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从丁玲小说嬗递演变这个切口人手，着重从纵的和横的两方面探讨她的小说嬗变的轨迹。书中第1~第6章，从纵的方面探讨丁玲是如何从《莎菲女士的日记》走到《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分析丁玲各个阶段的创作成就与不足，从其发展趋势中，找出丁玲小说发展的承续性与整体嬗变发展的轨迹。书中第7~第10章，又试图从一个个横切面上，如丁玲的审美追求、个性气质、风格特色、艺术个性等不同侧面，剖析其嬗变的轨迹，给读者一个轮廓式的印象。
诚然，在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中，也有过曲折。在某一时期的某些作品中，由于种种原因，其艺术个性也曾有过某种淡化，甚至迷失。但是，这只是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并不是作家有意丧失自我，总结了经验教训，她的艺术个性又得到回归并且得以拓展。《丁玲小说的嬗变》给读者描述了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一迷失一回归一拓展的轨迹。
拙作出版以后，得到了同行专家及评论界的一些好评。有十多家报刊，如《上海文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理论与创作》等，发表了消息报道、作者专访及书评。
华中师范大学林伟民先生在《上海文论》上发表了《重要的在于超越自己——读彭漱芬<丁玲小说的嬗变>》一文，他这样说：“无疑，这是新时期以来丁玲小说研究领域里的一部力作……如果要说从理论、现实到创作整体性研究，那么彭著不能不是国内第一部……《嬗变》纵横捭阖式的结构设计上凝聚着彭漱芬作为批评主体的时代意识和历史眼光……”（《上海文论》，1992（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丁淑芳女士这样评价道：“您的‘纵剖’和‘横切’的分析很彻底周到，对丁玲女士个性、气质的形成与发展也很有深刻的了解”。
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丁玲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先生在百忙中为拙著写了《序》，他这样说：
《丁玲小说的嬗变》这部20万字的书稿，不但理出了丁玲创作的曲折历程和发展脉络，而且细致考察了丁玲各阶段小说的特色；不仅对一些重要作品作了具体周详的微观剖析，还从总体上对丁玲小说的嬗变作了宏观把握。书稿吸取了前人研究丁玲包括近10年国内外研究丁玲的成果，同时也力图在一些方面有新的进展和突破。书稿最后两章讨论的内容，尤其令人感兴趣。像小说家丁玲的个性、气质对其作品究竟有何影响，这样的问题在过去虽也有人涉及，往往语焉不详，彭漱芬同志却对此作了较认真的探讨。
彭漱芬同志还从母亲、师长对丁玲的影响，考察了丁玲反叛世俗的叛逆性格的形成及其对作品的渗透；从丁玲参加革命后性格“由倔强高傲变为喜群，由愤懑感伤变为开朗热情”，考察了丁玲小说风格的变化。丁玲成为尼姆·韦尔斯所说的“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这使她的小说“能够留在我们脑海里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是梦珂、莎菲、曼贞、阿毛、陆萍、黑妮等脱尽了脂粉气与闺秀气，具有现代人的意识，对鄙俗扣虚伪的社会充满着反叛情绪的女性形象”。作家的气质、历练、才能、学识，综合形成了丁玲后期创作既有女性的温柔、细腻、沉静，也有男子的洒脱、豪放、雄浑，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从而迥异于“五四”以来冰心、庐隐等女性作家笔下的温婉风格。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颇有见地的。（严家炎：《<丁玲小说的嬗变>序》，见彭漱芬著《丁玲小说的嬗变》，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严先生既肯定了拙著，也对书中的一些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使我十分感动。我十分感谢严先生对我的鼓励与帮助。
第三阶段是文化寻根式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新时期以来，当“新方法热”升温之时，也掀起了一股“文化热”。1985年5月，《北京大学学报》刊登了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这可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导向性的一篇论文。1987年1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张恩和先生的《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考》，这也是一篇颇有见地的论文。接着，不少研究者试图在文化视角的审视下去研究现代作家作品。如从“文化伟人”、从家庭、伦理、个性、气质等方面探讨鲁迅，还有将鲁迅的小说与中国历史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进行比较，从中探讨鲁迅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的联系等。
