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缩人员编制方面，为了减少雇员人数，海登提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将原本由正式雇员所承担的一些高度机密工作交由外部合同承包商完成。
这项计划被称为“创始者”，于2000年正式出台。因为这项计划，国家安全局里1500名正式员工和800名合同工失去了工作。承包商会负责给失业的工作人员安排工作，当然，失业者如果不愿意也可以选择自谋出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安全局正在设法进行大规模裁员的时候，该局内的信息安全处却在极力阻止一批专家人才的流失，尤其是计算机方面的人才。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计算机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信息安全工作在商业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私营公司对计算机专家以及信息安全专家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而国家安全局则成了猎头公司的首要挖角目标。为了招揽新的人才来弥补人才外流的缺口，国家安全局建立了自己的招聘网页，开始公开面向社会招聘。
机构管理问题远远不是海登面临的最大挑战。新世纪来临之际，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各种不断变化的监控目标、非传统的敌人以及联盟，数字化密码与全球性的信息爆炸等，成了国家安全局情报搜集工作面临的新的挑战。面对这一切，国家安全局需要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作为后盾。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国安局的财政状况依然处于上一任所留下的巨大混乱中，并且预算和经费远远达不到国安局的需求。
2000年1月24日，国家安全局总部的电脑系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故障，直至28日凌晨才得以解决。在整个故障事件中，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连续4天没有收到任何一条国家安全局发来的情报。更令人意外的是，这起事故之后，调查小组经过调查发现，此次系统瘫痪并非由病毒“千年虫”引起，也不是某些电脑黑客的杰作，而是由于电脑长期超负荷运转而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它已经老化得不能支撑运作了。
国家安全局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设备，然而现在，却只能抓住科技发展的尾巴苟延残喘。随着新科技在全世界的普及，通信领域的技术革新几乎每年都在发生，但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通信技术发展水平却又参差不齐，这就使得国家安全局必须不断找到新的侦听手段对付新的通信方式，同时也不能放弃维护旧的侦听手段以对付依然沿用旧的通信方式的国家或地区。除此之外，通信量的猛增也给国家安全局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即使所有信息都能被拦截，也不可能有足够的人手对每一条信息进行分析。
国家安全局的问题让海登意识到，如果要生存，机构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首先，海登决定要对国家安全局的运作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于是他组建了两个专门负责此事的行动小组，内部小组由19名中层管理人员组成，外部小组由5位外聘管理专家组成。
内部小组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局的主要问题出在过去和现在的领导层。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家安全局的领导层都存在着严重的领导危机，正是因为领导层的指挥失当，才将国安局置于绝境。尤其是现任副局长芭芭拉·麦克纳马拉和前任局长肯尼斯·米尼汉以及他们的前任之间不断进行的争权夺利，导致国安局在这十年中几乎没有一次能够制定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并加以实施。
外部小组也直言不讳地抨击了国家安全局在执行任务上的缓慢与拖沓，并指出国家安全局若是不能将注意力从类似微波窃听器这种陈旧科技上转移到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科技上，那么必然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对于国家安全局一直以来所奉行的“神秘文化”，两个小组都提出了批评，认为国家安全局高度神秘的形象已经不再适应当前需要了，若是继续下去，只会将国家安全局置于一个孤立的境地。
在弄清楚存在的问题之后，1999年11月15日，海登拟订了一个“百日变革”计划，目的是在3个多月内的时间里将所有改革措施落实到位。为了扫清改革路上的阻力，海登废除了许多手握大权的高级管理组织，并对唯一保留下来的行政领导小组进行了彻底的精简，大大加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同时，为了解决国家安全局内部的财政问题，海登雇用了国安局内部的第一位财务主管贝弗利·怀特。怀特曾是巴尔的摩一家公司的财务主管，并获得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2000年6月，副局长芭芭拉·麦克纳马拉被调往伦敦，海登选择了一名曾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并已经退休的情报人员作为他的新副手，此人名叫小威廉·布莱克，曾先后担任过国家安全局欧洲主管，苏联方面密码破译组组长，局长的信息战特别助理，海外特别情报处处长等。
在海登的任期内，美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1”事件，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为打击恐怖行动，海登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展开了对美国公民的国际电话以及电子邮件方面的监控。虽然这项计划长存争议，但在当时却获得了布什总统的认可。
2005年5月，海登在国家安全局任期届满卸任，被晋升为上将，并正式调任为新设立的国家情报第一副总监，与国家情报总监约翰·内格罗蓬特一起开始了对美国情报界的改革。
12月，《纽约时报》披露了“9·11”后，国家安全局在布什总统授意下不需经过法院批准就能对涉嫌恐怖活动的美国公民展开窃听的事件，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在“窃听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国家安全局电话数据库计划的曝光又将国安局推上了风口浪尖。据《今日美国报》透露，在“9·11”事件后不久，国家安全局就以查找恐怖分子为由，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南方公司以及韦里孙通信公司等三大电信服务商达成协议，通过这些运营商将美国各地的家用以及商用电话记录收入一个专门的数据库，以便国家安全局进行查探。《纽约时报》在2006年5月14日的报道中将海登称为“窃听门”的设计师，并认为在海登任职国安局局长期间，曾在高层建议下为“窃听门”开方便之门。
“窃听门”事件曝光之际，从国家安全局局长之位卸任不久的海登正在争取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职位，而对于媒体的指责与国会的质疑，海登解释道：
“国安局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国安局的一切活动都曾向国会中的适当人员汇报，当然也包括众议员和参议院。”在听证会上，海登也坚定地表示，这项计划是经过布什总统亲自批准的，并且十分必要，而国安局所监控的对象也并非普通的美国公民，而是恐怖分子。此外，他还表示国家局这么做只是为了保障美国公民的利益。
