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普西进场的时候，他知道他的队距离得分线有55码的距离，那是由巴第摩尔雄马队的毕特·瑞奇踢出来的。球传接得很好，邓普西一脚全力踢在球身上，只见那球在笔直地前进。6.6万名球迷屏住气观看，大家都想知道，邓普西的球能踢到那么远吗？只见那球在球门横杆之上几英寸的地方越过了，紧接着，人们看到在终端得分线上的裁判举起了双手，表示得了3分，圣徒队以19比17获得了胜利。所有的球迷都在狂呼乱叫，为这个踢得最远的球而兴奋，因为这是只有半只左脚和一只畸形的手的球员踢出来的！
“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啊！”有的人感叹道。但是，邓普西对于人们的说法都只是微微一笑。这时候他想起最爱他的父母，是他们一直在告诉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他不能做什么。邓普西之所以创造了这么了不起的纪录，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们（父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有什么是不能做到的。”
话说回来，在大多的时候，人生中的许多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做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做到，或者不会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其实，如果我们都能够尝试并坚持做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而且还一定会做得很好。不过，关键的问题在于，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肯不肯去做，而不是你能不能去做。
不为名利所羁
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庄子·人间世》
道德的毁败在于追求名声，智慧的表露在于争辩是非。名声是互相倾轧的原因，智慧是互相争斗的工具。二者都像是凶器，不可以将它推行于世。
“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庄子借孔子的话说，因为有的人有求名利的心理，所以就会不择手段地去做，把人生的行为标准都破坏了；所知愈多，意见之争也愈大，真学问也就没有了，这是因为固执个人的所知所见，所以便争强好胜。
南怀瑾先生认为，历史上真有学问的人，他不是为了考功名，他不要功名，他为了自己读书，为了自己求道，所以他一生能成就，名留千古。
东晋末的陶渊明就是这样的人。
陶渊明在年轻的时就有高尚的志趣，曾经作自传《五柳先生传》来自喻，文中说：先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表字，因为住所旁边有五棵柳树，所以就用五柳做他的号了。他性情恬静，很少说话，更不贪图荣华利禄。他最爱好读书，但又不拘泥字句，每当有些心得体会的时候，就会高兴得忘记吃饭。先生生性喜欢喝酒，但是因家境贫寒而不能经常得到。亲戚朋友知道他的情形后，有时准备了酒给他喝，每一次他总是尽情地喝，而且是希望高高兴兴地喝醉，一醉了就退席，一点儿也不在意平常的那些礼节。他的家中空有四壁，不能遮风蔽日，身上也只是粗布短衣且破烂不堪，还常常缺吃少喝，他却能安然自得，常写些文章自寻乐趣，以展示自己的志向，而且从来不把得失放在心上，就这样度过了他的一生。
他的自述如此，当时人称之为真实的记录。
因为母亲年老，家中贫困，陶渊明就受邀请当了州的祭酒，可是他受不了官场的束缚，没有几天就自动离职回家。官府里招聘他做主簿，他也不去。最后，他几乎过着隐居生活，亲自耕种供给自家生活，辛苦的劳作使他的身体又弱又病。
后来，他又担任了镇军将军和建威将军的参军，并对亲戚朋友说：“我出任地方官，想以此为家庭提供生活费用，可以吗？”当权的知道陶渊明的心思，就任用他为彭泽县令。做县令的时候，他常吩咐属下在官府的田里全都种上秫稻，他的妻子坚持要他种粳稻，于是他将地分成两块，一边种秫，一边种粳稻。
郡守派督邮到彭泽县来，县中小吏告诉他应当整冠束带、衣帽整齐地去拜见。陶渊明于是长叹一声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的薪俸去弯腰拜迎乡里的小人。”然后他解下印绶。又一次离职而去。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被传为千古的佳话，这也表明了他淡泊名利、法度自然的心性。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也能感受到那种远离喧嚣的宁静与淡泊，我们宁愿相信梦中的桃花源其实就是他的理想。其实，很多时候，“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心远地自偏”的生活情趣不是也自然惬意吗？
一个人所具有的价值在于他的内在本质，而绝不是因为穿了华丽的衣服身居高位，或披着破旧的蓑衣住茅草房子所能改变的。
“贪”是争名夺利的根源，所以要想戒除争名夺利，首先要戒除贪欲，我们要懂得播种一分、收获一分的道理，任何强求和希图意外的惊喜都是不应该有的想法。如果你不努力学习，就不会有好的成绩；如果你不认真学习和刻苦钻研，就不会有创造发明；如果你不懂得经商之道，为了获利而不惜坑蒙拐骗，就不会有真正的成功。《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中那个老太婆得陇望蜀、贪得无厌，结果金鱼在愤怒和厌恶的同时收回了一切，老太婆仍旧生活在往日的贫困中。故事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性以及这种本性所带来的危害。
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巡游江南的时候，看见江中数百只帆船来来往往，他就问随从：“这么多船在江中干什么？”
随行的道静和尚说：“我只看见江中两只船，一为争名，二为夺利。”乾隆帝听后默然无语。