除此之外，从文化视角审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作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4年，严家炎先生主编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这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例。严先生说：这“并不是要为各个地区撰写20世纪文学史，而是要选择那些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为这种文学打上了多么独特的印记……20世纪中国文学出现过不少流派或作家群体，其中区域文化特征比较鲜明的，是‘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京味小说……湖南作家很多，但如果研究湖南文学与楚文化，那么恐怕应该抓住几位典型的作家如沈从文、叶蔚林、古华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周立波等，有些作家可略而不谈”。（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严先生的论述，给我启发很大。我想到了丁玲。丁玲是一位湘籍作家，虽然她不属于乡土派作家，但是，她与楚湘文化的联系却是很紧密的，她是一个典型的湘籍作家，湖湘文化不仅影响了她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而且她的精神个性也明显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印记。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选择了从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丁玲，对丁玲作文化寻根式的研究。研究课题定名为“丁玲与湖湘文化”。通过申报批准，此研究课题列入了“湖南省属高校1998年度科研计划”，并作为省重点科研项目。专著《丁玲与湖湘文化》于2000年12月由南方出版社出版。孙景阳教授、华南师大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吴敏老师、上海华东师大硕士生吴晓晨、浙江大学博士生高俊生等七八位同志发表了评论。
吴晓晨在《丁玲研究的再度超越》（《理论与创作》2001年4期）一文中说到：“10年前，彭先生所著《丁玲小说的嬗变》一书轰动了整个丁玲研究界，此著一度被誉为迄今为止丁玲小说研究专著中最好的一本。10年后的今天，彭先生的丁玲研究新作《丁玲与湖湘文化》的出版，标志着丁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正如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王先霈先生在《序》中所说：此著是‘对丁玲研究的一个新的贡献’。”
第四个阶段是整体观照式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1997年，王蒙同志的《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在《读书》杂志第2期上发表，引起了艾农、陈明、周良沛等同志的商讨与争鸣，其主要焦点是对丁玲其人的评价，争论双方，尖锐对立。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我阅读了《丁玲文集》，并对有关于丁玲其人其事的争议，作了仔细分析，有了新的体会。为了深入一层揭开丁玲这个谜，我写了《迷人之谜：丁玲》这本著作。
一个“自讨苦吃”的人
——记《丁玲小说的嬗变》作者彭漱芬教授。
曾焱。
窗外，叶绿花红的夹竹桃开得热烈；客厅里，小束洁白的栀子花插在朴素的花瓶里，淡淡的清香和着满屋的书卷气扑面而来。在这样的情境中，听彭漱芬教授娓娓叙谈谜一样的女作家丁玲，和她沉浸了lO多年的丁玲研究，实在是一种享受。自彭教授的专著《丁玲小说的嬗变》于1991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她的名字已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界的朋友所熟悉。对这部著作，好评如潮。有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丁玲小说研究专著中最好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也赞扬该书“有见解……有深度……文字也活泼，写得相当好”。
面对从美国、日本等文学研究机构纷至沓来的称赞信函和国内慕名而来的拜访者，彭教授总是笑眯眯地说一句：“太过奖了。”一如她的著述风格，眼前这位50开外的女教授看起来沉着平易，朴实无华。欣赏了那张1984年彭教授和丁玲女士在厦门大学丁玲创作讨论会上的合影之后，我忍不住问：“您为什么对丁玲这么感兴趣？”
彭教授说：“是好奇把我引上了这条研究之路。作为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我被丁玲那种罕见的文学才能和创作个性强烈地吸引着想去探个究竟。她既能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又能写出在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迥异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而作为一名女性，我则对这位有着独特个性的女作家的心路历程渴望有所了解，她既有女性的温柔、细腻、沉静，又有男子汉的洒脱、奔放。总之，是丁玲谜一样的人生与性格引发了我探索的兴趣。”
也正是基于后者，彭教授寻找到一个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嬗变》一书没有走按政治和历史的分期去分阶段论述丁玲小说创作的老路，而是采取横切和纵剖的方式，紧紧把握住了丁玲女士的个性、气质在创作中留下的轨迹。
写一部几十万字的书本不易，要博得评论界与读者“颇有见地”这4个看似平淡却难得予人的赞语则更难。不说3年埋头案牍三易其稿的个中艰辛，单是为这一课题所做的系统化研究就是10多年，论文数十篇。彭教授感叹地说：“女性做学问往往有3大障碍，一是怕苦，二是自卑，三是易满足。只有具备了‘自讨苦吃’的精神，能够看准目标，集中精力，督促自己闯过了这3关，成功才会青睐于你。”
临告辞时，瞥见彭教授的书桌上又摊开了厚重的卷帙和文稿，却已不是丁玲研究，而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研究》。彭教授解释道：“这是我的另一部专著手稿。”这淡淡的一句话，意味着她的又一次冲击，意味着她又将于书房寂寞中“自讨苦吃”，也自得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