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在荷兰的胜利
几乎致命的疾病
时光来到1781年初夏，亚当斯的亲密朋友弗朗西斯·达纳要离开他去往俄罗斯。大陆会议通知达纳，让他前往圣彼得堡寻求叶卡捷琳娜女皇政府对美国的认可。任命一到，达纳只能立即动身。由于他只能讲一点点法语而且很需要一个秘书，他询问亚当斯，能否让约翰·昆西与自己同行。达纳真心喜欢昆西，这个孩子的法语又很好，可以帮上他。亚当斯同意了，他认为艰苦的锤炼对昆西的未来非常有用。虽然这次远征旅程近1200英里，很少有美国人见过他们将抵达的地方。
1781年6月15日，在富兰克林的大力鼓吹下，大陆会议同意接受法国宫廷的独裁统治。约翰·亚当斯作为惟一同英国谈判的和谈使者的权力被取消。维尔热纳和吕泽尔恩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们成功使大陆会议削弱了亚当斯的权力。亚当斯成为5名使节之一，他们将分别代表这个国家的几个主要部分——亚当斯代表新英格兰，富兰克林代表宾夕法尼亚，约翰·杰伊代表纽约，杰弗逊代表弗吉尼亚，还有亨利·劳伦斯代表南方腹地”。但这些人中，杰伊呆在西班牙，亨利·劳伦斯被关押在伦敦塔内，杰弗逊不太可能离开弗吉尼亚，而亚当斯又被在荷兰的任务绊住了，只有富兰克林在巴黎充当美国的谈判者，这正如维尔热纳所愿。
更恶劣的是，大陆会议的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没有他们的“慷慨的同盟法兰西国王”的部长们的“认可和在场”，这些使节在和平谈判中什么都不能做。这样，所有决定都屈从于法国外交部长维尔热纳。在同英国谈判的时候，法国掌握有最后的决定权，又一次遂了维尔热纳的心意。
大陆会议代表托马斯·罗德尼反对这个决定，他在当天晚上写信给自己的哥哥西泽。“我认为这甚至让法国宫廷也相信，我们被削弱成一个微弱、可怜的国家，我们失去了所有曾经在大陆会议的行动中表现出的勇气和尊严。”几个星期后，又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根据詹姆斯·麦迪逊提出的一项动议，亚当斯的第二项使命，即同英国缔结通商条约的权力也被取消了。
与此同时，年幼的查尔斯的健康状况一直不稳定，他非常想念自己的母亲。富兰克林因此决定，让本杰明·沃特豪斯把他带回母亲身边，沃特豪斯正准备回波士顿。“我同意了（两个男孩的离开)……这样我被剥夺了自己生活中的最大快乐”，亚当斯后来写道。约翰·昆西走了，“和达纳先生开始了漫长的旅行—是翻译”，亚当斯在巴黎给妻子写信，日期是7月11日，正好是约翰·昆西14岁的生日。8月中旬，查尔斯乘坐“南卡罗莱纳”号也走了。亚当斯告诉妻子查尔斯回家了，但他没提到他什么时候和怎么走的。“查尔斯是个令人愉快的孩子，但对欧洲的感觉太细腻了，他自己被比以前更多的担心搞得心烦意乱”，他写道，“不过我长胖了。我想，焦虑好像对我的健康有益。”
就在孩子们离开不久，亚当斯遭遇了几乎使他丧命的危险疾病。
他的病势一开始并不严重，后来逐渐恶化到几乎垂危的地步，他独自躺在运河边的屋子里。好几位有名的医生都来看过他。有几天，他失去了知觉。在后来他写过妻子的信中，他印象深刻的描述了自己患病的过程：“我刚从巴黎回来后不久，突然开始发烧。因为那几天天气都很暖和，我对此没有太注意。但症状持续出现并逐渐加重，后来我被诊断患上了一种危险的神经性热病，有可能恶化成斑疹伤寒。它侵袭我的脑袋，使我在五六天内既听不见也看不见，对大夫和外科医生的治疗毫无知觉，根本记不住他们。朋友们非常好，给我派来了一位优秀的内外科医生，他熟练可靠的技术和上帝的保佑，救了我的命……我仍然很虚弱，我不知道，在这些腐臭河水的致命的水蒸气中，我能否恢复健康。”
