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农场的平淡时光
彭斯山下的悠闲
1801年3月18日，从华盛顿悄悄启程的亚当斯回到了家中。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无休无止的争论，政敌的明枪暗箭，从清晨到深夜的连续工作，一切都在这一刻结束了。很快，有邮件送到了，其中有一封日期为3月8日的总统写的正式短信，上边直截了当地写了一句话：托马斯·杰弗逊向亚当斯先生致敬。3月24日，亚当斯给杰弗逊写了一封回信。在回信的结尾，他写道，“没有什么能遮蔽你的光辉前景，我衷心祝愿你度过一个平静和繁荣的任期。”然而，杰弗逊没有回信。亚当斯寄出这封信之后，两人又有11年没有书信往来。
亚当斯夫妇很快就发现，外界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亚当斯从总统之位退下后，他一年之收到了不足100封的来信，但是3月4日以前的一年中，总统亚当斯收到了上千封信。他们知道，在某些圈子里的人公开对他们表示鄙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已经无足轻重了。最糟糕的恐怕莫过于感觉无论如何都没有人会再在乎他们了。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马萨诸塞州议会成员到昆西来拜访亚当斯，赠送了礼品，以表彰他对国家的贡献，亚当斯竟感动得热泪盈眶。
大约用了半年，亚当斯才渐渐克服了沮丧和郁闷之情，回到昆西的生活开始让这位老人心情好转。6月中旬，约翰·昆西写信来报喜，他说妻子路易莎·凯瑟琳在4月12日在柏林产下了一个男孩。待母子身体恢复后，一家三口将一起回家。
阿比盖尔对约翰·昆西能否好好承担这个新责任而感到忧心忡忡，她在给托马斯的信中说：“我祈祷上帝赐福给他，让他和他那可怜的虚弱的妻子和孩子能平安地回到祖国。”几个星期后，当她听说孩子取名为乔治·华盛顿·亚当斯，而不是约翰时，她很不高兴。她写信告诉托马斯：“我相信你哥哥并不是成心要伤害他父亲的感情，不过我看结果却恰恰如此。”
这一年，雨水丰沛，亚当斯的草田收成很好。往年一般只收获6吨草料，这次却有30吨，把他高兴坏了。亚当斯家的地产一共包括3个农场。除了主屋外，彭斯山还有两所老房子，亚当斯就是在那里面出生的，他和阿比盖尔也是在那里养大了他们的孩子。迄今为止，他们总共有600英亩田地、树林和盐沼，同往常一样，一到夏天，农场就需要雇帮工。亚当斯跟以前一样喜欢亲自参加劳动，他本来就是农夫的孩子，为了锻炼身体和呼吸“纯净的空气”，为了与他认识而且共同劳动了多年的伙伴们在一起，也为亲眼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亚当斯每天都在农场里劳作。这不是摆摆样子的隐居生活，这座曾在独立革命时期的荒年养活过亚当斯夫妇及其一家的农场，如今又不得不再次承担起维持一家人生活的责任了。他们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可以指望。农场虽然在一年年地拓展，不过他们的家族也在一天天扩大。亚当斯家的房子比过去要拥挤得多，而且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下去。
退休后的亚当斯终于可以和家人长时间在一起了。他们首先把可怜的查尔斯的妻子萨莉和她的两个女儿都接来，和他们一起同住。女儿娜比和她的4个孩子夏天也搬来住，顺便修养她那虚弱的身体。这样就有11个人了，加上佣人及来拜访的表亲和朋友——他们经常都会有两三个人。有时家里会住20个人，甚至还不止。
1801年秋天，这个大家庭又增加了成员，约翰·昆西、路易莎·凯瑟琳以及他们襁褓中的幼子9月4日乘“美国”号抵达费城。约翰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路易莎“的健康状况虽然还很不稳定，但已经比我们预期的要好了”，“你的孙子跟所有乘船漂洋过海的同龄人一样强壮”。看到信件的亚当斯立即写了回信，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开心的信函之一：希望你能把我的家当成自己的家，还有你的妻子、孩子，以及仆人们的家……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怎么招待你都不为过，至少可以让你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对自己未来的安排。
圣诞节前，约翰·昆西夫妇带着孩子搬进了波士顿的新家。约翰·昆西担心入不敷出，又担心父母会发现他们两人钱不够用。面对重新进入法律界的重重困难，他感到自己像个陌生人，他对工作十分厌烦，心里盘算着放弃律师行当，到纽约去闯荡一番，去过“乡村式的独立”生活。不过，随着约翰·昆西逐渐习惯波士顿的生活并重新建立起一个朋友圈子，这种冲动便消失了。无论先前他对政治有多么厌恶，或者说他的父母曾对政治表现出怎样的反感，他还是很快就卷入了政治生活。1802年1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夜幕降临前，走在林荫道上，我感到了一股强烈的诱惑，刺激着我，促使我投入政界的纷争之中。”他接着写道：“在这个国家里，一个政治家就必须是一个从属于政党的人，可我只愿意从属于整个国家。”
