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时间越长，见过的知名人士越多，我越渴望做一个普通人。谦虚是永远不能在公众场合存活的美德。谦虚的美德！公众生活中有这样的东西吗？现在这成为某个人的座右铭，他甚至是美德之人，世界按照一个人对自己的敬重程度尊重他……我对如此大胆的话感到惊讶，有些人却因此自命不凡。人必须自我吹嘘——他必须自己写或口述登在报上赞扬自己的文章；他必须盛装打扮、有随行人员和马车侍从；他必须向世界卖弄署有自己名字的作品……他必须被画成肖像、雕成塑像，而且必须雇用所有的艺术家着手创作为他扬名的作品，使乌合之众目瞪口呆，使自己名传千古。”
亚当斯还表达了因为富兰克林而使他和法国政府总是不能和谐共处的无奈：
“不管我怎么不积极地扮演我地角色，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我所处地愤怒地民族与更激烈地党派之间的局面，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最为奇特与有趣的事情了。对手的愤怒与自然的狂暴，盟国之间的微秒关系与傲慢自大，比这更坏的妒忌与羡慕，朋友与合作者之间的戏谑，将是一个人在品行修养与政治活动中能学到的最有教育意义的课程，这一点早已被报刊所承认了。”
但是，亚当斯笔端倾泻的情绪与他日常工作的精神状态决不能相提并论；他在一封信中流露出尖刻、阴郁之情时，同一时期、甚至是同一天里写下的其他信件中却没有任何这样的痕迹。例如，他很少或者说没有写过，他和富兰克林怎样一起工作，但他们确实连续几个月密切地—起工作生活，而且做成了许多事。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一样，认为必须“以绝对的忠诚和谨慎培育”同法国的联盟。但他为太缺乏自信而担忧。
1777年初夏时节，一支法国海军远征队联合美国陆上力量攻击在新港和罗得岛的英军，最终由于舰只数量不够而失败了。当年底消息才传到巴黎。这样一来，亚当斯非常清楚目前的处境，他们需要更多的法国舰只，绝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了。富兰克林对此表示同意，但建议要克制。12月，亚当斯起草了一封给维尔热纳的信函，语气被富兰克林修改，缓和了许多。这是他们一起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三个代表签名之后，这封信在1779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递出。他们在信中称，没有什么比向美国海域“派出一支足够确保海军优势的强大舰队”能更有效地使战争“迅速结束”的了。“这样的海军力量和美国军队一致行动，完全可能攫取并捣毁英国在世界的霸权。”维尔热纳却选择了冷处理。当时，或许那些美国使节并不知道，他正全身心考虑法国入侵英格兰的可能性。
随着时间流逝，亚当斯越来越赞赏这样的观点，即法国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在欧洲生活的时间越长，我对我们的事情考虑得越多”，他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和法国的联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他觉得自己在扮演一个毫无希望的角色。他认为派出3名特使毫无用处。在巴黎呆了6个星期后，那时还早在5月21日，他就写信告诉塞缪尔·亚当斯，派一名特使即富兰克林，已经足够了。
就好像是在回应他的想法一样，1778年9月14日，费城大陆会议任命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出使法王路易十六宫廷的全权公使。三人美国使团因此解散。然而，直到仲冬时候，消息才传到巴黎，而官方急件直到1779年2月12日才到达。这项新安排正如亚当斯建议的那样，而这消息使他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舒服。自从到法国以来，他第一次生病了，患上了重感冒。虽然他已经明确建议，富兰克林是应该被选中的那个，但大陆会议一直有可能会选中自己。阿瑟·李被派往马德里。但大陆会议却忽略了他亚当斯，对他没做什么任何指示。
这令人不解，谁也不知道具体原因。会议既没有召回他，也没有任命他前往新岗位。公报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及亚当斯，好像他根本就没去法国。面对如此尴尬的情况，亚当斯自己做出了决定。他写信通知法国方面的维尔热纳说，既然他已经“被恢复了平民身份”，他将离开。他递交申请，要求乘下一艘驶往美国的船离开法国。他收到的回复是一封来自凡尔赛的信，一封亚当斯珍惜的信。维尔热纳代表国王，表扬了“您担任使节期间一直坚持的明智举止”，还有“您的热情，您一直凭借它推动贵国的事业，加强它和陛下的联盟”。他还给大陆会议写了一封长信，说既然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他只能告诉大陆会议“我在海洋这边没有更多可做的，我所有的职责都在那一边。”
