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小周阿姨哭，以前小周阿姨给我的印象是笑语欢歌一副天真活泼的样子，这回听她哭得那么伤心，我觉得非常难过，我知道，小周阿姨这一定是受了麻脸主任的欺负，以前我对主任一直都是蛮崇敬的，他的那张麻脸看习惯了也不让我觉得怎么难看，反倒觉得那脸白白净净的还透着几分和善与慈祥，但从那天开始我突然恨死他的那张麻脸了。他是怎么欺负小周阿姨的呢？只听他说不让小周阿姨管宣传，还说不让小周阿姨转干。平时在家里老听父亲说想去管宣传，知道管宣传是一件好事，那什么又是转干呢？
这些问题困扰着我，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去问父亲。为了让父亲能好好地回答我的问题，我没有直截了当地问，而是绕了一个弯子，我先对父亲说，你平时老说你不怕主任，如果主任不让你转干，你怕不怕？父亲开始没理我，说，你从哪听来的什么转干？我又说，甭管哪听来的，你说你怕不怕不让转干？不等父亲回答，我又说，你肯定怕，因为小周阿姨也怕，听说主任不让她转干，小周阿姨都吓哭了。父亲这才警觉起来，忙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那你告诉我，什么叫转干？父亲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斟酌了半天才说，你说当主任好不好？当然好啰，我不屑地说，觉得父亲这话问得多余，谁不知道当主任好呢，我随随便便就能罗列出当主任的一大堆好处：主任可以在院子里训话，可以指挥人家搬东西自己却抄着手，可以想什么时候开电视就什么时候开电视，可以让老婆和女儿住办公室，还可以随时把小周阿姨叫到办公室去……父亲说，转干就是当预备主任，不转干以后就不能当主任。父亲说完，也不管我听明白了没有，就问我怎么突然想起来问什么转干？又问小周阿姨吓哭了是怎么回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对我说的话如此感兴趣，于是大为得意，就头头脑脑地把怎么发现主任偷看小周阿姨洗澡，又怎么发现他们在办公室里打碎了茶杯，小周阿姨又怎么红着脸从主任的办公室里跑出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大哭了一场等等情况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对我的陈述听得特别仔细，还询问了几个他认为关键的问题。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我说他怎么让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小姑娘抓宣传呢？原来是居心不良啊。我问父亲什么是居心不良。父亲说，这个跟你小孩子说不明白，你少问。又说，你喜欢小周阿姨吗？我说，喜欢呀。父亲说，喜欢那你就不要把刚才跟我说的事再告诉别人。我答应了父亲，父亲郑重其事的样子让我非常担忧，联想到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小周阿姨唱在北京的金山上，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小周阿姨可能会有什么麻烦。
那个夏天还有一件快乐的事就是晚上看电视。那时候还没有谁的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但是公社里却有一台，是电子管的。那可是公社的一件宝贝，平常的日子都是锁在会议室的一个高高的木匣子里面，不轻易示人，只留一对羊角天线在外面张扬着。到了周末或者有什么特别好看的节目，麻脸主任才会从腰间掏出钥匙打开匣子上的暗锁，取下面板，露出亮晶晶的屏幕来。
那时候电视里播出过一部日本电影《望乡》，开始没人注意，加上受条件的制约，看到的人并不多，但是后来听看过的人说这部电影如何如何，一传十十传百，传得神乎其神，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听说这部电影会在电视里重播，看过和没看过的就都天天盼着。重播的那一天，许多人下了班饭都不回去吃，早早地就来到会议室占座位。那天麻脸主任也格外痛快，提前开了锁，取下木匣子上的面板，让大家先看《新闻简报》。
我们一帮孩子因为缺少耐心，又不理解电影情节，所以对看电视没有兴趣，但我们却非常喜欢会议室里的那种氛围，大家猫着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玩起了捉迷藏。我那天也在一排一排的椅子中间忘情地穿行，一会就闹得满头大汗。后来大人们嫌我们吵，影响了他们看年轻时的阿畸婆，就赶我们到院子里去玩。于是一大群孩子又来到前面院子里，他们大一点的孩子玩起了打仗的游戏，说我小，不让我参加，我只好羡慕地站在一旁看他们分边。突然我想起二楼武装部的办公室里有一把民兵练刺杀的木头枪，虽然枪头断掉了一截，只剩下枪柄，但枪的形状还在，我想如果我能把那把木头枪扛来，他们就不会不要我了，说不定还会把我分在解放军一边。想到这里，我飞快地就往楼上跑，没想到通向二楼的门从里面锁上了，怎么也推不开。这当然难不住我，我绕到楼梯后面，爬上窗户，一下就进入了二楼。二楼的楼道里空无一人，也没有亮灯，只从主任办公室那边透过来一点光亮，凭着这点光亮，我熟门熟路地摸进了武装部，很容易就找到了我需要的那把木头枪。