1802年4月，约翰·昆西在波士顿就被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同年11月，他以联邦党候选人身份竞选国会议员，虽然失败了，不过仅以不到100票之差落选。他已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1803年2月，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美国参议员，这一年他36岁。就任参议员之后，昆西做出了一件大事。在他的支持下，美国用匪夷所思的价钱购买下了路易斯安那地区，这几乎就是杰弗逊总统任期内最大的成就。拿破仑·波拿巴从西班牙手中取得路易斯安那后，便开始计划在北美建立一个法国帝国。可他派去镇压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军队却在战争和黄热病中灰飞烟灭，于是波拿巴突然放弃了他的计划，于1803年提出把整个路易斯安那尚未开发的广阔土地卖给美国。这是个出乎意料的转折点，而且如果美法之间的准战争状态如果没有结束而是继续扩大的话，恐怕就没有这等好事了。如果不是约翰·亚当斯与法国言归于好的话，也许美国永远都不会有购买路易斯安那这桩买卖了。当然，如果不是亚当斯的儿子在国会里支持，也许杰弗逊也不能达成这个目的了。
国会里的联邦党人表示反对，说宪法授予总统的权力中不包括购买外国的土地。杰弗逊一贯主张遏制行政权力，可他此刻决定从更长远的利益出发，因为这是一个能让美国领土一下子扩大一倍的机会。约翰·昆西跨越了党派的界限，支持购买路易斯安那，他的父亲也大力支持此事。一个来自马萨诸塞的联邦党人愤怒地说：“这个遭天谴的小子，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1804年，首都华盛顿发生了很多事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副总统艾伦·伯尔在新泽西州威霍肯的哈得逊河边决斗，汉密尔顿受了重伤，被送到河对岸的纽约，翌日7月12日，汉密尔顿不治身亡。关于这件事情，具体的细节至今都没有定论，但有一点是确实的——汉密尔顿的去世某种程度上帮助杰弗逊赢得了第二任总统任期。
1804年的总统大选中，杰弗逊和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克林顿一起以压倒性多数的优势大获全胜，这次胜利是彻底的，他的政敌对此也表示认同。
接连的噩耗
在杰弗逊连任总统之时，波拿巴给自己加冕，成了拿破仑皇帝。他和他那凯旋的军队成为欧洲的主人。法国与英国依然在交战，法英两国的军舰都在公海再次开始袭击并俘虏美国商船，还强行征用美国海员。美国损失了一千多只船和价值上百万美元的货物，举国上下群情沸腾，都在争论着要如何应对。
杰弗逊决心要避免战争，于是他呼吁禁止所有美国船只的航运，约翰·亚当斯和大多数新英格兰人一样，认为禁运即便不是整个国家的不幸，至少也会给新英格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约翰·昆西却是国会中惟一一名支持杰弗逊的联邦党议员，他投票赞成实施禁运，还说这一措施“值得一试”，杰弗逊也说过同样的话。
马萨诸塞的联邦党人谴责昆西支持杰弗逊的行为，说再也不当他是联邦党人的一员了，亚当斯便写信给昆西，说他希望那帮人也能这般谴责自己，因为他长期以来早就跟“这个党派的名字、成员身份和性质”都断绝了关系，现在看来也一样。
事实证明，实施禁运对国家来说是一大失误，对新英格兰是一场灾难，对约翰·昆西来说则意味着他参议员职位的终结。1808年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提早选出了约翰·昆西的继任者，迫使昆西不得不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前就辞职。最终的结果是继杰弗逊之后接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帮了约翰·昆西一把，任命他为驻俄国大使，使他不必再在波士顿当律师了。
阿比盖尔对这个任命十分失望，她觉得这个位子不合适，催促昆西不要接受。她在信中写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还没到呢。”亚当斯却不这么想，尽管他同样对昆西在圣彼得堡工作这个前景感到有些担忧。1809年夏，约翰·昆西和路易莎·凯瑟琳带着他们最小的孩子、两岁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动身前往俄国，8岁的乔治和5岁的约翰则被留在昆西。
1811年对亚当斯夫妇来说却是痛苦和难过的一年，令人几乎无法忍受，这确实是他们所遇到过的“最不幸”的一年。4月份时，托马斯因骑马而受伤，他伤得很重，以致差一点就终身残废。查尔斯的遗孀萨莉身体也不好，开始吐血，整整半年才见恢复。9月的一个晚上，亚当斯在黑夜里出门去观测彗星，不小心摔了一跤，好几个月卧床养病。过了两天，10月10日，亚当斯一家十分热爱的理查德·克兰奇死于心力衰竭，享年85岁，第二天，阿比盖尔最爱的姐姐玛丽·克兰奇因肺结核去世，享年70岁。对阿比盖尔来说，这是自查尔斯病逝后最大的打击。
1813年入春一个月后，从费城传来了本杰明·拉什的死讯，他是4月19日突然病故的，死因是斑疹伤寒。本杰明·拉什是亚当斯晚年最亲密的朋友，与本杰明·拉什通信是亚当斯退休生活中最快乐的事之一。他们之间有大量的书信往来，在信中两人无话不谈，拉什的妻子就曾经说，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头简直像一对女学生。虽然他们一直都没有见面，可两人之间的友情比过去更加深厚。在一封写给拉什医生的信件里，亚当斯说了很多自己隐退后的所思所想：
