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一个内蕴深厚的历史符号，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一个棘手的批评命题。
死之歌
死亡使一个伟大的声音沉寂之后，他生前平淡无奇的话，都成了至理名言。
——白朗宁。
1986年3月4日，长期遭受非人待遇、在死亡线上漫游、挣扎的丁玲，带着满身的伤痕累累，带着心灵的创伤，终因无力战胜病魔，痛苦地告别了人间。
丁玲一生对死的体验、对生的痛苦和死了又活过来的无奈的体会是何等地刻骨铭心。
她一生见过不少亲人、挚友之死：丈夫胡也频、挚友瞿秋白被敌人枪杀，与母亲结拜为姐妹的九姨向警予壮烈牺牲，父亲的早死，弟弟的天亡……这一次又一次加深了她对死亡的认识和体验。“那真是千万把铁爪在抓你的心，揉搓你的灵魂，撕裂你的血肉。”
1931年2月7日，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杀之后，丁玲迅速“左倾”，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14日，她被国民党秘密绑架，软禁于南京。敌人对她威逼利诱，甚至用最卑鄙的手段，在报上大肆刊登丁玲在南京与大特务马绍武同居的消息。丁玲说：“我知道，敌人在造谣，散布卑贱下流的谎言，把我的声名搞臭，让我在社会上无脸见人、无法苟活，而且永世不得翻身。这时，我的确想过，死可能比生好一点儿……历史终能知道我是死了的，死在南京，死在国民党的囚禁中。”
于是，她想到以死明志，上吊自杀，但她终于没有死成。丁玲说这死的体验和死了又活下来的痛苦，“在我后来的一生中，都不能使我忘怀。”
在“文革”中，她住“牛棚”，挨批斗，罚跪、挨打是家常便饭，在众目睽睽之下像被处决的死囚那样被示众，掉到比针还尖比冰还冷的“愤怒的目光中”，她的心在颤抖；1970年，“四人帮”命令北京军管会，将丁玲及其丈夫陈明作为“要犯”关到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坐落在京北燕山脚下，因位于昌平秦城村而得名。它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原来关的是国民党战犯。“文革”一开始，这些昔日的敌人都搬走了，改关共产党的功臣以及被“四人帮”判“死刑”的要犯。丁玲带着满身的伤痛，经受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折磨，在这里坐了5年牢，直到1975年才释放。粉碎“四人帮”后，丁玲被批准回北京治病。
1984年，中央组织部终于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了进一步审查并作出结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诚的共产党员”。
从1943年延安审干中丁玲被怀疑“叛变自首”到1984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她整整等了41年，党组织终于还她一个清白。看了“结论”，丁玲说：“我可以死了。”
丁玲过去曾说：“我是一个死过了的人”，现在，她不是“死过”，而是真的死了。从此，她再也听不到辱骂，再也不会受到折磨了。
奇才奇人的传奇色彩
《莎菲女士的日记》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朱自清。
丁玲是一个才女，才华横溢。1928年春，《莎菲女士的日记》一发表，便在文坛上刮起了一阵旋风。丁玲一鸣惊人，是年，她才24岁。朋友们赞誉她一出台便“挂头牌”，而不是戏台上背棍打旗喊“啊呵”的角色。孙犁在《关于丁玲》中赞誉道：“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
从此，莎菲与丁玲一起，跨越国界，走向世界。丁玲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个国家的文字。
丁玲又是奇人，富有传奇色彩。
如前所说，她坐过国民党的牢房，也坐过共产党的牢房；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1951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她就取道陆路，转第三国，到布达佩斯、布拉格、莫斯科访问。新时期以来，她又应法国密特朗总统邀请，在总统府与总统亲切交谈，这在中国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丁玲还受到美国文学界的重视。复出后，她应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邀请，赴美进行为期4个月的访问。1986年3月25日，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丁玲“荣誉院士”称号，并给她寄了通知。信中说：“此称号只发给75名美国公民以外的艺术家、作家、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受到美国同行的认可和赞赏”。可惜，通知寄达时，丁玲已经去世多日了。
她的传奇色彩，还表现在中外人士对丁玲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赞誉：《人民日报》在《丁玲同志生平》一文中说道：“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
美国《20世纪百科全书》“丁玲”条目这样写道：“丁玲女士，作为20世纪最有力量、最为活跃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显著位置。”
美国约·肯·加尔布雷斯说丁玲是“20世纪世界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
法国评论家玛丽安娜·曼则说：“丁玲作品是中国思想、中国现实的艺术再现，给了我们一张进入中国世界的门票。”
日本丸山升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丁玲是中国文学家中知名度仅次于鲁迅的作家。”《我在霞村的时候》是战后日本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一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被关心中国未来的日本学生“广泛阅读”。
生前沸沸扬扬，死后争议依旧
活在活着的人的心里，就是没有死去。
——坎贝尔。
