善终的想法使我对小建变得比较宽容；也许是这个职工的情况特殊，是一个连环案，一方没有办成，另一方就要卡壳，小建因此网开一面。反正这件事办得特别顺利。小建在审核的时候不仅没有为难我，甚至还帮我出谋划策，在材料上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以确保不让上面的人看出任何破绽。这使我对小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第一次设身处地地想到小建对我的懈怠、轻慢也是事出有因，试想小建在科里并不比同科室的其他人少干事情，额外地增加了给家属厂搞预审的工作，难免有些情绪会表现到工作中来。况且小建有时挑剔一点甚至故意刁难一下的情况是有的，但是否真的像我所认为的那样对我怀有深深的歧视却颇值得怀疑。其实细细想来，尽管我最终没有能跟他交上朋友，尽管除了最后这一次，以前我每次找他办的事都要经过一些曲折，但不是最终都办成了吗？那么，是由于我的神经过于敏感，才总是觉得他对我有一种本能的歧视？我对他的嫉恨不仅没有道理，还反映出我的狭隘和偏执！
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再来描述小建的时候，语气之中也许还有一点不敬，但平心而论，我绝不再耿耿于怀，相反，我为我曾经那样地嫉恨过小建而深深地愧疚并自责，尤其是在知道了小建的结局之后，这种愧疚和自责就更加令我难以摆脱。
显然，小建的结局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圆满。甚至可以说，他的命运也同样可感可叹。
他正式调到轻工局后不久，“局”这种单位就在改革的狂潮中迅速地被企业所摒弃，体制所赋予它的本不该具有的种种特权逐渐被收缴，而那些长期依托着这些特权在企业里横冲直撞，备受优待的“局”中人，自然就一落千丈，风光不再。小建的科长们、同僚们失落、哀怨自不待言，而对于“局龄”不长却也有希望当上副科长的小建来说这样的结局就简直有些悲怆。回想十余年的漫漫进局路——以工代干、转干、借调，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原以为终会修成正果——事实上鸿运已经在小建的当头降临：借调到轻工局劳资科不久就正好遇到轻工和纺织分家，他所追随的副科长荣升科长，小建作为嫡系，不仅正式调入了轻工局，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始行使副科长的职权——谁都认为小建的好光景才刚刚开始，谁又会想到开始之日也就是结束之时呢？
七、我的发迹（之二）
“那么你呢？那个克隆的你到了国营单位以后表现又如何呢？”丽春还在发问。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敢说我真的去了以后会做些什么，我只能说我去了以后不会做什么——假如我真的如愿以偿去了我想要去的那种国营单位，我将不会想到要去开那样一个小店，更不会为了小店最终辞去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我当时有一个哪怕是让我稍微觉得体面一点的单位，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所谓“发迹”，说到底我只是一个喜欢过安稳日子的人，从来就没有过发迹的奢望，最多是虚荣心比一般人略强一点，至于说到进取精神、开拓意识那是后来别人给我贴上的标签，像现在市场上经常会遇到的那些伪劣商品上的美丽标签一样，并不能真正揭示商品的本质。
我的那爿小店开在我家附近的一条小街上，卖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那时候经商之风乍起，还没有到泛滥的程度，生意十分好做，只是我还上着班，虽然可以借着跑外勤的机会顺便给小店进点货，但毕竟不便公开在店里站柜台。正好前妻那时候在休产假，产假结束后我就让她又续了半年的假，一边带孩子，一边跟她的妈妈、我的前任丈母娘以及我们请的一个小阿姨一起轮换着站柜台。这样做了半年多，做出了一点味道，可是市场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是刮抢购风，只要你能进到货，一上柜台就会被人抢走。接下来是全民经商、市场疲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