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砷出点子搞了一个“议罪银”项目。主要是针对各省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大员而设。他们一旦有犯罪行为，就必须交出罚银，以免于处罚。罚银的数额根据罪状的轻重而定，这些罚银归皇帝直接支配，是和砷替皇帝设的小金库，由和砷亲自操纵这件事。和砷自然而然把部分议罪银雁过拔毛揣进自己腰包。许多官员担心被罚以巨款，便早早地向和砷行贿以防不测。“议罪银”的设立，使和砷公私兼得多了一个纳财的渠道。
乘人之危。
和砷经常向有求于他的人直接勒索，或者趁人落难之际低价买入人家的土地、财物。和砷共拥有土地十二万六千六百亩，大都是他乘人危难之际搞到手的。
和砷被抄家时，据《嘉庆四年正月丁卯抄检和相府物品清单》记载，从其府中抄出财物如下：
屋宇：3000间。正屋7进33间；徽式1所62间；花园台楼42座；侧室1所52间；钦赐花园1所64座；更楼12座；杂房130间；瓷器库1所；锡器库1所；珍馐房1所16间；铁黎紫檀房6间；玻璃器皿库1所；药材库房1所。
地亩：8000顷。店铺：当铺75家；古玩铺12家；玉器店4家；绸缎店2家；洋货店2家；皮货店1家。金银铜器：古铜鼎22座；汉铜11座；王鼎18座；古剑10柄；金碗碟32桌4288件；银碗碟32桌4288件；金镶牙筷500双；金唾盂120个；金面盆53个；银面盆150个；金脚盆64个；银脚盆683个；金罗汉18尊，每尊高1尺8寸；金镶玉500副；镶金八宝炕屏40架；镶金炕床20架；老金缕丝床帐6顶；金元宝100只，每只100两；银元宝940万两；赤金50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银圆58000枚；银号库银400万两。
玉石珠宝古玩：玉磬28架；玉马1对，高1尺3寸，长4尺；白玉观音1尊，高1尺2寸；玉罗汉18尊，每尊高1尺2寸；整玉如意120柄；白玉如意387柄；砒玺燕碗99只；砒玺烟壶300个；白玉汤碗154只；白玉酒杯124只；白玉冰盘25只；砒玉冰盘18只；白玉烟壶800个；玛瑙烟壶100个；汉玉烟壶100个；金珠首饰28000件；大东珠60粒；珍珠18盘；汝窑笔洗2只；汝官窑玛瑙釉尊1只；北宋池州水枕5只；手串18只326串；红宝石180块；小红宝石980块；蓝宝石4700块；宝石数珠1008盘；珊瑚数珠373盘；密蜡数珠13盘；珊瑚帽顶236粒；珊瑚树10株，每株高3尺8寸；自鸣钟38座；洋表100只。
衣物布匹皮张：五色大呢800板；鸳鸯绒110板；五色羽缎600板；哔叽200板；元狐皮12张；貂皮800张；各色狐皮1500张；杂皮56000张；貂蟒袍37件；貂帽54顶；貂褂48件；貂靴120双。
和砷拥有的财产触目惊心，其家所藏宝物，许多连皇宫内廷都没有。他攫取了大清朝15年的收入，家产达到8亿两白银，和砷贪污致使大清帝国元气大伤，大清朝从此盛极而衰日薄西山。
纪晓岚揭露：清官府是如何断案的
乾隆朝大学士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借几个赶考书生之口揭露了清官府官员是如何玩弄权术于掌心的。
一个书生对其中一个人说：“我和邻居为地界的事发生了争执，告到了官府那里。你是为官府做过幕僚的，请你估算一下我的输赢如何。”
那人呵呵一笑，说：“你可真是一个书呆子！胜负哪会有一定的呢！”
“这件事，如果要让后来告官的赢，就诘问先来告官的人，‘他不告，你来告，肯定是你先挑起纷争，是你侵占了别人的土地。’”
“如果要让先来告官的人赢，就诘问后来的人，‘他告，你不告，肯定是你先侵犯了人家，知道自己理缺。’”
“如果要让后到这个地方的人赢，就诘问先到这个地方的人，‘你乘他还没来的时候，早就占了这块地。’”
“如果要让先到这个地方的人赢，就诘问后来的，‘早就定好的地界，你突然反悔，是你故意惹是生非！’”
“如果要让有钱的人赢，就诘问没钱的人，‘你穷，所以耍无赖，知道他害怕打官司，所以借此让他贿赂你。’”
“如果要让没钱的人赢，就诘问有钱的，‘你有钱却没有仁慈之心，不停地兼并土地，想要人家害怕你的财势而屈服。’”
“如果要让强者赢，就诘问弱者，‘人的心理都是压抑强者帮助弱者，你打算利用这种心理，让大家都为你所受的一些皮肉之苦而同情你。’”
“如果要让弱者赢，就诘问强者，‘事情从来都是强者欺负弱者，从来没听说弱者欺负强者的。他如果不是真的冤枉，也不会冒着风险，自己把自己往刀尖上送了。’”
“也可以让两边都赢，‘没有文书，也没有证人，你们之间的争斗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一分为二，官司就算是完了，争斗也可以停止了。’”
“也可以让两边都输，‘人有土地的地界，鬼有什么边界？棺材之外的土地是大家公有的，不是你们的，就让它闲着好了。’”
“上面说的这些输赢，哪有什么定论呢！”
“那到底该怎样办？”发问的人一脸愁苦一片茫然……
看完这段话，感觉不仅当局者迷，就是吾等旁观者也是一头雾水，慨叹文中官场中这位断案的“老爷”之阴险狡诈，这官老爷玩弄权术如庖丁解牛鱼儿得水，左右都是嘴，横竖都有理，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也令人对“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百姓来说，打官司靠的不是“有理”，而是要看“青天大老爷”的嘴往那边偏。
清朝有宰相吗
