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界有人说：“自《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后，丁玲就开始走向失败的路子。”事实果真如此吗？诚然，在她60年的创作生涯中，有艺术个性张扬的时期，也有过艺术个性迷失、回归、拓展的阶段。下文将逐一揭开其艺术个性嬗变之谜。
文坛“炸弹”——《莎菲女士的日记》
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丁玲）的天才所震惊了。——朱自清。
1927年的秋天，当丁玲提笔写《梦珂》的时候，她绝没有想到要做小说家。这位23岁的年轻姑娘，只是觉得有话要说，却找不到人听，寻求出路，又不知道哪里有路，于是，在极端苦闷、寂寞中，怀着极端的反叛情绪，“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文集》，第5卷，第38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是年冬天，第一篇小说《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叶圣陶先生从来稿中发现了这颗新星，并在重要的位置刊载了她的处女作。丁玲是幸运的，如她所回忆，“第一篇（《梦珂》）就发了头条，第二篇（《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是头条，第三篇（《暑假中》）还是头条，第四篇（《阿毛姑娘》）也还是头条。”（《答<；开卷>；记者问），《丁玲文集》，第5卷，第4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
丁玲回忆她的创作生活时这样写道：“发表四篇文章后，叶老给我写信，说可以出一本集子了，帮我去交涉开明书店，出了一本集子——《在黑暗中》。所以朋友们就跟我开玩笑，说‘我们是背棍打旗出身，你是一出台就挂头牌了，在这上比我们运气多了。真是碰到了一个好编辑。’”（《答《开卷）记者问），《丁玲文集》，第5卷，第4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有了这位“伯乐”，丁玲才能像站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健将那样，一抬腿就是一个冲刺，表现了她不同凡响的文学天才。
1927年秋至1929年年末，两年时间，丁玲共创作了14个短篇小说，先后结集为《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3个集子。这些小说，就其思想发展、创作道路以及艺术风格而言，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自成阶段，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丁玲创作的早期。
丁玲的起步——她早期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成功，广受欢迎，其原因是什么呢？屠格涅夫认为：“在文学天才身上……其实，我认为，在任何天才的身上，重要的东西都是我想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东西。是的，自己的声音是重要的。生动的、自己特有的声调，其他任何人喉咙里都发不出的音调是重要的。”（屠格涅夫：《俄罗斯作家论文学劳动》。）丁玲正是以一个“独唱家”自己特有的、生动的声音，汇入了小说家的“大合唱”，因此她才能得到掌声和喝彩。
莱辛说莎士比亚作品的风格的“最小的优点也都打着印记，这印记会立即向全世界呼喊：我是莎士比亚的。”（莱辛：《汉堡剧评》。）
丁玲早期的小说，表现了其艺术个性的萌芽，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的艺术个性的许多特征，深深地刻着她个性的印记，有她自己的独创性，这主要体现在莎菲形象的独特性和早期小说的标新立异上。
莎菲——叛逆的、矛盾的、孤独的形象
丁玲早期小说中，塑造了梦珂（《梦珂》）、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承淑（《暑假中》）、阿毛（《阿毛姑娘》）、伊萨（《自杀日记》）一些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好像是一母所生的几个女儿，彼此在思想、情感、个性、气质等方面，都有明显相像之处。她们可以组成一个“莎菲家族”，莎菲是她们思想、性格的代表者。而作者早期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可以说，是莎菲形象的补充与延伸。
叛逆者
莎菲们的最大特质在于其叛逆性，她们既否定既往，又否定现实。
丁玲笔下叛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形象和“五四”时期那些“老闺秀”派和“新闺秀”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边界。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lO年，在妇女解放的浪潮中，已经出现了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苏雪林等一群女作家。她们共同地关心着妇女的命运。在她们各自的小说创作中，都描写过新的女性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但她们大多数都是在礼教的范围之内来写爱的。如凌淑华，她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如《绣枕》中那位精心绣一对靠枕送给白局长，幻想用女红来博取他们赏识的小姐，就属于温文尔雅的“老闺秀”派人物。还有一些女作家，如冰心女士，她作品中的女性是一些“新贤妻良母”，一些“淑女”，她们有博大的母爱精神，有平和、敦厚、温柔的情怀，有自足感。她们和叛逆型的莎菲，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而冰心，她的审美情趣正是在于塑造这些新的贤妻良母，即用善感化恶，用美感化丑，把家庭的幸福系于女性身上的爱的形象。当时即使最大胆地描写爱情的冯沅君，她笔下的女性终究也都有些顾忌而不敢过于浪漫，她们是一些“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下）》，第167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由此可见，“五四”女小说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还少有抗世违俗的大气魄。
