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那时候在张家园一带是首屈一指的住宅楼，海明娘至今还记得它当年鹤立鸡群的英姿，以及身居其中的荣耀感。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像这样的红砖房子了。现在的房子都是框架结构，框架之间胡乱地塞些砖头，再粉上水泥或者贴上瓷砖，金玉其外，难免败絮其中，看了总让人想起那水泥或瓷砖掩饰着的粗糙与伪劣，哪里比得上那时的房子那么实在，每一寸都是用砖砌上去的，那砖也像是经过了专门挑选似的，每一块都平整光洁，见棱见角，经年累月，绛红的颜色始终不褪。“红房子”的美称不仅是对这幢房子当年在那一片灰暗的背景下突兀的形象特征和视觉感受的准确表述，而且在它的住户们看来更主要地还是一种赞美之词。
那些年海明娘所代表的红房子居委会在街道的文明楼院评比中与名噪一时的中国女排一样得了个五连冠，这其中自然有海明娘的功劳，但也与红房子在人们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和它的住户们人人具有的荣耀感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了这种荣耀感，开个会呀，搞个什么活动啊，才能争先恐后、一呼百应。海明娘在红房子里众望所归的号召力也正是在红房子红透张家园街办的那些年靠了这房子的凝聚力得以形成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现在上面派下来需要海明娘招呼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人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来事，就算派了下来，还能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吗？这事就连海明娘自己也觉得心里没底。现在的人都在忙着赚钱，自己的事都管不过来，谁还顾得上去管那些并不能很快、很直接地得到好处的公事呢？人们集体的概念甚至家的概念都比先前淡化了许多，海明娘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但不以此为忧还把这说成是社会的进步。
海明娘在街道上比较正式的称谓是何代表，红房子的人却无论长幼一律叫她海明娘，尽管那个在孩提时代曾经像一件玩物一样在红房子的居民们手中递来传去的海明，长大后早已远走高飞，令红房子的居民难得一见，但是大家还是习惯这样称呼他们的何代表。
何代表现在虽然难得招呼大家来开个会，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往她的家里跑。大家刚住进红房子里来的时候，还保留着原来住平房时的那种相互串门的习惯，而何代表家自然成了串联的中心。海明娘生性和善，跟任何人都谈得来，又没有像她这种文化、年龄层次的女人通常都会有的飞短流长的毛病，很容易获得大家的信赖并引为知己。
现在维系大家的除了海明娘的好人缘，还有一桌终日不散的麻将。
海明娘自己很少上桌打牌，一来因为她本身不像别的老太太那样对麻将牌的兴趣长盛不衰，二来是因为经常满员，她作为主人理应让客人们玩。红房子里别的娱乐没有，麻将却家家有得打，可是打得过瘾、打得尽兴、打得荡气回肠的还得要说是海明娘家里的麻将。所以当别的人家为三缺一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海明娘这里却常常为了一席位子争得不可开交，许多人就是不打，站在旁边看也能一站大半天。爱开玩笑的人就说这里的投资环境好，这当然指的是软件，指这里宽松和谐、畅所欲言的气氛。大家一边切磋牌艺，一边七嘴八舌，指天骂地把红房子这些年受到的冷遇和委屈都抖搂出来。
这几年张家园一带整个成了一个工地，前后左右的房子，本可以暂时不拆的早早地就给拆了，而早就应该建成的却遥遥无期地拖着，红房子四周整日尘土飞扬，砂石遍地，而且没完没了。弄得红房子的居民们穿不成一双好鞋，睡不上一个安稳觉，呼吸不到一口清新的空气，真正地苦不堪言。红房子里的人们无计可施，有时便会无奈地想：索性连红房子也拆了算了。
海明娘每每听到大家谈论这些，心里总不是滋味，她深感自己这个居民代表没有尽到责任。她觉得以前是太软弱了，太无所作为了——管不了人家建房，还不能管一管他乱建吗？像正对面的这栋楼，阳台都伸到路当间来了，还在路上打了个洞，不知道想要干什么。明天就去找那个包工头评评理：你这样在路上打洞我们还要不要进出？小孩子掉下去了怎么办？正好这天海明的小姨在姐姐家里做客，听海明娘说起这事，便对姐说，先不忙着去找包工头，你妹夫有个熟人在土地局，回头我让他托这位熟人问问情况，问明白了再来找包工头不迟。大家就说还是小姨有心计，就请帮忙问问看。海明的小姨自己揽的差事，自然分外上紧，隔天就托人去问了，这一问，果然就问出苗头来了。原来海明娘说的那个洞实际上是一个井口，挖它的目的是想浇注一个柱子，用于承载一个类似吊脚楼的附属体。这个节外生枝的附属体如果建成，以后红房子的人出入此处，就要走一段隧道了，而这是原设计所没有的，属于违章建筑。