“多少次，我被自己的思绪搅得心神不宁，以致根本没考虑到我的语言、行动和文字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其实，我从来就不不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人，或者在世界上有多么重要、多么引入关注。我相信，随着生命的逝去，我只在世间残留了一点令后人迷惑和混乱的痕迹。够了，所有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我的性格里有那么点东西，使我总是无法去怨恨曾与我为友的人。我们对祖国的责任是一生一世的，那些有钱有地、又使唤着奴隶的上层社会内部酝酿的阴谋会毁了我们。”
他还向拉什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报告了自己身体和精神的状况，向他保证：
“我的精神跟以前一样好，因为某种我不知道的要命的东西又把我卷入了政治。我早上五六点就起来开始砌石墙，我拿上我的撬杆、铁条、凿子、钻子和楔子来切开岩石，用四轮马车载走海草，好给我的农场做肥料。我沿着海岸骑马前行，还步行去渥拉斯顿山和石头地山。”
获悉拉什逝世消息的杰弗逊很快写信给亚当斯，在信中他也很悲伤。他说道：“我亲爱的先生，1776年的又一个老友去了，又一个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啊。”亚当斯饱含悲痛地回信说道：“我不知道还有谁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比他更多。”他在写给拉什的遗孀的信中说，除了他的家人以外，没有谁的友情比拉什更能让他开心的了。68岁高龄的拉什在去世前的几天还在为病人看病。亚当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才给他写了封信。阿比盖尔告诉娜比，失去了这样一个朋友，“对你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不过最大的不幸还是娜比的病逝，这个夫妻俩的长女终生命运坎坷，晚景也很是凄凉。娜比与史密斯上校在纽约上州的一个农场里住了一段时间，几乎处于贫困状态。她发现自己右胸有一个“硬块”，便来到了昆西咨询科顿·塔夫茨，还在波士顿看了几个医生，并写信向本杰明·拉什征求意见。波士顿的医生都建议她动手术切除乳房，拉什经过深思熟虑，写信给娜比的父亲，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告诉亚当斯，他比较乐意先给做父亲的写信，这样亚当斯就能“逐步地跟女儿沟通”，讨论这个问题。
拉什说，从他从医50多年来的经验来看，除了动“手术刀”没有别的疗法，“从她所描述的肿瘤的移动情况来看，现在进行手术正是时候。如果等到肿瘤扩大、或甚至发炎得厉害的时候，恐怕就太迟了……我再重申一遍，别再耽误了……事不宜迟，她的性命要紧，因为像她长的这种肿瘤在45岁以后引发癌症的速度比45岁前要快得多。”而娜比已经46岁了。
1812年10月8日，娜比在他父母卧室边上的一间卧房里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亚当斯写信告诉拉什，手术用了25分钟。当时还没有发明麻醉剂，娜比在手术中经受了无法想象的痛苦。给她动手术的四名外科医生后来告诉亚当斯，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坚强的病人。
手术后的娜比又回到纽约，继续她那灰暗和无奈的生活。
1813年春天，娜比非常思念父母，以至于她不顾身体虚弱非要回家。7月26日，经过了15天300英里的旅途劳顿，娜比从纽约上州来到了昆西。此时她的癌症又复发了，而且开始扩散，但她依然忍着剧痛，坚持要求回家。陪她同行的还有儿子约翰和女儿卡罗琳。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癌症使她经受了极度的痛苦，不得不靠服用鸦片来止痛。1813年8月15日，饱受折磨的娜比病逝了，死时只有49岁。唯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她的父母、丈夫和孩子都在她的身边。
母亲阿比盖尔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过了一个月她才能开始给别人写信。“她的死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感谢上苍让你父亲和我一起坚强地度过了所有这些沉重的日子，我希望能像基督徒一样听天由命，接受上帝安排的一切。”在给儿子肯西的信中，阿比盖尔的痛苦显而易见。
从退位到1814年，十几年的时光很快过去。生活是如此平淡，以至于不得不残酷的用亲人的生离死别才能记住。亚当斯真的得了，他已经是79岁的高龄了。
随着年龄的老去，亚当斯几十年养成的政治素养渐渐变得无足轻重，虽然很少有什么消息能逃过亚当斯的关注以及他卓越的判断力，但关于谁将担任下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或下任美国总统这类问题，亚当斯表示自己对此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