2006年5月23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终通过了布什总统关于海登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提名。31日，海登正式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基斯·亚历山大：国家安全局强硬的“沙皇”
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第十六任局长，同时兼任中央安全局局长以及网络战联合职能合成司令部司令，陆军中将基斯·亚历山大在现当代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他拥有对包括海军第10舰队、陆军第2军以及空军第24航空队等军队的独立指挥权，并控制着负责间谍培训技术的学术精英和专门对世界各国大使馆展开监听的特殊数据搜集中心。
曾与亚历山大共事的美国陆军前副参谋长保罗·米诺尔曾称赞他说：“亚历山大非常精明，他能够用对方的语言与他进行交谈，他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大家都喜欢与他共事，所以他总是能将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而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对他的评价则是：“强硬的沙皇亚历山大，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他想要的。”
亚历山大于197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并先后获得了波士顿大学管理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专业理学硕士学位、美国国防大学国家安全战略专业理学硕士学位、海军研究生院系统技术专业理学硕士学位和物理学专业理学硕士学位。
亚历山大曾在一线部队从事情报保障工作，并先后担任第一装甲师情报参谋、第二装甲师第五二二情报营作训参谋兼副官、陆军总体情报计划副主任兼作战参谋等职务，并参加了“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此外，他还曾在多个美军基地服过役，担任过各级情报的指挥职务。1997年，亚历山大进入了情报机关，先后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副主任、美国中央司令部情报主任以及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司令，并于2003年被任命为陆军司令部负责情报的副参谋长。
亚历山大非常推崇科技手段在军队中的运用，他鼓励部队在日常活动中要多做观察，将自己观察所见反馈给情报机构，并充分利用掌上电脑查询街道地图，以及搜索能查询到资料的恐怖分子的信息。
在伊拉克战争后，伊境内开始频频发生针对美军的恐怖袭击，对此，美军展开了以消灭各类反美武装高级头目为目的的“斩首”行动，搜集萨达姆等前政府高官以及“基地”组织高级头目的有关情报成为了亚历山大所领导的陆军情报部的主要任务。其间，亚历山大集合了各方面的专家，对各种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于2003年7月发现并击毙了萨达姆的两个儿子；11月确定了萨达姆的藏身之所，配合部队行动顺利活捉萨达姆。亚历山大出色的表现引起了美军高层的注意，2005年8月，亚历山大接替海登，成为了国家安全局的新任局长，并兼任中央安全局局长以及网络战联合职能合成司令部司令。
亚历山大上任后面临着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在现当代，国家安全局所监控的重点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是各国之间的通信，还是反美的武装恐怖分子。国家安全局在全世界范围内所构建的巨大监听网络在监控核武器生产、国际非法贸易以及探查“基地”组织网络方面有着非常显着的进展，但在对付反美武装恐怖分子方面却始终没有取得让人满意的成绩。
在亚历山大的前任海登局长主政期间，国家安全局曾实施过一项名为“开路先锋”的设备升级计划，对国家安全局的科技设备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升级，以便国家安全局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完成信息截获并对情报目标进行追踪的工作任务。亚历山大对这一计划非常赞赏，上任之后，他开始继承并发展这项计划，但由于该升级计划的进度远远落后于预定的计划，并且严重超出预算，使得亚历山大在推进该项计划时遇到了不少麻烦。但他并未放弃，他解释道，引起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由于计划实施的方式太过激进。亚历山大还表示，国家安全局在他的领导下将会迈着“更小，但是逐渐上升的步伐”推进技术方面的改革。
被媒体曝光的“9·11”事件后的国家安全局“窃听门”事件除了影响到前任局长海登以外，给新上任的亚历山大也带来了不少麻烦。作为现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亚历山大接到了一个名为“宪法权利中心”的民间组织的起诉。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就监听事件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也直接批评布什政府屡次违反法律。
“窃听门”事件的影响久久未能平息，直至今日，美国国内关于情报活动与公民隐私之间的问题依然颇具争议。20世纪70年代情报界所存在的权力滥用，以及好莱坞电影的夸张演绎，使得美国民众一直对美国的情报机构都抱持怀疑态度，尤其在“窃听门”的影响下，美国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国家安全局时时都在窃听他们的通信，打探他们的隐私。
在“窃听门”的余波还未散去时，媒体披露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曾从国家安全局获得了一份该局窃听名单上的美国人的详细资料，这一消息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亚历山大不得不站出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他称，国家安全局提供这些资料都是严格地按照法律法规执行的，而这些资料也只会提供给拥有安全许可的官员，以便让他们对情报进行分析和解读。亚历山大还表示，美国公民并不是国家安全局的监控目标，只是在某些时候，当美国公民与有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人通话时，国安局在监控这些嫌疑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收录到与之通话的美国人的声音和信息资料。亚历山大说：“如果我们的工作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们很可能有过度保护的倾向。在有些时候，我们因为害怕侵犯到美国人的隐私而漏掉了十分有价值的情报，为了美国公民的自由，很多时候我们都畏畏缩缩。”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亚历山大一直呈现出小心谨慎的态度，而美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对美国公民自由和隐私的扞卫，但事实证明，国家安全局并没有在任何时候放弃过对情报的搜集和窃听，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无论是对他的盟友，还是对他的国民。
亚历山大在美国反恐形势异常复杂的时期接手了国家安全局，由于该局是传统上高度保密的情报机构，因此对于亚历山大如何带领国家安全局进行反恐活动的细节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亚历山大在国家安全局留下的传奇故事相信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