人们对名利的追逐，从古至今都没有淡化过。庄子曾对人们贪名图利的心理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借用了孔子的话说：“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意思就是：名是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相互斗争的手段。再看我们身边有的人为了求名求利，不择手段去争去斗，最后让自己被名利困住了。也有的人为了好胜、为了榜上有名去读书，而不是为了求得学问而去读书，这是斗争心理的开始。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名利和知识不是好东西，而是说如果为了求名、为了好胜而去求知识的话，这两样就都不怎么样了。“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就是说名与知这两样都是杀生的武器，破坏自己的生命，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不是真正懂得人生生命的人所为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当面对名利的苦恼时，有人也努力告诫自己不去看重名利，视名利为粪土，可在实际的生活中，便又身不由己地卷入名利争夺的漩涡。因此就有人感叹说：古今中外，真正能看破名利的能有几人呢？
人们之所以难以摆脱名与利的枷锁，就是因为人们对人生的根本问题缺少认识。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才能够更有意义？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绝不会急于功名利禄，而是更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样的人能够对外界的诱惑生出很强的抵制力，也就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沈从文，现代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位能从俗世的名利纠缠中退出的人，他以其淡泊宁静的心态设计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始终保持心灵的安宁与平和，从而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与独具一格的创作成就，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
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的一个军人世家，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家中贫困，他便投身于一支旧军队，在军队呆了6年。那段时间里，他随军移防，足迹遍及川、湘、黔三省各界及淮水流域，饱览了“人生这本大书”。眼前太多的杀戮，太多的死亡，使沈从文得以体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百态。20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军队，到北京去追寻他的文学梦。
这位湘西青年在北平的日子里生活是艰辛的。在失业、贫穷、世人的讥讽中，他始终不改自己对文学梦的追寻。他旁听北大的课程，自学于京师图书馆，在他那“窄而霉”的公寓里辛苦地伏案写作。后来，他的才华终于被世人所赏识，他的小说和散文使读者兴奋不已，一部《边城》更是使他蜚声于中外。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从一名湘西小兵成长起来的大作家遇到了麻烦。他的作品在那些左派理论家们的眼中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他本人也被称作“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臣”而受到了批判。那段日子里，沈从文感到无所适从，由于不被理解，不被认同，不被接纳，他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于是，他整日足不出户，“灵魂陷入了茫茫迷雾之中，前不见灯塔，后不见陆岸，理智开始迷乱，神经在高度紧张与自恐自吓下，承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强大张力，终于呈现出病态特征”。在惊惧之中，他想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来消除痛苦。不过幸运的是，他自杀没有成功。
经历了那一场精神劫难后，沈从文的心灵开始慢慢恢复了平静。他决定改行，到历史博物馆去整理文物。当他要告别文坛的消息传出以后，读者们表示不解，亲朋们也深感惋惜，因为沈从文是大师级的文学家，现在却要放下曾创造了翠翠、萧萧等鲜活艺术形象的那支笔，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但是沈从文对此不多作解释，只报之以微笑。
事实上，沈从文自己也不想离文坛而去。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生命都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他之所以做出告别文学的选择，实在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允许他再从事创作，他是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而不得已离开文坛。
但是，沈从文并没有因此去抱怨。他无法改变自己当时的状况，于是他只能改变他的生存状态了，那便是以淡泊宁静的方式寻找新的人生道路。
就这样，他来到了历史博物馆，一开始的工作仅仅是一种枯燥的简单劳作：为文物写标签。这是一种无须用脑的活计，但沈从文却安之若素，心如止水，且做得非常认真。一段时间以后，他从历史遗留下来的金石、陶、瓷中找寻到了乐趣，也发现了他后半生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