宰相是封建社会仅次于皇帝最大的官，是皇帝的助手，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句话恰当地反映了宰相的地位。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设宰相一职由来已久，最初设立宰相一职的大约始于东周，以后的朝代直到明朝初期都有宰相。
皇太极子承父业建立了大清朝，效仿明朝不设宰相。这是因为，朱元璋开创了明朝后，因宰相胡惟庸权力过大，引起了朱皇帝的不安，找个理由就杀了胡惟庸，将天下权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心里，从此不再设宰相。清朝入关后承明制，也没有设宰相，这项制度一直维持到清灭亡，整个清代都没有设过宰相。
人们一直以为，乾隆朝的刘墉就是一个宰相，也是个罗锅，“罗锅宰相”名气大增誉满华夏。其实，根本没这码事。前面说了整个清廷关里关外效仿明制都不曾设过宰相一职，刘墉不是宰相，也不是罗锅。当然，这刘墉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等要职，有的职务也相当于宰相之职。
整个清朝虽说没有设立宰相一职，但宰相的工作绝对少不了人去做。清朝以内阁大学士代行宰相之职，内阁由三殿三阁组成，位置从高到低的排列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每个殿阁设一个大学士为最高长官。雍正朝时，又设了军机处，总揽军国大计，内阁大学士从此变成了纯粹的荣誉称号、真正的摆设。刘墉任过职的体仁阁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
嘉庆年间兵部大印“蒸发”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清仁宗嘉庆皇帝到清东陵祭奠先祖，兵部满尚书和世泰奏报，该部随从皇帝离京后的专用印章“行印”遗失。
嘉庆皇帝对此异常重视。这是因为早在十一年前，工部书吏王书常，利用各部大员们办事马虎、从不审查呈文、轻易签章同意的空子，私铸假印，每年向户部和内务府冒领岁修工程银达数十万两。后经工头告发，王书常虽被置于法，但巨额银两已无法追回。这是嘉庆朝发生的一桩特大贪污案。由于贪污数额巨大，皇帝记忆犹新。因而命留京的亲王、大臣等严加追查此案，并注意查看盗印者还有什么企图。
“专案组”立即对有关官员进行了讯问，毫无结果。最后，重压之下兵部一个姓鲍的小官供认，行印并非现在丢失，而是三年前嘉庆二十二年七月，皇帝游幸木兰，在营帐内失落的。随从的司员都害怕获罪，因而一直隐瞒不敢上报。至于是怎样丢的，何人盗走的，鲍某并不知情。清仁宗对此大为震怒，把大学圭明安（原任兵部尚书）以下的有关官员给以降级、革职等不同处分。鲍某等则发交古北口为奴，继续缉拿不可知的主犯，追回失印。
然而，兵部“行印”鸿飞冥冥，神鬼不知地从人间“蒸发”，活不见影，死不见形，杳然不知去向，盗印主犯自然也不知是谁，无从缉拿。
嘉庆二十二年追随皇帝前往木兰的兵部主事何炳彝，事后告诉好友，在木兰最后一次用印是他经的手。盖用后，他会同满籍同官一道，亲手在印盒上加封后，送入库房封存，根本不是那年所失。
朝中官员对兵部失印一事，揣测纷纷。有人认为是“意存叵测”者重贿鲍某，让他窃印，但还来不及使用，失印的事就被揭发了。也有人认为，审案大臣们怕真相暴露后株连太多，既然及时发觉失印，还没有闹出什么大乱子，因而有意奏报说，此印已经丢了两年多，借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云云。
这件事情的真相一直未见揭晓，沉淀成为一桩疑案。此事在《春冰室野乘》上面有记载。
曾国藩为什么没有黄袍加身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克南京。当时，曾国藩拥兵30万人，占据中国半壁河山，他已成为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僚中持权最大的官员，超越了清初的吴三桂，足以功高震主。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李次清等曾国藩的部属幕僚，他们约集三十多名高级将领深夜求见，欲将黄袍加身与曾国藩，曾国藩面临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面对这些属僚，曾国藩十分冷静地给众人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坦露心迹，放弃了在他手上创造曾氏王朝的机会。
看这段历史，不禁要问，这位手握重兵的曾大帅如果顺应了“民意”，振臂一声高呼，就有机会黄袍加身，一步登天成为一帝。难道曾国藩真的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部将就有劝进之说，早有多人对曾国藩进行了“策反”。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却以韩信之例劝曾独立，曾默然不应。李元度为其撰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此立即撕掉，并斥责了他。彭玉麟直接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句话吓得曾国藩直冒冷汗，把信纸吞到肚子里。王恺运更是三次对曾实施纵横计，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一是率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二是干脆在东南义举，为万民做主。