事实上，他被伤害了而且很愤怒，这也是有理由的。大陆会议对待他实在很不公平，什么也没告诉他，也没有对他的贡献表示感谢。亚当斯觉得自己奇怪地随波逐流，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不清楚什么在等待自己。在给詹姆斯·沃伦的信中，他发誓，再也不受智者或傻子摆布了。
回国
他的情绪陡然跌落。当阿比盖尔写来的一包信件到来时，他的情绪更加低落了，她在信中倾诉自己可怜的孤独，指责他忽视自己。“我周围的所有事情看起来忧郁悲伤”，她写道。“你在航海途中所受之苦比不上完全和你断绝联系后我的痛苦。”亚当斯说，从4月到9月，他给她写了大约50封信。这当然有些夸张，但不管他说有多少，她只收到了两封。“我请求你一次给我多写几封信，你肯定不缺题材。”她说，他的信总是很短，冷冰冰的，非常冷淡。“我，你的好男人，因此将很快出现在你的面前。高兴——我确实高兴——我应该高兴”，他对阿比盖尔宣称，努力往好的方面想。对理查德·亨利·李，他称自己作为平民的新地位“最适合我，而且最令我愉快”。
亚当斯得到了约翰·昆西的支持。他告诉母亲，“爸爸很少有时间写信，因为他有那么多其他的事情要考虑，但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写几行信的机会，你收到它们时却抱怨说，这和他根本不写信一样糟、甚至更糟，收到这样的信真的很伤他的心”。
随着启程日子的临近，他更觉得悲伤。他在凡尔塞宫告别时发现，自己的法语提高很快以致于他能够进行广泛的交流，而且自己想讲多快就有多快。与他渴望回家的愿望一样强烈，他痛恨离开巴黎、痛恨离开法国，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儿的气候比我们那里的气候更有利于我的身体”，他向阿比盖尔承认。他喜欢这儿的食物和日常礼仪。这儿有高雅的戏剧、美好的伴侣、经典的书籍，除了家庭和祖国的和平，我别无所求，这使我成了一个最幸福的人。
1779年3月8日，亚当斯父子在帕西向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其他人告别，带着仆人斯蒂芬乘坐驿站马车离开，前往布列塔尼港。在位于卢瓦尔河下游的熙熙攘攘的南特港，他们住进旅馆，等待通行证以登上美国三帆快速战舰“联盟”号。时间一天天流逝，一晃一个月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等到通行证。为了消磨时光，他们经常在城里和河边散步。午后，亚当斯帮儿子翻译西塞罗的作品。
到了8月底，他们上了“联盟”号，却在后来从富兰克林的一封信中得知，命令有变化，这艘船根本就不驶往美国。但是，一艘法国三帆快速战舰“感性”号将前来接他们，船上有法国前往美国的新使节舍瓦利耶·阿内—赛萨尔·吕泽尔恩。富兰克林指示“联盟”号送亚当斯到洛里昂，但到达后，亚当斯发现吕泽尔恩大使被延误了。于是父子俩呆在“联盟”号上继续等待下去。
后来的几天里，亚当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年轻勇敢的苏格兰藉美国海军军官约翰·保罗·琼斯呆在一起。他们以前在帕西见过，就海军事务通过信。自从与琼斯呆在一起，亚当斯就一直认为，他是美国海军里最有抱负、最引人瞩目的军官。他身上总有些古怪、不合常规之处。这在他的性格之中，从他的眼神流露出来。他声音温柔细小；他的眼光敏锐、野性且柔和。琼斯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事迹还是那场海战。当时，他在自己的船受伤下沉时，指挥自己的船员爬到对方的船上，并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彻底占领了对方的船。
此时的亚当斯没有职务、没有工作，家里的来信也迟迟不来，除了等待之外别无选择，这几乎超出了亚当斯的忍耐力。他开始闷闷不乐，认为自己绝不仅仅是凑巧成了牺牲品，琼斯和“那个老巫师”富兰克林是给他带来麻烦的真正原因。他被勒令等待，遭到故意的羞辱。“我的猜测或许是错误的，这或许是对琼和富的中伤，所以我不能谈起这些猜测，但我决心写下我的想法，看看结果究竟如何”，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
大部分日子都很愉快地度过了。他经常选择和琼斯一起吃饭，和琼斯及其军官花上几个小时聊天，而且和平常一样，亚当斯因为交谈而感到愉快。直到6月，法国大使吕泽尔恩才到达洛里昂。6月17日，亚当斯和约翰·昆西登上了感性号，而且在那天下午他们终于启程离开了法国，当时亚当斯并不知道他有多快才能返回。
在大洋的这边，没有感性号抵达的消息。阿比盖尔收到的最近消息是在6月底的时候，那封信是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写成的，当时亚当斯正等着乘坐“联盟”号航行。但到了7月中旬，梅西·沃伦传来从詹姆斯·洛弗尔那儿得来的消息，大意是说，大陆会议正在考虑一项给亚当斯的新任命，“似乎没人料到他在回来”。