有了政策依据，海明娘便理直气壮地去找了包工头。包工头自知理亏，又见海明娘来者不善的架势，一口一个违章，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来头，便对海明娘唯唯诺诺，当即就叫人把井填了，建空中楼阁的企图自然不敢再生。红房子的人首战告捷，个个扬眉吐气，非要让海明的小姨把那位土地局的熟人请到红房子里来坐坐，一来是面致谢意，二来也好再咨询咨询。海明的小姨觉得这是个露脸的事，就真的把那位熟人请来了。
那位熟人姓关，是土地局的一个科长。关科长来红房子的时候海明娘家里照例在打麻将，正好关科长也好这玩意，大家一让，他就有点动心——玩两圈？好，那就玩两圈！——毫不客气地就上了桌。大家依次地抓牌出牌，一边议论着这事。关科长说：民不告，官不究，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那是那是。大家附和道，只是我们不熟悉这里面的道道，又看不到他的图纸和批文，谁知道他什么地方违章什么地方不违章，糊里糊涂地就被人家侵了权——这几年可被这些大大小小的开发商、包工头坑苦了，以后还请关科长多多指点，就当我们的法律顾问吧。关科长此时连坐了三把庄，玩得开心，心里想着下次还来这里玩，就顺水推舟，说：法律顾问谈不上，我这个人工作上也没什么奔头，平日里就是好打个牌，好交个朋友，以后我常来坐坐，顺便给大家出出主意吧。
说话间就到了吃饭的时间，海明娘自然要留关科长在这里吃饭，并让大家也不要走，留下来作陪。有人自告奋勇到街道的小餐馆里叫了几个菜上来，又有人去自己的家里拿来了好酒。大家一起动手，在麻将桌上盖了一块圆桌面，客客气气地让关科长坐了首席。关科长今天一来牌打得顺手，二来为红房子居民的真挚情义所感动，就多喝了几杯。酒喝得多了话也多，关科长一个劲地问大家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有的话尽管说，不用客气。他说“我自己虽然不在要害部门，又没有实权，但是这方面的政策法规还是懂得一点，圈子里也还有几个能办点事的朋友。”又跟大家披露了许多未被传媒证实的房地产行业里索贿受贿之类的不正之风以及自己在单位里的种种不得意。
贪官可恶，清官可怜。大家让关科长这么一说，反倒有点同情他了——虽然关科长算不上什么“官”，也未必就“清”到哪里——大家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来劝慰关科长，一时间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具体的权益被人侵害了要向关科长申述，于是就埋头吃饭。关科长酒后从不吃饭，放下筷子，说一声大家慢吃便起身离桌。海明娘给关科长重新泡了一杯茶，客厅太小，关科长端着茶杯到阳台上剔牙。
关科长一边剔着牙，一边往对面看，见对面一幢房子不紧不慢正在施工，关科长看了一会，发现了问题：这房子怎么挨得这么近？一句话提醒了客厅里吃饭的人们，大家胡乱地扒完碗里的饭，纷纷拥到阳台上，对眼前的这幢房子大加挞伐起来。关科长说，房子之间都是要有一定的间距的，像这样一根竹竿也能伸过去的距离显然是不符合规定的。
一楼的阿昌就说，我早就说过了，我们该去找他的。原先我们家中午的时候还能晒到一点太阳，现在别说晒太阳了，我儿子做作业离了台灯就不行！
四楼的钱嫂又趁机说起了她家里丢失了一件山羊皮的事。她一口咬定她家的那件晾在阳台上的皮衣服是对面搞建筑的民工从脚手架上钩去的。
海明娘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房子都快要封顶了，难道还能叫他们把房子拆掉不成？
关科长说，拆掉是不大可能了，但是可以向开发商索赔。
大家听了顿时来了精神，纷纷说，对，向他索赔！钱嫂是个急性子，马上就给开了价：每户至少让他赔五千！她丢的那件皮衣服值二千元，剩下三千元她想用来装个电话。她家里早就想装个电话，却又一直舍不得花这笔钱。
阿昌顶看不惯钱嫂的鼠目寸光，说，五千？五千能买来阳光，能买来空气？一万元都便宜了他！
大家说，赔多少都另说，关键是要他赔他不一定会认。于是大家都把期望的目光转向关科长。关科长就让红房子的人先准备一个书面材料，材料要尽量写得委婉，又要有分量，要历数这幢楼对红房子居民所造成的危害，例如从采光、通风这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写起，还可以提一下消防通道这些敏感的方面，最后才万不得已提出赔偿的事。具体的金额先不要提，待有关方面批转后再去跟开发商面谈，我想开发商就是答应赔偿也定有一番讨价还价。材料写好后多打印几份，大家都签上名，然后往市委、市政府的信访办以及城建、环保等等这些部门送，送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去，尽量多去些人，这样容易引起重视。
有关科长运筹帷幄大家都对这场官司充满了信心，一致推举了一个在红房子里公认的读书最多的文学青年来执笔。文学青年根据关科长的提示搜索枯肠，使出浑身的解数，总算是不负众望写出了初稿。大家围在麻将桌上将初稿讨论了半天，又给关科长看过，最后才拿去打印。海明娘拿着打印稿送到各家各户去签字，又商定了一个大家都有空的时间把材料送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