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百年。回顾这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经历，对人民的未来和国家的前途都是必要的。
一
客观地说，中国这一百年是以内乱和外患为主旋律的。内乱和外患的频度和强度之高，举世罕见。包括连绵不断的内战，外敌入侵，接连不断的政治清洗，人为饥馑，不一而足。用“多灾多难多乱”来形容这段历史并不为过。
就内战和“革命”而言，且不比中国的清代康乾盛世，就是与世界近现代大中型国家相比，中国也是极不寻常的。例如，邻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没有经历暴力革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没有经历过内战。在欧亚其他地区，以革命起家的法兰西，1789年后仅出现过一次1871年小规模的巴黎公社起义，二者相隔了80多年之久。土耳其有1908和1922年两次革命，中间相隔14年。中国的邻国日本在1863-1868年打过一次内战，俄国有1917-1923年内战，西班牙在1936-1939年也发生过短暂内战。在革命和内战较多的美洲，阿根廷在1852年、智利在1891年、巴西在1893-1895年、哥伦比亚在1860-1862年均发生过短暂的内战。另外，美国有1861-1866年的独立战争（也算一场革命），墨西哥在1910年闹过革命。纵观全球，革命或内战，很少超过五年。秘鲁1810-1824年的独立战争应是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之最，但没有发生文化革命。
再说本国内部政治清洗。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1933年大清洗（bolshaya chistka）招致40万苏共党员被处决。接踵而来的1936年军队清洗，又有3万红军指挥官成为冤鬼。斯大林清洗的直接后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1941年纳粹军队入侵苏俄的嚣张气焰。凡世人已知的，斯大林历次清洗受害人总计360余万人。其中150万人被逮捕，70万遭枪决，其余进“古拉格群岛”集中营（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除此以外，170万富农（kulaks）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中国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众多。这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空前灾难，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莫大荒唐。现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难道近代和现代中国就非经历这些浩劫不可吗？为什么直到最近才真正重视“和平发展”和“维持稳定”呢？
首先，在哲学层面，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一些长期流行的假定。其中之一就是德国人G.W.F.黑格尔（1770-1831）关于“世间所有的存在都合乎理性，合乎理性才存在于世间”的循环逻辑（“all that is real is rational and all that is rational is real.”）。按黑格尔的逻辑，中国的多灾多难多乱是合乎理性的，或是中国自找的。中国近代现代的多灾多难多乱的确存在，但绝非合乎理性。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华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好战、更好灾、更好难、更好乱。那么为什么合乎理性的“和平发展”和“维稳”却常常不存在呢？或者说，中国近代现代战乱和灾难的时间超过和平和稳定，难道可以说战乱和灾难比和平和稳定更合乎理性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悖论。
二
再说到内战及政治运动当事人时，通常文献会用“人民”之类的含糊字眼表示公众的自觉参与，似乎与政治权力无涉。到了手的胜利果实总被敌对阶级篡夺，人民也太愚蠢了。这种存在也能被说成合乎理性，岂不太荒唐了吗？
西方政治学其实对这个悖论已有定论。西方国家-政治权力问题学者如马克斯·韦伯（1864-1920）就明确指出，社会公众群体和政治权力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博弈。政治权力集团通常可以靠暴力单方面改变游戏规则。1道格拉斯·诺斯（1920- ）、曼可·奥尔森（1932-1998），和近来的施蒂文·哈加德和R. R.考夫曼均视政治权力为“弱肉强食者”或“盗匪”。2其中最直言不讳的查尔斯·梯利，干脆直呼政治权力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3如果这些命题可以成立，中华民族中好战、好灾、好难、好乱的仅仅是与政治权力有关的人。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悖论就有合理解释的可能。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从1911年以后，中国国内的动荡多是少数人所为。孙中山先生生前就把国人分为三大类：曰“先知先觉”，曰“后知后觉”，曰“不知不觉”。他说的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都只占中国社会的极少数。孙中山参与的1911年四·二七广州起义，当时同盟会做孤注一掷式的决战，投入兵力120余人，耗去该组织四分之一的财力，大败而归。在此之前，孙中山领导的九次起义，均以200人为上限，并均告失败。这种结局迫使同盟会采用单兵暗杀（包括自杀炸弹）方式来达到威慑清朝官员的目的。就连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参加者不过300余人，配备实弹共计50发。
