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那天，一名受雇于税务局的驳船船夫看见塞纳河上漂来一条空船，船帆置于船底。船夫把这条船拖至驳船办事处。第二天，有人未同驳船办事处工作人员打招呼，即将该船取走。现在这条船的船舵仍留在驳船办事处。
——《交通报》，6月26日，星期四
读过这几则摘要后，我觉得它们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与本案也没多大关系。我等着杜宾做出解释。
杜宾说道：“这些摘录中的前两条，我现在不想谈太多。我把它们抄下来，是为了让你了解警察多么粗心大意。我从局长那里得知，他们竟然还未去调查那位海军军官。然而，如果因为缺少证据，就认为这两次失踪没有联系，那么就太愚蠢了。咱们暂且认为《晚报》所言是实：第一次私奔后两个情人发生了口角，玛丽发现男友有外遇就负气回到母亲家。现在咱们不妨把第二次私奔（假如确实知道这是私奔的话）看作是偷花贼的再度得手，而不应看作另一个男子的偷香窃玉。也就是说，要看作旧情人的‘鸳梦重温’，而不是新情人的喜结连理。如果说一种可能是玛丽的旧情人再次提议私奔，另一种可能是玛丽被另一个男人拐跑，那么这两种可能的比例便是十比一。请你记住这样的事实：第一次私奔与第二次假设的私奔相隔数月，两者的时间差与海军军舰的出海周期差不太多。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玛丽的情人第一次诱拐玛丽时，由于出海任务而好事中断，于是他刚一回国，就赶紧去完成他那未竟之业？”
“你一定会说，玛丽的第二次出走，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私奔。当然不是，不过咱们就不能认为这次出走是一种未遂的私奔吗？除了圣尤斯达西，也许还要除了博韦，咱们就再找不出大家公认的、公开追求玛丽的体面人了？没有关于其他男子追求她的传闻，由此看来，约她的人一定是个秘密情人。玛丽的亲戚（至少大部分亲戚）都不知道这个人，不过星期天上午玛丽却是与此人幽会的。玛丽对此人极为信任，所以才同他一起在劳尔郊区一带密林里一直待到暮色降临。玛丽的亲戚大都不知道这个情人究竟是谁。玛丽离家的那天上午，罗杰太太曾说‘恐怕我再也见不到玛丽了。’这句预言性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不便认为罗杰太太暗中参与了这起私奔的策划，那么可以假设玛丽接受了偷情者的私奔计划。她离家时向别人说是去看望德罗姆街的姑妈，并且圣尤斯达西傍晚去接她。乍一看，这些事实与我的假设大相径庭，不过咱们不妨好好想想。现在已经知道，她确实遇见了一个男人，并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同那人一起过河，去了劳尔荒郊。但是在她答应同那男人一起时，她肯定想到她离家时向别人说的她要去姑妈家的话。她肯定也能想到，当她的未婚夫在约好的时间找不到她时，圣尤斯达西的心中会涌起什么样的惊恐、怀疑之情。我敢说，当时她一定想好了这些。她肯定预见到了圣尤斯达西的苦恼神色，预见到了众人的怀疑表情。她不敢回去面对人们的这种怀疑。不过，如果她决定不回去了，这种怀疑对她也就无足轻重了。”
“咱们不妨设想她是这样考虑的：‘我要去见一个人，同他一起私奔，或者是为了干一件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什么的事情。这件事情一定不可被别人打断，一定要有充足的时间逃过追寻。所以我要大家以为我这一天是去看姑妈了，我要让圣尤斯达西傍晚再去接我。用这种法子比用其他法子可以得到更长的时间，而且合情合理。我让圣尤斯达西傍晚接我，他就不会在傍晚之前接我。但是如果我没告诉圣尤斯达西傍晚来接我，我的逃跑时间就会减少，人们会以为我傍晚之前会回来，我没回来势必很快引起人们的不安。再说，假如我真打算回来，假如我回来后解释说我同某个人散了散步，那么我就不必让圣尤斯达西接我去了。因为他一来接我，就会发现我是在骗他，而如果我真的是骗他，我索性不跟他打招呼就走，天黑以前赶回，然后说我去看姑妈了。这样一来，他就会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我把他耍了，但是，既然我要永远不回来，或者几个星期后再回来，或者藏一阵后再回来，那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时间。”