但一切都还算顺利，1779年8月2日，亚当斯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乡。这是一个明媚的夏日，波士顿湾蓝蓝的海水在阳光下闪烁。一切都和去年离开时没什么两样，只是旅人那归家的期盼越来越强烈。亚当斯父子同他们的仆人从“感性”号下来，划着小艇，驶向波士顿海岸的指定地点，那里离他们开始历险的地方并不远，但现在却完全不同。没有人想到他们回来了，海岸空旷尤人。他们到家完全出人意料。
正如他一生都在尝试的那样，约翰·亚当斯永远都不能充分地表达他对家庭的眷恋，对妻儿的爱恋。自从战争爆发就远离家门使他的这种感情更为强烈。“我难以表达我的热情，我是你的”，他在一封给阿比盖尔的信的最后这样写道。终于，这两个人不用再给彼此写信了。他们又在一起了，而他们的家庭再没有比现在更快乐的了。
短暂的相聚
难以形容回到家乡的亚当斯的心情，他太渴望回到这片土地上了。亚当斯表示，自己喜欢彭斯山附近的家居生活，胜过任何自己所知的其他事情，他说，这儿，只有这儿有他想要的一切。虽然与英国的战争使每个人心情沉重。物资匮乏、货币“惊人的贬值”、奸商，还有对战争不断的担忧和仇视，所有这些都无处不在。但是与妻子儿女在一起，亚当斯感觉自己活得“从没有如此快乐”。三个和他们母亲住在一起的孩子全都长大了。他们全都有话要告诉他，围着他要他讲自己的旅行、他所看到的景象。他们没日没夜地聊着，而且约翰·亚当斯驾驭法语的娴熟无疑令所有人吃惊。
夏季农场正处于农忙高峰时期，约翰和阿比盖尔一起走在他们的田间，他因为脚下又踩着家里的土地而高兴，高兴地看见她管理下的所有事情。坚强的阿比盖尔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甚至把亚当斯从法国捎回来的那些商品卖了个好价钱。新的生活开始了，亚当斯又过起了每天有高度苹果酒了，还有从菜园里摘来的新鲜蔬菜的生活。一切熟悉而又令人激动。自从为大陆会议服务以来，亚当斯有好几年没好好在家住过了。他有太多亲戚和老朋友要见。邻居们也热烈欢迎他的归来，他们都已能和这样一位为美洲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为邻感到骄傲。亚当斯闲暇下来，就和阿比盖尔一起翻越彭斯山，探望她居住在韦茅斯牧师公馆的父亲。
战场上传来的消息并不鼓舞人心。1778年春天，华盛顿的军队过去的冬天里经受住了英军挑战，向人们展示了更强大、更有纪律的部队形象。1778年6月，华盛顿在新泽西的蒙茅斯对撒出费城的英军发起袭击。这一场战役过后，原来最悲观的人也认为之前所谓的“乌合之众”被证明有能力击败自我吹嘘的英军。那之后，双方又都回到了他们先前驻扎的地方：英军占领着纽约，美军在城外坚守。法国和美国那个夏天在新港军事行动失败后，战事好像陷入了僵局。重心转移到法国和英国在西印度群岛海面上的海军冲突和英国对南方的袭击。没人知道，也没有任何迹象能预言这场斗争的结局。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亚当斯到哈佛出席了为法国大使吕泽尔恩爵士举办的晚宴。晚宴的地点是哈佛礼堂的哲学厅，这儿是亚当斯最敬爱的教授温斯罗普以前的阅览室。亚当斯告诉他的晚宴朋友，自己梦想在波士顿建立一个“艺术科学会”，与费城的“美国哲学会”相对应。这个想法被热情地采纳了。不到一年，“美国艺术科学学会”就成立了。这次晚宴和谈话也启发他写下了有关教育的那段话，特别是他把博物学包括了进去。
亚当斯回家还不到一星期，布伦特里又选他为镇上派往州制宪会议的代表，并且负责州新宪法的制定工作。那时候还没有全国性的宪法，每个州选择什么形式的政府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是熟悉又光荣的任务，亚当斯愉快接受了这个职位，立即开始做准备。9月1日，亚当斯动身前往坎布里奇，到达位于哈佛的第一教堂，那里聚集了250多名代表。几天后，他被选作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9月13日，在波士顿又选出了一个只有3名成员的小组委员会。这3名成员毫无意外由约翰·亚当斯、塞缪尔·亚当斯和制宪会议主席詹姆斯·鲍登当选，其中，亚当斯成为起草州宪法的人。这是他一个人的工作，如果他曾经有机会担任一个他完全胜任的职务，那就是这项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他集中展现了他的许多突出能力：灵敏的法律头脑、超强的语言文字能力、他对政府的广博知识，他的广泛阅读和大量写作，现在都能用来完成这项崇高的使命。
这段时间对他感觉再有利不过了。他回到了思念已久的家，恢复了精力，家里、镇上其他人和其他代表给予他的荣誉鼓舞着他。他能够在家里熟悉的环境中工作，他的书籍和文件就在旁边，而且有阿比盖尔一直在身边，这对他是最重要的。他为马萨诸塞人努力工作非常重要。
从9月初开始，一直到1779年10月30日他44岁生日时，为制宪会议印制的副本才完全准备好。其间，亚当斯经常黑白颠地工作，熬夜成了家常便饭。草案最终被命名为《马萨诸塞联邦宪法暨政府形式》。亚当斯选择了“联邦”这个词，而不是弗吉尼亚所用的“州”，这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没人对此表示质疑，文章开篇就奠定贯穿了全文的绝对清晰语调和高尚思想，在《前言》也是宪法新有的特征中，肯定了他以前的理想，即全体幸福基于社会契约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