1911年武昌起义，如无后来两三个月中的各省独立，辛亥革命成功的希望是相当渺茫的。但在既无同盟会的领导，又无统一协调，各省军人各自为政，内部黑箱操作的情况下，各省独立居然成功。同盟会成员，如黄兴等直接亲历辛亥革命者，不超过100人。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内部动荡起码有四次可以避免。黑格尔氏的“凡存在者均合乎理性”的逻辑纯粹是反理性的逻辑。
其一，1915年如果袁世凯与孙中山在政治上互相让步，南北之间历时12年的冲突可以避免。
其二，1927年间，如果蒋中正安于苏俄的支持和由苏俄撮合的国共合作，历时10年的国共冲突可以避免。
其三，如果历时10年的国共冲突可以避免，日本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乘虚而入，于1928年染指东北，1931年退出国联，制造傀儡满洲国，1937年嚣张地全面侵华。
其四，1946年国共双方如能继续抗日救国精神，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三年内战并非不可避免。
中国内战的真正参与者，也是人口的极少数。就决定中国大陆命运的1946-1949年那场战争而言，国共交战双方兵力的总和最高时不过500万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1%。1945年，国共两党党员人数总和也仅为320万，占中国人口总数的0.8%。
可见，中国“群众运动”的少数性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第二大悖论。
三
按坊间通常的说法，辛亥革命轻取清王朝，是因为满清太腐败。其实公平地说，应是满清在维稳方面无能。“太腐败”与“太无能”并非同义词。一般来说，腐败（或寻租）是需要相当的资源的，获取这些资源又需要相当的能力。所以，腐败和无能常常是相斥的。历史上，腐败的政权常常是相当有能力的政权，如嬴政的秦王朝。说清王朝太腐败，寻租过度，等于说清王朝在获取资源上具有太大的能力。相反，如果说清王朝无能，它就不可能太腐败。辛亥革命推翻一个无能政权，在道义上也无可厚非。如果清王朝有能力寻租过度，达到了“太腐败”的程度，辛亥革命未必能成功。这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又一大悖论。
按此理，1911年以后的中国政权更替，先是北洋军阀无能，后是国民党无能，腐败应居次。人们习惯上更痛恨腐败，因为腐败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而无能者，如阿斗之辈，常常引起恻隐之心。以腐败相谤，更具鼓动宣传效果。但是，鼓动宣传经常是以歪曲事实为宗旨的，与真情相差甚远。
那么，真情到底是什么？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的三大悖论——战乱和灾难比和平更合乎理性、群众运动的少数性、有能力过度寻租的利益集团太腐败，到底如何去解释、去理解？这些都呼唤着人们对历史重新思考评判。
导读：读过邓钢的《辛亥革命百年，反思近现代历史》，会看到他提出的“三大悖论”。三大悖论引申出三个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充斥着战乱？为什么少数人参加“群众运动”，而往往多能成功？清统治中国的时代的结束，到底是死在了腐败上，还是死在无能上？
本文的作者作为邓钢的弟子，尝试从探究悖论出现之原因的角度解读这三大悖论。她认为，上述三个问题说的其实是一个问题。
维稳是一切改革的前提
——解读邓钢提出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大悖论
郑雅卓
前文中导师讲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三大悖论。所谓悖论，是那种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之结论的命题。在这里，笔者不想去讨论悖论的出现到底合理不合理的逻辑问题，笔者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会出现悖论：为什么战乱和灾难的时间总是超过了和平稳定的时间？为什么少数人的革命，却还能搞得轰轰烈烈？为什么一个寻租能力超强的“太腐败”的政府同时还能“太无能”？
三个问题，可以共享一个答案。为什么战乱和灾难的时间总是超过了和平稳定的时间？因为社会的稳定结构被解构，难以回复稳定状态。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参加内战和政治运动，却还有似辛亥革命一般的成功？因为政权的稳定性太脆。为什么一个寻租能力超强的“太腐败”的政府同时还能“太无能”？因为这个无能是指在维稳上的不作为，清代晚期的政府在寻租上是有能力的，只是能力没有用在维持稳定上。
三个问题都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稳定。
稳定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含义，在本文中都会涉及到，也正是由于各方面的不稳定，导致了三大悖论的相继出现。并且在历史的逻辑里，这三个现象是倒序排列的：先是政府没有做好维稳工作，然后少数人革命，轻易地推翻中央政府的政治统治，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城头变幻大王旗”，战乱和灾难持续多年，直到再次统一。
可见，一连串问题爆发的原点，就是清代晚期政府没有做好维稳工作。那么政府为什么没有做好维稳工作？政府在做什么？政府忙着改革。
改革和稳定有冲突吗？理论上讲，好的改革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对稳定局面应当是有正向作用的。但是，一旦改革本身失当，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速度上，破坏作用就是巨大的。