“从你所摘录的资料可以看出，大家对这不幸事件的普遍看法始终是。这个姑娘是被一伙流氓弄死了。当然，一定情况下，大众的看法值得重视，而公众自发性形成某种看法时，应该把这种看法当作一种类似于直觉的东西对待，直觉属于天才者的特性。在一百起案子中，九十九起我要跟着大众的看法走，但它的前提是，这种公众的看法中必须不含有受人指使的痕迹。在此案中，我觉得‘公众的看法’有偏激之处。我摘录的第三则消息是一起歹徒强暴少女的事件，大众对玛丽案的看法多多少少受这种案件的影响。玛丽，一个年轻貌美、人人皆知的姑娘，尸浮塞纳河，这当然震惊了巴黎。而且尸体上还伤痕累累。但是大家听说，在玛丽遇害的这段时间中，有一帮少年流氓也对另一名少女实施了类似暴行，尽管程度稍逊。一件已为大众所知的暴行竟然会影响大众对另一件尚不知道原由的暴行的判断，你说这妙不妙？大众的判断是需要在方向上加以引导的，而那件已知的暴行恰逢其时地引导了它！那桩暴行是在塞纳河上发生的，而玛丽的尸体也是在塞纳河上找到的。两起暴行的联系，实在是太明显不过了，大众若看不出这种联系，不趋之若鹜，那才叫怪了呢。但事实上，把一件已知暴行当作另一件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暴行的证据，它能证明的多半是那件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暴行其实并不是象这件已知的暴行那样发生。一伙流氓在某地干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恶行，而在同一时间，用同样的手段、同样的器具，干了一桩同样的恶行，那可真是奇迹一桩了！然而，大众这种受到意外指使的看法要我们相信的不是这种令人惊奇的巧合，又是什么呢？”
“在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之前，咱们先来研究研究劳尔密林中那所谓的凶杀现场。这个密林尽管幽深，却离公路不远。密林里有三四块大石头，状如一张带有靠背和脚凳的座椅。上首的石头上发现了一条白裙子，第二块石头上有一条丝围巾，还发现了一柄阳伞、一副手套和一条手帕。手帕上绣有‘玛丽·罗杰’的名字。周围灌木丛的枝条上挂着衣服的碎布片。地面被踩踏过，灌木众的树枝折断了，种种迹象都可以表明这里发生过一场打斗。”
“尽管新闻界与大众一样，对密林中的这一重大发现喝彩不已，但是咱们却极有理由对其表示怀疑。那就是现场，这点我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如果如《商报》所说，真正的凶手现场在圣安德烈街一带。那么杀人凶手，假如仍在巴黎，自然就会因为大众目光密切注视正确方向而感到胆战心惊。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方式，凶手会立刻想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转移人们的视线。因此，既然劳尔一带的密林已受到怀疑，凶手自然就会想到把玛丽的遗物放到那儿，让人发现。虽然《太阳报》认为，密林里的那些物品已放了好长时间了，但它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点。许多间接证据表明，从出事的星期天到两个男孩发现它们，这中间整整隔了20天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中它们是不可能在那儿而不被人看见的。《太阳报》说：‘这些物品都因雨淋而发了霉，结成了硬硬的霉块。有几件物品的周围长了草。阳伞的绸伞面质地结实，但是伞里面的丝线却缠在了一起。阳伞是折叠式的，上部已发霉朽烂，一撑开就破了。关于有几件物品的周围长起了草，甚至物品上面也生了草。’这显然是那两个小男孩说的，是他们凭记忆说的，因为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后才告诉别人。应该想到，凶杀案发生在潮湿炎热的夏季，在这种季节，青草只需一天就可以长两三寸高。而一个星期，草就会长得又密又高，把阳伞完全掩埋，看也看不见。咱们再来说说《太阳报》一再声明的‘发霉’吧，在这段短短的段落里，这位编辑提到的‘霉’字竟有三次之多。莫非他真不懂‘发霉’是怎么回事吗？莫非他没听说过所谓‘霉’，即是一种真菌，而这种真菌的最普通的特性之一就是能在24小时之内迅速成长和凋萎？”