丁玲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一位争议最多、争议时间最长、评价最为尖锐对立的作家。
丁玲死了，她死后和她生前一样，人们对她的是是非非争论不休！丁玲在20世纪生活了82年，自1928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之后，她就成了风云人物。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因而失踪，这件事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一时间，有传说丁玲已经被杀了，于是写悼诗、开追悼会、出书纪念……丁玲成了“耀高丘”的湘灵，有才有德之女，左翼“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此后又传说丁玲没死，于是又有传闻，说丁玲“叛变”了、“自首”了，甚至“和国民党大特务马绍武同居”。后来马绍武受到共产党的制裁，死于上海三马路与他相好的妓女门外，有人说这一案件也同丁玲有关。此时，丁玲“叛变…‘自首”的风浪越刮越大。自此，即使没有什么证据，但以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人举起“叛徒”这一大棒痛击丁玲，从延安时期开始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为丁玲彻底平反。尤有甚者，丁玲恢复名誉之后仍有人咬住丁玲不放：“就是叛徒，反党嘛，还怎么平反？”
在丁玲的一生中，遭受批判、排斥、被视为异己的时间太长了。早在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中，她的《“三八节”有感》就受到批判，认为它是“污蔑解放区”的毒草。1955年，她又被划为“反党集团头目”。“文化大革命”中，她挨批判、斗争的次数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批判运动，都不存在什么“论争”的问题，只有一边倒的所谓定性——“批倒批臭大叛徒、大右派、反党头目——丁玲”。在这些运动中，根据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肆意歪曲、肢解她的作品，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几乎每篇作品都成为“反党毒草”。
1979年，丁玲复出后，在拨乱反正时期，为丁玲翻案的文章大量出现。这些文章大概有两类：一是对以往被批判的作品重新作出评价。二是对丁玲的创作道路以及丁玲本人重新作中肯的评价。前者如《褒贬毁誉之间》《（莎菲女士的日记）再评价》《莎菲在幻灭、追求中获得新生》；后者如《丁玲创作道路的重要特色》等。这次的“再评价”，也没有出现什么争议，也是一边倒。
我以为：对丁玲其文其人真正形成的大争议有三次：
第一次争议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
20世纪20年代末，丁玲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刚登上文坛，就一鸣惊人，在短短的3年中，她写下了14篇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为《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
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开始对《莎菲女士的日记》产生了不同的评价和争议。焦点是：第一，如何看待莎菲的感伤、颓唐倾向？第二，产生莎菲病态性格的时代条件及其社会内涵是什么？代表作是茅盾写于1933年的《女作家丁玲》，文章指出：“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
另外一篇争议的小说是《母亲》。主要是围绕着犬马在《读<；母亲）》一文中提出的《母亲》“对于辛亥革命那一时代的描写太模糊了，太不亲切了”的论题展开的。而茅盾的《丁玲的（母亲）》则认为：《母亲》的独特异彩在于“表现了‘前一代女性’怎样艰苦地在‘寂寞中挣扎’，和对于光明的憧憬，具体地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夜维新思想的决荡与发展，时代描写是清晰的”。
第二次大的争议是198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王雪瑛的《论丁玲的小说创作》引起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个杂志上出现了一个“重写文学史专栏”，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进行重新评价，刊登了《论“何其芳现象”》《论“柳青现象”》等文章。华东师范大学王雪瑛的《论丁玲的小说创作》（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就发表在这个栏目中。
本来，对文学史进行重写是可以的，但也要看怎样“重写”了。如果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注重批评的科学性，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也未尝不可；但如果脱离时代、历史，或将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和创作与彼时的社会完全割裂开来，浮光掠影、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不注重批评的科学性，那么，无论观点怎么新颖、独创，也是站不住脚的。
王文认为：丁玲的小说“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独特的创作为起点，却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概念化作品为终点，丁玲的这一条创作道路，除了使人感到惋惜和悲哀，还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王文认为自《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后，丁玲就开始走向“失败的路子”。“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她不惜背离自己的创作个性，主动去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式。如果日后的生活环境更加严酷，她的这种背离会不会也随之更加彻底呢？”
