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波士顿”期间和长子呆在一起的时间里，亚当斯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孩子不仅异常聪明，而且能够集中精力工作，远远超出他这个年纪的孩子能达到的程度。这一点也得到本杰明·沃特豪斯的肯定，他写道，约翰·昆西能“以一种他这个年纪少见的坚韧不拔”的劲头刻苦学习。
“许多伟大人物都在你现在所在的大学接受过教育”，亚当斯提醒他。他应该尽量听所有的课，包括法律、医学、化学和哲学。他应该研究这所知名大学的所有院系和规章，“其中的所有知识都能在你自己国家的大学传授”。但当约翰·昆西问这个冬天他能否买双冰鞋的时候，亚当斯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至于骑马、击剑和跳舞，他全都同意。
亚当斯表达的是他对儿子深深的爱和无限的希望。毫无疑问，他努力培养这个孩子，使他有朝一日能为国服务。“你要永远记住，所有学习的目的都是要使你成为一个好人和一个有用的公民”，亚当斯这样结束5月份写的一封信，“这是你慈爱的父亲给你的所有建议的总结。”日后，这位被父亲寄寓厚望的学生达到了与其父亲一样高的成就。
就在这一年，在朋友的帮助下，亚当斯购买了一所大房子，用以取代他那继承自父亲的老旧住宅。这所房子座落在海滨大道上，在镇子北面，整套产业包括房子、农场设施和80多英亩的土地，一共售价900英镑。还在祖国的时候，亚当斯就看上了这所房子。1731年左右，西印度群岛来的蔗糖富商伦纳德·瓦萨尔建了自己的消夏别墅，后来这所房子传给了他的女儿博兰。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博兰是个保皇党，她逃到了英格兰，这所房子就空了。当亚当斯听说这所房子出售时，他立即决定购买。亚当斯认为这是他度过退休生活的理想地方。
（第六节）回国的前夕
新宪法
美洲的独立得到了法国的大力支持，反过来，独立这个事实也刺激了法国的普通民众。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开始主动寻求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以国王为代表的教士和贵族阶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787年夏末，巴黎的示威群众和公众已经公开打着反对皇室的旗号走上街头。身处巴黎的杰弗逊兴奋地告诉亚当斯，城里到处贴满布告，虽然群众集会的情况有所减弱，但王后到剧院的时候却遭到“一片嘘声”。“一直就习惯酗酒的国王陷得越来越深，王后大声抱怨，但罪恶还在继续。”
9月17日，美国的宪法会议闭幕，新的美国宪法在费城签署。文件被分成几份送到欧洲，征求在海外的公使的意见。当副本在那年秋天送到时，亚当斯看完后感到“极其满意”。只是有一点，他对宪法中总统权力的限制有些意见，他希望总统的权力比宪法给予的更大，特别是没有参议院批准就不能任命总统的章节。但他更担忧的是，其中没有有关权力的章节，没有他在马萨诸塞州宪法中提到的这种精神。
杰斐逊从巴黎写信说，他最担心的也是总统这个职位，不过他担心的和亚当斯正好相反。作为从英王统治下独立起来的新国家，在他看来，宪法中对总统职位的设置就像“波兰国王的恶劣翻版”。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一生中能够一个四年又一个四年地重新当选……一旦上任并掌握了联邦的军力，又没有一个委员会的帮助或遏制，他可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赶下台，即使人民也会被诱使继续为他投票。这和国王没什么两样，而我希望，在这四年结束的时候，他们使他不能第二次当选。
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有所不同，亚当斯回答。“你害怕一个人当权，而我害怕少数几个人。我们完全同意，大多数人（在国会里)应该得到完全、公平和完美的代表。你担心出现君主制，我害怕贵族专制。我因此愿意给总统更多的权力，给参议院的较少。”他并不是太担心同一个总统的任期太长，亚当斯说，因为他参加过太多的选举，这些选举总是选出最差的人，并为外来的影响制造了机会。在后来和麦迪逊的私人通信中，杰斐逊对宪法谈了很多，认为有必要有一部关于权力的法案：但他当时从来没有公开谈过这些问题，而亚当斯却给约翰·杰伊寄出了表示强烈支持的信件，后来这封信在美国被广为引用。
如果说《独立宣言》把不同和有纷争的各个州统一到共同的事业中，现在，亚当斯认为宪法是可能“在情感和利益上把所有美国人粘合成一个伟大民族”的最好办法。事实上，如果说亚当斯的所有著作和斗争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那就是有必要促进美国的联合。这又清晰表明了亚当斯具有魔术般的预见能力。在接下来的美国政治生活中，联邦的组成是最重要的部分。
年底的时候，亚当斯写信告诉杰斐逊，自己将先他一步返回祖国，因为大陆会议要召回自己，在大洋彼岸的祖国，有更加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他。
1788年2月初，亚当斯最后一次拜访英国外交大臣。2月20日，他“辞别”了乔治三世。然后他紧急前往荷兰，确保另一笔荷兰来的贷款如约履行。这是他和荷兰人最后一次在公务上合作。
从荷兰回来后，亚当斯开始回国前的准备，又是一番收拾开始了。他们要把大量的衣服和书籍打包，瓷器和家具要装在木箱里。这些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子购置的家具是阿比盖尔所喜欢的，包括一张带四根柱子的荷兰床，一个巨大的荷兰柜子，各种大小的桌子，一套有6把带靠垫的路易十五式椅子和一个长椅，上面都有精美的花卉雕刻。
此时，杰斐逊写信给阿比盖尔说：“在伦敦的时候，我把你看作邻居，而且从那时起就把你离开的时刻看作令我遗憾而关注的时刻……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向你道别。波莉一提起你就充满热情和谢意。愿上帝给你，夫人，一段愉快平安的航程。”
阿比盖尔“在整理行囊的忙乱和疲劳之中”写信给杰斐逊，她只简单而真诚地说，希望自己不会离开的时候没有“给我非常尊敬的朋友写上几句，感谢他给我和我家庭所有的善意和友谊”。