本文就从原点出发，和读者一起探究：改革出了什么问题、接下来的辛亥革命怎么就轻易成功了、改革失当与维稳失位又给后期的中国社会造成怎样的深重影响，以及反思这一段短暂却又漫长的历史后能给当今的中国以怎样的启示。
一、政府超速改革导致政治失稳
晚清中央政府的君主立宪改革常因预备期过长而被后人质疑为“假立宪”。9年的预备期，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不是太长了，而应该说是太短了。同盟会在以国民党的名义执政后，将立宪过程分解成了军政、训政和宪政，远比晚清政府使用的方法更为稳健。
对于当时的中央政府而言，一系列对外战争失败后已经开始丧失中央权威，后续将是其最困难的一段执政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是求快还是应当求稳？史实证明，过于追求速度的冒进改革直接导致了政治上进一步失稳。说白了就是，本来已经岌岌可危，又改得不对，结果，改着改着就把自己改死了。
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央政府垮台，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对于清代政府而言，这个倒塌的轨迹是，地方势力在平定洪杨起义的过程中做大，造成中央政府无法组织调动全局的资源，进而在外战中屡屡失利，致使中央权威更加丧失，地方更加离心离德。为扭转颓势，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改革，结果，方法上冒进，造成失控于地方势力、开罪于汉族知识分子精英阶层4、失信于民心。“快速改革”，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政策失误致中央政府权威尽失
清代末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当中，中央政府放权，允许地方势力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大量权力下放后，中央政府手里的筹码严重不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权力愈加膨胀，在组织人事、金融财政乃至军队建设和调动等方面开始对中央政府处处掣肘。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想的是一个西式的办法：搞地方议会以限制地方的权力。于是中央政府发明了“谘议局”——以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为诉求的地方议会。
地方谘议局的成立，很快对地方行政机构形成巨大的钳制作用。在这种态势下，地方督抚“聪明地”转而纷纷与谘议局合作，两大地方势力“合流”，地方政权的执政基础反而得以扩大。“合流”后的地方势力迅速将工作目标转向与中央政府争夺权力分配上。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更为激烈。有了谘议局这样的“民意机构”加入，地方政权便可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向中央政府发难，后者在屡次斗争中节节败退。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原本“约束地方权力”的改革反而变成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的改革。
于是，政治结构从一个中央政府“大集权”分裂为18个行省“小集权”，地方权力不仅依然没有能够受到限制与监督，雪上加霜的是加剧了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中央政府的权威一步步迈向彻底沦丧。
2.激进的改革政策将知识分子推向政府对立面
在改革之前，清代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历朝历代中华大地上的知识分子一样，最高的人生理想依然是走仕途。
1905年，中央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此后，谋取功名的渠道变为或出国留学、或进新式学堂、或找领导推荐。这种新门槛比起科举旧门槛，毕竟是高了许多，大多数农村家庭难以逾越。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书院、私塾、义学等旧式教育机构纷纷倒闭，乡村教育资源急剧萎缩，各地抵制新式教育的风潮此起彼伏。
在这种激进的改革政策下，大量的知识分子被断绝了出路。寒窗数十年，忽然宣布科举制取消了，大家都要凭推荐函方可出人头地。原来是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政治条件允许的就去找关系，经济条件允许的就去留学。赴欧美的留学生还好，学成归来者多数成为了建设者，而日本提供给中国留学生很多速成学校，广大赴日青年学生很难学到真才实学，倒是被灌输了大量反清排满思想，要知道日本正是中国海外革命排满派的大本营。
恰在此时，政府要建设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终觅得一条出路，于是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握上了枪杆子。这就为辛亥革命中新军倒戈埋下了种子。
新军为什么反？科举制度废除了，有抱负、无背景的青年人去向何方？本来，是有通过相对公平的途径，考试进入政府体系、改变身份地位、实现政治抱负。现在考试突然取消，有理想、有精力、有知识的青年人，从希望进入官僚体系，到被拒之门外，再到失望绝望，最终到对政府产生敌对情绪。这时青年人发现，通过出国留学是进入政府体系的捷径，去英美时间长、见效慢，去日本是更优的选择。他们在日本学习新思潮，回国后加入新军，在新军中串联并达成共识：要争取权利。那么怎么争取？答案似乎是：推翻现有体制，方有出头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