王文还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图解现成的公式”的“概念化作品”。因为作家“完全是用阶级关系来组织人物圈子”，“即使是对自己较为重视的人物，丁玲的刻画也并不是从自己的情感出发”，“而是从人物的阶级属性出发，让人物的言行举止尽量充分表现出他的阶级性，以至于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缺乏个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部作品里，“简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的独特感受”。
与王文观点相异，许多评论者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丁玲自己的独特感受，并非公式化概念化之作。周良沛的《也谈“重写文学史”丁玲还是丁玲》，康濯的《丁玲的卓越贡献不可磨灭》等文章，都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了评价与分析。
康濯认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为国内外一代代的读者所热爱的，是丁玲创作的高峰，尤其不容许否定，哪怕仅只贬低也不能容许。这部长篇小说是迄今为止反映我国土改生活的所有作品中，最真实地、也相当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农村复杂社会面貌的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也并没按政治模式生硬编造，从工作队长章品、工作人员杨亮直到农村干部张裕民，4个不同类型的地主、地主的贫农哥哥，以及积极分子刘满和地主侄女黑妮，即使我30多年没再读，也仍然印象甚深地感到他们都无不来源于生活而又各有比较鲜明、生动的性格，其中特别是农民刘满的顽强、孤傲，地主阶级内部受害者黑妮值得同情的纯洁，更是我国现当代作品中都极少有人敢于并善于刻画出的。此外，在这部书中，还恰恰揭示了我们新生活和新人物所必然存在的某些阴暗面，这也在当时解放区作品中少见。况且像抗日时期在延安写的《夜》就早已揭示了新的农村中的人性人情以及某些阴暗面，《我在霞村的时候》也展示了人物心灵的广阔、深邃和隐秘，这同样是当时解放区极为少见的。这都恰恰反映了丁玲作品中革命现实主义比起当时解放区的其他作品要更为深化和厚实，是至今都值得学习的宝贵遗产。
周良沛则就描写土地改革以及写人物的阶级属性是否就是“概念化的作品”等问题作了分析：
我记得，1957年公开批丁玲的时候，因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过斯大林奖，所以开始时，还不批它，后来怕留下这一手，会给丁玲留有资本，为了彻底打倒的需要，才抡起了棍子狠敲。我记得当中有一条，就是说作者“没有阶级观点”，是以“富农思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阶级观点！）再看农村的人物关系，其中还提到黑妮，说她在实质上是依附地主的寄生者，不能看作被压迫者。这些论点，使我想到现在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说丁玲“作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几乎完全丧失了她的艺术个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概念化作品”，说作者写的人物都是从“阶级属性出发”，这种论调和前者是针锋相对。前者，现在可以照大家常说的，是“左”的路线的产物，后者“重写文学史”的态度，是为了校正过去“左”的东西，校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要回到文学本体，可是，现在出现的这种观点，大概不是纠正过去“左”的文学批评方法而“拨乱反正”吧……
“是的，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应理直气壮地说，过去要作家配合政治任务，图解政策的做法，既不是政治的艺术，也不是艺术的政治。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也不知制造了多少人为的悲剧，丁玲的遭遇以及在座的许多人的经历，都在说明，我们多数是它的受害者，它带给我们许多无法挽回、补偿的损失，人人有本伤心账。”
周良沛的文章中还特别引用了美国批评家欧文·豪的《群体社会——作家们的新环境》中的一段文字：
社会阶级依然存在，不涉及这些阶级，这个社会就无法理解。然而，与过去数十年相比，那种显眼的阶级标志不那么明显了，过去的社会学家和小说家们所假设在不同阶级地位和个人境遇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如今变得难以捉摸，令人疑惑了。作家们发现，要想在触及当代生活的小说中体现他们的情感非常困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无法直接触及战后的经验，他们不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实描而是通过寓言、传奇、预言和怀旧小说，来表达对美国生活的批评……
周文就此作了分析：
这位美国批评家的这番话，即使不是“自己人说了不算，得听洋人的”人，我看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可惜的是，丁玲没有在她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40年后为生活困惑而写寓言、写传奇批评社会生活，而是在40年前用现实主义写了当时中国农村在土改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写这部小说，作家当时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局限。不受时代、自身局限的作家，在一个活的人的世界里，是不可能存在的。好在现在不是对作品作具体的艺术分析论其得失，而今日的“重新评价”也不是完全为了艺术，是为了适应一种思潮的政治需要，也不排斥是为了一种政治需要而推出的一路思潮。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离开作品，专门讨论“人物的阶级属性”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