同时告诫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劝曾国藩做曹操。对这些劝进，曾则平静若水浑作不知。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对他说，“你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10万太平军降兵，这样30万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大哥将成为一代帝王。”曾国藩回答道：“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往往成了仇敌。就说那个左宗棠，他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他定会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这一番话叫曾国荃无话可说。
事情正是曾国藩预感那样，按咸丰帝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当曾国藩攻克金陵后，慈禧却仅仅给其一个一等毅勇候，并未封王。朝廷还下诏令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江西巡抚沈葆桢本是曾国藩的下级，他却在厘金收入中裁减了湘军的军饷，户部也准了。又有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破坏纲纪等8条罪状，也有人主张严厉追究重要人犯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之死的责任，危机显露。有一些事情涉及到同曾国藩关系密切的恭亲王奕。工于心计的慈禧太后不去碰曾国藩，恐生哗变；而是革去了恭亲王奕的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来了个敲山震虎。
再说当时的客观情况。一是虽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粤皖，这表明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二是浙江左宗棠、江西沈葆桢已被清政府拉了过去，许以高官厚禄，地位与曾国藩不相上下，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剑。三是曾氏对成功没有必胜的把握。湘军号称30万人，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5万人，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四是曾的幕客赵烈文预料“清命不过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曾国藩也相信这点。第五也是最关键的，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使得曾国藩不想当皇帝，不敢当皇帝，不敢拿全家族的命运做赌注，铁了心只想做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面对朝廷的不信任，熟读四书五经的曾国藩内心早有急流勇退的意念。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知道，但真正能把握的人有几个？伍子胥、韩信等历史上太多的权臣，加上清初年间的年羹尧、隆科多等都因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一段话。”他要向朝廷明其志，独善其身，要做诸葛亮似的忠臣。
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听从劝进，不去冒险当皇帝，毅然选择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建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曾国藩自削兵权、自去利权，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朝廷的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无疾而终。看曾国藩的遗嘱：“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慎独、守身，是这个儒家弟子的核心思维。梁启超先生说：“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句话一语中的。
所以说，即使曾国藩有过做皇帝的念头，也是偷偷地一闪而已；绝对不敢高声语；绝对不会向楚霸王那样慷慨激昂向天下放言；也绝不会向赵匡胤那样亲自导演一场黄袍加身的蹩脚戏。
左宗棠是如何获取“高等学历”的
曾国藩论涵养论能力论韬略论成就，都可说是人中之杰。但这位人中之杰的“最高学历”仅是在道光十八年殿试中入围三甲最末，成了“同进士”。虽然他人可以说“英雄不问出处”，但“英雄”本人可不是这样想的，这个相当于“进士”的“学历”，可是一件让这位大人一辈子都不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