1788年3月30日，一个星期天，美国大使亚当斯先生、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两个美国仆人离开了伦敦。他们乘坐马车到朴茨茅斯，并将在那里乘坐开往波士顿的美国船“卢克利希亚”号。史密斯一家和他们的男婴将乘坐另一艘船前往纽约。纽约当时是临时联邦首都，史密斯上校打算在那里工作。因为天气恶劣，又过了几个星期，亚当斯一家才登上轮船，开始了真正的回国旅程。回家的航行中，亚当斯似乎没有记下任何东西，只是早些时候说过，他最大的愿望是“稳稳地扎根在布伦特里镇上，用我的胳膊和全部力量拥抱它。在那儿生，在那儿死，在那儿安放我的尸骨，让我的儿子在那儿从事法律和农业，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此时，约翰·亚当斯已经52岁了。除了1778年在马萨诸塞州度过的几个月之外，他离开家乡已经10年了。这段时间里，他在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英格兰旅行了成千上万里路；他反复穿越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海峡，这次回家的航行是他第四次穿越大西洋；他在最寒冷的冬天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他总计在陆上和海上旅行了3万英里的路程，比同时代为国服务的任何一个知名美国人都走得远，他没有一次因为艰难和不切实际的情况拒绝过，或者是去从事其他自己更愿意做的事情。
从战争一开始，亚当斯就站在了为国服务的第一线；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临危授命航行去欧洲；实现和平5年后，他又因为祖国的需要回来了。对他个人而言，他这十年的历史，和他的祖国在独立之路上付出的努力息息相关。回家的航行明确标志着他生命中一个章节的结束，另外一个章节的开始，就像他航行出来的时候一样。
在法国的第一年，他和富兰克林相处的并不愉快，但他仍然克服了困难，乐意与这位老爱国者合作，而且通常成效显著。他努力推进法国海军在战争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成功帮助了华盛顿将军取得了关键胜利，这一直是最令他骄傲的工作之一。他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在美洲因财政而捉襟见肘时确保了荷兰的贷款。他凭自己的勇气和信心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就是在敌人的大本营寻找盟友的帮助。他展开自己的个人外交攻势，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不懂其语言、事先与此毫无联系、在那儿也没有可依赖的朋友，然而他仍然成功实现了目的，所有这些都是他对美国事业非凡而超出常人的贡献。
在与英国商谈《巴黎条约》的时候，他发挥的作用非常关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亚当斯努力工作，一直举止沉着、无私奉献。没人能挑剔他走错了哪一步。也没人能想象，他的其他同胞在这个职位上会做得比他更好。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也就是在他回到祖国两年后，亚当斯后来知道摧毁一切的动荡席卷了法国，知道整个欧洲沿海世界的暴力结局。他不在的时候，家乡发生了什么变化？对此他只能想象。不过清楚的是，随着新宪法的到来，他的国家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此时的美国，一切都欣欣向荣，人人都满怀希望。独立战争的胜利鼓舞了国人，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全新的国家的诞生。经过几年的努力，外国市场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了，经济进入了较好的局面。《巴黎和平条约》使美国的领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面积比不列颠群岛、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土面积总和还要大。虽说以欧洲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人口还是很少，不过美国的人口正在飞速增长，从1776年的200万增加到1789年的近400万。尽管期间经历了7年惨烈的战争，还有大约10万名反对独立的亲英分子离开了美国，而且战争年代移民到美国的人数也相对较少。费城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其人口已经升至4万，纽约有18万人，它跟费城一样由于人口的增长而变得热闹非凡。
不过全国的工资水平依然很低，国家资金紧缺。当时全国没有统一货币，不同的州还各有不同的货币。在各殖民地之间，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货币都在流通，各州间的货币价值也有一定差别。比如，在新英格兰地区英镑6先令能兑换一美元，可到了纽约就要8先令才能兑换一美元了，并且全国只有三家银行，数量严重不足。1789年，美国大约一半的土地依然为美洲印第安人所占据，他们大都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确切人口，不过大致的数目是10万人。
土著与外来殖民者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当时美国人大都在农场居住和工作，家庭经济大多依附在土地上进行，全国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东海岸。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一条狭长的地带上，居住着全国一半还多的人口，其余地区基本上都是荒野。全国交通建设很差，道路糟糕透顶，南方的路尤其难走，而国家的联系只能靠马车来沟通。新一届国会本来计划于1789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在纽约召集会议，结果主要是由于交通问题耽误了行程，一直到几个星期以后才凑齐了法定出席人数。
此外，这个国家并没有联邦的传统。的确，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习惯于把地区和州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大陆会议上，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除非在战争时期，即便战时也未必能时刻都先以国家利益为重。许多人心里希望每个州都能完全独立，他们认为独立后国债一还清，国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宪法修订期间，南北方领导者一致强烈反对新宪法，认为它对各州的权力构成了威胁，从而会威胁个人的自由。争执之下，美国政治层面形成了两个党派，一方是联邦主义者，他们想成立一个有力的联邦政府；另一方是反联邦主义者，他们持托马斯·佩因的观点，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无为而治的政府”。结果宪法问题变得很不确定，直到1788年6月亚当斯一家在布伦特里拆行李包的时候，宪法的地位都还没有得到最终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