一个星期后，亚当斯写信给大陆会议的新主席托马斯·麦基恩，他补充说，医生们使用了万能的金鸡纳树皮——奎宁，把他从“一种恶性的神经性热病”那里救了过来。给荷兰同事查尔斯·杜马的信中，他写道，“就像夜间行走在山上一样，我的脚就要被绊倒了”，而正是因为金鸡纳树皮“奇妙的功效”，他才得以康复。
在那时候，“神经性热病”或者是“慢性神经发烧”被定义为一种险恶危险的疾病。刚患病时，病人丧失听觉，然后就感觉寒冷、一阵阵发热，“而且感觉全身疲乏，与过度劳累后的感觉一样。这种疾病的易感人群被认为是那些“神经脆弱”，或者是“长期情绪低落”的人，还有“长时间生活在潮湿、恶臭空气”中的人。
用现在的医学知识解释，亚当斯无疑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在炎热的夏天，这种疾病当时的欧洲各个港口城市尤其猖獗。他后来告诉阿比盖尔，这次发烧“烧尽”了他一半的记忆和一半的精力。除了头疼、虚弱、发寒和偶尔发热以外，并发的沮丧或“精神忧郁症”也是这种疾病的特征之一。那时候的人们认为，腐臭的河水或污浊的空气，即“毒气”散布了这种疾病。而事实上，人们在一个世纪后发现，这种疾病是由蚊子传播的。
还有一种可能，他患上的“神经性热病”也可能是斑疹伤寒症。这种疾病的特征是高烧和说胡话，由虱子传播。
不管是疟疾还是伤寒，他患病的主要原因还是所居住的环境造成的。当时，亚当斯正在营造他位于阿姆斯特丹国王运河上宽敞的新住宅。虽然没有邻近市中心的下一条运河绅士运河沿岸的房屋那么富丽堂皇，这所房子也完全如他要求的那样“适合做美国大使馆”。这是一座建造精良、红砖砌成的运河房屋，共有5层楼，顺着很短的几级石阶上去就是一个华丽的前厅。房子后面有一个很深的花园。虽然房子宽敞而又舒适，但靠近运河还是让他难逃传染病的侵袭。除了他之外，这幢房子里的其他人，包括撤克斯特、斯蒂芬斯和另外几个佣人同样全都被疾病击倒。
这次染病，亚当斯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渐渐康复。就在病魔还折磨他的身体的时候，亚当斯写下了寄给大陆会议的信中最意志消沉的一封邮件。他宣称他筹集资金的努力“毫无价值”，他的健康恶化，他在欧洲的生活“如此阴郁悲伤”，而且对公众没有什么价值，“以致于除了希望适应大陆会议的观点被召回以外，我别无所求。”毫无疑问，他知道，大陆会议会完全忽视了他的这一要求。
亚当斯又一次陷入了无事可做的境地，他几乎已经开始动摇。幸好到了11月底的时候，美洲终于传来令人鼓舞的好消息。1781年10月19日，英国康华里将军率领部队在弗吉尼亚切萨皮克湾畔的约克镇，向华盛顿和罗尚博领导的法美联合部队投降。对英军而言，这和萨拉托加战役一样是决定性的失败。与此同时，格拉斯海军准将及其率领的28艘军舰组成的法国西印度群岛战斗编队到达时，正好准时出现在正确位置。毫不知情的英军陷入圈套中。7000多名英军士兵放下了武器，甚至比萨拉托加战役的缴械人数还多。这就像战争早先的时候，如果英军舰队能够封锁东河，华盛顿就会困在长岛上。
对于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来说，这预示着战争就要结束了。在美国，兴奋的人们称呼华盛顿为这个国家的“解放者”，这名来自弗吉尼亚的将军声望大增。
10月23日夜里，亚当斯在阿姆斯特丹收到这条“光荣的消息”。他非常高兴，知道法国海军到底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有说不出的满意。已经过去3年了，3年前他第一次告诉维尔热纳，没什么比美国海面上出现强大的法国舰队更能保证战争的“迅速结束”，而现在事情的进展正如他所言。