方英在《丁玲论》中指出：出现于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姿态，丁玲所代—表的是最现代的。这种现代性，体现在丁玲笔下的女性，都是一些叛女型，是完全脱离了脂粉气的新型女性。她们既不属于新老“闺秀派”，又不是新的贤妻良母，或者小家碧玉。她们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与反叛意识，既对封建礼教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表现了惊世骇俗的反叛，又对现实社会的庸俗、虚伪和黑暗，表现了愤懑反抗的情绪，显示了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
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莎菲们蔑视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观念，追求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知音，期望被人理解，有着自我存在的意识。
在古代的西方，女性就受到恶毒的诅咒；在东方，在古老的中国传统意识中，女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在政治上被视为以色迷君、乱国害人的“妖精”、“祸水”、“灾星”、“瘟疫”；在人生价值上，女人的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都被剥夺殆尽，她们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生活中，女人只是男性的玩物，一般的男人尚且可以三妻四妾，而皇帝老子甚至可以设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除了作为玩物存在之外，女人就只有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唯此而已。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说道：古代把人分为十等，“台”是最末一等，“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这是对妇女卑下地位的血泪控诉。
“五四”时期，提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口号，许多青年知识女性把冲出封建家庭的束缚，实行婚姻自由作为奋斗目标。不过，在当时，也还有不少的妇女依然摆脱不了做丈夫的附属品的心理状态，往往认为能找到一个体贴自己、忠实地爱自己的丈夫就算最幸福的了。但是莎菲们不这么看。莎菲说：“如若一个女人只要能够找得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生的归宿，我想谁也没有我苇弟可靠。”但莎菲并不爱苇弟，因为苇弟虽可靠却不了解莎菲的内心。“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这样看来，莎菲所追求的男伴，应该是能够理解她的、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知音。伊萨也如此，她把生死系于一个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人身上，“只要有这么一个人也好，他觉得有我活着之必要，我一定要为他拼命地活下来的。话又同样地说过去，假使也真有这么一个人，因为我死了会难过，我就又死去，我想我会死得很称心了。”
其二，莎菲敢于反叛封建道德观念，在她的日记中大胆地披露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要求。
西方的柏拉图、尼采和叔本华，从哲学上把性欲看作产生丑恶、苦痛的根源；东方的佛家出世思想和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更是主张绝对地禁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方面，可以嫖娼宿妓，另一方面，正常的“性生活”则不能提，因为“万恶淫为首”，把性欲说成是“淫”，提到了“万恶”之首。不过，中国的道学家们一方面要求人们绝对地禁欲，一方面却又在纵欲，三妻四妾，多妻制本身就是纵欲的明证。皇上可以随时在全国“选美”，供他无度地纵欲。但是女人不仅应当绝对地做他们纵欲的工具，不能反抗，而且还应遵循封建的规范：不淫、不乱、不邪、不伤、不狂、不怪，温柔敦厚，文质彬彬，目不斜视，哪里还准谈到“性爱”二字，性爱讳奠如深。
然而，莎菲却异常出格，她在日记中坦然地写出自己这种性爱的要求，甚至性欲的冲动。她倾慕凌吉士的丰仪，想得到他的吻，“假使有那么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这种近似疯狂的性爱追求，这种大胆的、赤裸裸的内心表白，对于封建思想、伦理道德显然是一种反叛。莎菲嘲笑毓芳和云霖两人相爱结婚，又不敢同床的柏拉图式的恋爱。“这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