我刚要离开，忽然听到里间库房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同时还伴随着哼哼喘息的声音，我仔细一听，觉得哼哼声有点像是麻脸主任发出来的，我于是绕过办公桌从锁孔里看了一眼，果然是麻脸主任在里面，再一看，好像小周阿姨也在里面。我有点奇怪，他们不去看电视，躲在这个平时很少有人进去的库房里做什么？因为惦记着下面的游戏，我没有多想，也没有再看下去，就从原路返回了楼下。我抱着木枪满怀希望来到院子里，看见孩子们的游戏已经开始了。我嚷着对他们说我有枪，你们谁要我。没想到他们谁都不要，还说我乱拿公社的东西，要告诉主任去。我非常扫兴，害怕他们真的说我乱拿公社的东西，就想把那把断枪送回去，路过会议室的时候，发现会议室的灯亮着，原来是电视出了问题，图像一道一道地往上翻，大人们急得团团转，就是没有一个人会调。“找主任来，上次出现这种毛病，就是主任调好的。”有人说。“谁知道主任到哪里去了。”我听他们要找主任，就说，我知道主任在哪……可没等我说完，父亲就拦住我，并把我拉到一边，厉声喝道，谁让你瞎说的！我说我没瞎说，我真的知道主任在哪，我看见了。
父亲压低声音说，那你也不能当着众人说，你跟我说，你看见主任在哪？
我说，在武装部的库房里，我还听到了他哼哼。
父亲又问，你还看见了什么？
还看见小周阿姨高高地举着两条腿。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傻儿子，别管他们在干什么，我只问你，你怎么知道那是小周阿姨的腿？
我说，怎么不知道？那腿我在洗澡间里见过的，那么白，那么长，不会是别人的腿。
父亲明白了，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木头枪，嘱咐我以后没事别到处乱看，特别是不让我把主任哼哼和小周阿姨举腿的事告诉别人。然后说，行了，玩去吧。
天气虽然依旧炎热，但我知道夏天就要过去了，因为比我大的孩子都不大来公社玩了，他们要准备开学了。也就在这些日子，公社的上上下下都神秘兮兮的，每个人都像是怀揣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但又谁都不肯拿出来跟别人分享。我照例是通过父亲母亲的对话，摸到了一点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区里要恢复检察院了，需要从各个公社抽调干部。父亲跟母亲商量说，我也想去那边，在这里整天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事，人都快烦死了。
母亲说，你在公社里干得不舒心，能换个环境当然好。可是你行吗？那么好的差事，我听说还发制服呢，单的棉的，一年要发几套，想去的人肯定不少。
父亲说，检察院那边估计没什么问题，他们刚刚恢复，要的人多，就怕这边不放。
母亲说，我也是这么担心，你跟人家主任的关系搞得那么僵。
父亲说，我就是这么个脾气，他主任又不是不知道，再说我跟他闹也就是想换换工作，我对他个人又没什么成见。
母亲说，那你就去跟主任说说看，我们家里还有两瓶四特酒，要不就送给他。
父亲说，就空手去说说，酒就不送了。
晚上父亲回来了。母亲急切地问，说得怎么样？
父亲气呼呼地说，怎么样啊？你猜怎么样？他跟我打官腔！说什么公社里也是革命工作，这里的工作更需要你，你的标语写得很不错嘛！这不是明着卡我吗？没想到这个麻子这么小心眼。
母亲说，这也不能怪人家麻子（我还是头一回听母亲称主任麻子），换了别人当领导，也会给你小鞋穿，谁不喜欢听话的部下呢。平时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论到哪，要注意跟领导搞好关系。可是你呢，到了这么多单位，在哪里没跟领导吵架？现在怎么样，遭灾现烧香，来不及了吧。
父亲说，什么来得及来不及，他不要惹急了我，惹急了我我上区里去揭他的老底！他是个什么东西，以为别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让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女娃子把持宣传大权，不就是以这个为诱饵笼络人家跟他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吗？他娘的自己背地里以权谋私男盗女娼，却来跟我打官腔。这检察院，我还非去不可。我明天就去跟他摊牌，看他敢不乖乖地放我！
那个夏天过去了，带着我的欢乐，带着我的混沌与迷惘，也带着我朦胧的性意识。秋天来临的时候，父亲终于如愿以偿调离了公社，充实到刚刚恢复的区检察院去了。不久我们家也从公社顶楼的那小间屋里搬了出去，住上了带自来水的公房。母亲欢天喜地，就别提有多高兴了。母亲的高兴劲一半是因为房子和自来水，一半也是因为父亲。母亲后来对我说，你父亲工作了一辈子，一直都不得意，特别是在公社工作的那一段时间，简直就是关公走麦城，要多背时有多背时。但是父亲毕竟也有一段得意的日子，那就是刚刚调到检察院的那些日子。的确，在我的记忆当中，那些日子父亲的精神特别好，工作特别卖力，办案出差，内查外调，忙得不亦乐乎。父亲这么忙，回家来还破天荒地做一些生火择菜之类的家务活。母亲平日里总说父亲“伸手吃饭缩手放碗”，父亲这回主动帮她做家务，她又不让父亲做，她说，算了，你还是歇着去吧，我不要你反手反脚地在这里帮倒忙，你只要工作称心，比什么都强。
但是好景不长，过了没多久，父亲就又消沉了，上班晚去早回，整天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跟刚调到检察院的时候正好调了个个，甚至上班的时间也老在家里待着，听母亲说，父亲又跟领导吵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