查尔斯的回家之旅不是很顺利。在一段困难重重的航行之后，查尔斯乘坐的船停靠在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他最后在那里换乘另一艘叫做“西塞罗”号的美国武装民船。经历更多的延误和磨难之后，查尔斯终于在1782年1月底到了家，那时候他们离开阿姆斯特丹已经5个多月了。
第一个美国大使馆
华盛顿将军的胜利不仅鼓舞了美洲人民，也在欧洲大陆掀起了认知美洲的热潮。“有的人会认为你丈夫是个谈判者，但不是这样的，是华盛顿将军在约克镇做了实质性工作，我所做的只是些面上的工作。”亚当斯告诉阿比盖尔。
1782年新年之后，荷兰最有实权的议会组织给了亚当斯一个“明确的答复”。担任主席的巴托洛梅乌斯·范·桑托瓦代表荷兰议会向亚当斯阐述，说在这个国家正掀起关于美国独立和荷、美关系问题的政治辩论。
与此同时，荷兰国内反对英国的情绪迅速高涨。亚当斯受到了鼓励，他趁热打铁，呼吁荷兰政府承认合众国。他自己还亲自前往荷兰省18个城市代表在海牙的寓所。他们中的每一个，正如他向大陆会议解释的那样，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每个代表对他的接待都一样：赞同、倾向、尊重合众国。这场运动，增加了荷兰人对美国的了解，这些努力并非徒劳无功。1782年2月26日，北方的弗里斯兰省投票指示其议会代表，正式提出动议，接受约翰·亚当斯担任美国使节。
确信所有荷兰人的认可后，亚当斯和查尔斯·杜马买下了一处地产，这所房子后来成为美国的海牙大使馆。这座“宽敞、优雅”的房子位于天鹅绒制造商大街，在这座城里最美的一条运河边。
3月28日，在荷兰，形势开始见好，荷兰省当天承认美国独立。其他省也迅速相继对此提出响应。
4月19日，星期五，亚当斯提交备忘录整一年后，荷兰议会决定，“亚当斯先生被获准、承认为合众国派向荷兰议会的大使身份。”第二天，亚当斯到议会递交国书，这是他得到肯定的最甜蜜的时刻。经过太多的忍耐和无奈后，亚当斯终于获得了应有的肯定和重视。
4月22日，星期一，在海牙的毫斯登堡宫，亚当斯被尊贵的奥兰治亲王殿下威廉五世和他的妻子威廉敏娜公主以正式的认可仪式接见。在仪式上，亚当斯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他听见西班牙大使表扬他的决心和精神，说他“给了美国事业最重要的一个推动，而且是最具决定性的推动。是你使这个国家满怀热情。是你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这是亚当斯反复在信中引用的赞词，考虑到那时他的狂喜和情绪，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荷兰人为这个美国使节祝酒。人们写下诗歌庆祝美国的独立，发表美国英雄华盛顿和亚当斯的版刻肖像。
5月初，亚当斯搬进新居，在他称作“合众国之屋”的房子前升起国旗，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美国大使馆。
身份得到确认，他努力争取荷兰财政援助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782年6月11日，亚当斯在同3家阿姆斯特丹银行组成的财团谈判后，一笔利息为5%的500万荷兰盾即200万美元的贷款得以确认。虽然大陆会议本来指望亨利·劳伦斯能争取到1000万美元的贷款，但这个开头非常重要。这是美国急需的一笔钱，是美国在欧洲贷款的基础。