如此看来，莎菲所追求的是不是一种纯动物性的生理需求？莎菲虽然不隐瞒她的这种性的冲动，但她并不是个“纵欲主义者”。她对性爱的追求不是出于一种纯动物的本能，她所苦苦追求的正是一种人类纯洁的超凡脱俗的情爱。她在更高的层次上追求的是获得一位灵与肉、外形美与心灵美一致的爱人。
其三，莎菲的叛逆性不但表现在否定既往，也表现在否定现实上。她对周围的庸俗、虚伪，对社会的黑暗和堕落，都是厌恶的，反叛的。她厌恶天气，厌恶环境，厌恶周围的人虚伪的周旋，假意的奉承，恶毒的嫉妒，她瞧不起周围的恶浊和鄙俗。在她的生活中“萁我不出一件事是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她“宁肯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足见她的不满是针对着整个的环境、整个的社会而发的。她执着地追求光明，希望有一个好的社会，但她却没有找到。
矛盾者
莎菲的思想、性格是矛盾的，她的生命本身充满着矛盾！梦想与现实、灵与肉、情感与理智、生与死、爱与恨、自尊与自卑、雄强与脆弱……这种种矛盾冲突，织成了一个网，笼盖在莎菲的身上，交织在她的性格和生活中。我们可以用“矛盾”两个字概括莎菲这个形象的一切方面。
在这些矛盾冲突中，灵与肉、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莎菲所追求的是外形美与内在美一致的爱人，追求“理解的爱”。苇弟爱她，但他懦弱、缺乏男子气，又不理解莎菲，莎菲不爱他。凌吉士那美丽的仪表，堂堂的相貌，文雅的举止吸引着莎菲，使她几乎癫狂。当莎菲了解到他的思想庸俗，高贵的外形隐藏着卑劣的灵魂之后，她理智上认识到应该抛弃他，但她的内心情感却仍为他的丰仪所倾倒，于是经常出现灵与肉的恶斗，“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喜欢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而当这个“可怜”的男子单独和她在一起时，她竟又忘却了这些。“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口边了：‘我的王！准许我亲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从没有过理智，是受另一种自尊的情感所制裁而又咽住了。唉！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坏，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地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地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
莎菲的灵魂被这种矛盾撕扯着、分裂着。在现实里，她找不到灵肉一致的理想的恋人，这种灵肉一致的要求，成了海市蜃楼，人生的梦想被黑暗的现实所击碎，梦想的幻灭衍生了更多的矛盾：失望、颓唐、苦闷，然而莎菲又不甘心堕落，于是幻灭与追求、理智与情感、颓废与振作、生与死的矛盾不断地挣扎、冲突。莎菲说：“多么无意义啊！倒不如死了干净。”但也诚如丁玲所分析的那样，“莎菲虽然叫喊：‘我要死呵，我要死！’其实她不一定死，这是一种反抗。那时候，这种女性，这种情感还是有代表性的……她的全部不满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冬晓：《走访丁玲》，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9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因为她们找不到“真爱情”，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因而徘徊于生与死的矛盾之中。不过她们仍然在苦苦挣扎，寻找出路，并且用雄强和自尊来与自己身上的脆弱和自卑作斗争，用自责警惕自己堕落，在颓丧中振作，在性格的多重性矛盾中寻找自我的统一。
莎菲性格的复杂性、矛盾性以及心灵的激烈冲突，必然引起心灵的迷惘和困惑，这是心灵冲突所引起的精神苦闷。另一方面，莎菲们是一群冲出家庭的娜拉，当她们抱着人生的狂想踏进社会之时，希望的航船在驶出港口的时候便触了暗礁，等待她们的是理想的破灭，梦想不过是幻影，理想的爱情无处寻觅，幸福也根本不存在。于是她们怀着对现实、对爱情深深的失望之情，在窒息的沉闷的空气中，打发着乏味、无聊的生活：莎菲一个早晨煨了四遍牛奶，却不是为了喝，而是为了在刮风的天气里消磨时光，减轻烦恼。莎菲住在那嘈杂的公寓里，害着肺病，发着低烧，身体受到折磨，精神上也很空虚，“想不出能找点儿什么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她听到的是那喊伙计倒洗脸水的难听的声音，嗅到的是那有“抹布味”的饭菜，见到的是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脸台上把人的脸照成怪样子的“镜子”，一切的一切，都“令人生气又生气”。尤其是那四堵粉垩的墙，“无论你坐在哪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样的白垩的天花板，便沉沉地把你压住”。
莎菲似乎住在牢笼里，被压在沉沉的无边的黑暗中，在苦闷中挣扎。
与莎菲同感，《暑假中》的几个小学女教员，在百无聊赖中或搞同性恋爱，或打牌消磨时光，或省吃俭用，放账赊余，或终日躺在床上，想人非非……她们都感到绝望、苦闷、忧郁！莎菲们的苦闷与忧郁，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是时代的苦闷和时代的忧郁！
那四堵沉沉地把人压住的粉垩的墙，颇有点儿象征的意味，使人感到莎菲身上所受的重压。这种时代的重压感和苦闷感，从郁达夫、茅盾等作家的作品中，不是也可以同样找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