9月，荷兰共和国承认合众国的消息传到费城，是一艘叫做“亚当斯先生”的荷兰船带来的。仅仅是船的名字就可以想见亚当斯在荷兰取得的新成功。“如果这是我一生惟一的行动，那也做得很好”，亚当斯写信告诉阿比盖尔，希望她能“原谅这虚荣心”，“我在这儿为我的祖国做了一件最重要、最关键的事，我真的相信这是世界上其他人所不能的”，他写道，“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在这里施展了很多才华、采取了行动，也不意味着这很不一般，但我相信，世界上其他人不会这么耐心、坚定不移地做应该做的事、承受必要的磨难。”
正如他在信中吐露的那样，他的快乐是真切的。他没有接受过外交方面的训练，他的性格也不适合这份工作，但他确实大获全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付出艰苦努力和重重忍耐后获得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的见证。他做到了别人期望他做到的，他也认为外交工作不是他的生活。尽管荷兰共和国只是欧洲“较小的舞台”之一，在其他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会让他的声望更高些，但再没有什么比为祖国服务更让他心满意足的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孤单地在自己的路上。他曾经被人忽视，遭到嘲笑；在这个过程中他险些死去。但他坚持下来了，胜利了。在其他名声比他更显赫的人还一事无成的时候，他却在孤立无援下率先赢得了胜利。
1782年10月8日，在海牙的国会大厦，亚当斯与荷兰政府签署了同荷兰共和国的商业协议。荷兰省和泽兰省的代表站在楼梯上等他，陪同他进入镀金的停战厅。他充满骄傲地签署条约、盖章，最后完成了这份协议。在此之前9月底的时候，约翰·杰伊从巴黎给约翰·亚当斯发来急件。他报告说，英国特使里查德·奥斯瓦德接受了就和平问题同美国谈判的正式使命。杰伊敦促亚当斯尽快回巴黎来，而且提醒他，“看见我之前什么都不要说”。
10月低，进入深秋后，巴黎成天被灰暗的天空、凄冷的雨雾包裹着，这严酷的天气一直持续下去，让人难以打起精神。亚当斯动身前往巴黎，当天晚上他住进了德瓦卢瓦寓所。连续好几天，亚当斯都推迟接触富兰克林。自从富兰克林在1780年8月9日给大陆会议写了诋毁亚当斯的信以来，两人一直没有见面。没人清楚亚当斯到底什么时候发现这封信、知道了它的内容的。但亚当斯对此事确实耿耿于怀，他在给埃德蒙·詹宁斯的信件中释放了自己压抑已久的怒火。富兰克林这种行为的根源，亚当斯相信，是“卑鄙的嫉妒心”。但他似乎没有想到，他自己对富兰克林的态度可能也是由同样原因引起的。“他对我卑鄙的嫉妒心，嫉妒我和大不列颠签署商贸条约的卑鄙情绪激起他试图在费城诋毁我的人格。世界对此毫不知晓，时机到来之前这也不能为人知晓，只有大量的档案向公众公开时，人们才能知晓。那将是我们都去世以后。”
平静之中，亚当斯在返回巴黎之后第一次拜访了凡尔塞宫。他被告知，维尔热纳“很在意”亚当斯没有去看他。对于维尔热纳在大陆会议诋毁自己名誉所做的一切，亚当斯非常敏感，包括其争取富兰克林一起反对自己。因此，亚当斯丝毫不想见维尔热纳，就像他不想见富兰克林一样。
但考虑到手头的工作，亚当斯决定不让个人恩怨妨碍自己完成任务。“我承认，自己对富兰克林绝无友谊可言。我承认，我不能和任何一个有着他那种道德情操的人谈友谊。只要命运让我和他为了公众事务坐在一起，我就会体面地、相当公正地对待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