“于是一眼便可看出，《太阳报》提出这些物品在密林中‘至少有三四个星期’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实在难以相信这些物品在密林中会超过一个星期，即，从那个星期天到下一个星期天。凡是对巴黎郊区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除非在很远的远郊，否则要找到一个‘僻静’之处是极为困难的，而要在劳尔树林里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隐密场所，那根本不可能的，连想都不要想。一个热爱大自然，因工作终日束缚在大都市里的人，让这样的一个人去试试看，让他在游人极少的工作日，到近郊那些风景优美的地方去满足自己对幽静的渴望。他一去会不断看到成群的流氓恶少大吵大闹，侵犯别人的自由，于是他便会兴趣全无。他想在密林深处找个没人的去处，是绝不会找到。密林深处成了最肮脏的角落，是最遭玷污的殿堂。这位漫游之人会心中作呕，赶紧返回污染严重的巴黎，仿佛肮脏的都市都比恶人横行的郊区干净几分。然而，既然郊区在游人较少的工作日都这样流氓成群，那么到了节假日则会何等不堪！节假日中，城里的下流人不必上班了，再加上这时城里的人少了，犯罪份子缺少了作案机会，便一窝蜂涌到郊区。他们来郊区并不是想接近美好的大自然，他们来这里是为了逃离社会的种种习惯和束缚。他们渴望的并不是新鲜的空气和翠绿的树木，而是乡村环境给予人的‘放纵’条件。这里，无论是在路边酒馆还是林荫之下，狐朋狗友聚在一起，没有人向他们投来责难的目光，他们可以毫不拘束地狂饮胡闹，尽情享乐，哪怕闹它个昏天黑地也不要紧。我所说的这番话毫无添枝加叶的成份，这种情况许多人都亲眼见过。所以我要再次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物品在巴黎近郊的树林中放了至少一个星期，竟然没有人发现，这实在是奇事！”
“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理由也可以使人产生怀疑，认为密林中的那些物品意在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不去注意真正的作案现场。首先，请注意发现那些物品的日期。你把这个日期同我摘录的第五则消息的日期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刚有人寄信给《晚报》报社，那些物品就出现了。读者来信虽然来源各异，但用意却都是一样的，即：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伙流氓，说他们是杀人凶手，并且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劳尔荒郊，说那里是行凶现场。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是由于读者来信，由于人们的注意力被报上的读者来信所引导，那两个男孩子才找到那些物品。但是咱们可以这样怀疑：为什么孩子们以前没发现这些物品呢？这是因为这些物品以前根本就不在密林里，是写信的‘读者’在写信的当天，或写信前不久，亲手放到那里去的。”
“这片密林很特别，非常非常特别。它密得很，在密林深处，有几块特殊的石头，它们的排列形状就像是一个有靠背、有脚凳的座位。这片充满艺术气息的密林，离德吕克太太家非常近，不过几十米罢了。德吕克太太家的两个孩子常在密林的灌木丛中仔细地寻找黄樟树皮，不信你我就赌一赌，一对一千的赌注，我说他俩每天至少有一个要在这‘林中大殿的宝座’上坐上一坐。凡是打小时候过来的人，没忘记什么是男孩子的天性，就都会同我一样，敢打这个赌。我重申一遍，那些物品若是放在密林中，即使一两天尚不被人发现，就是咄咄怪事，所以咱们可以完全不管《太阳报》那教条式的无知。我们应认为，那些物品是在相当晚的时候才放到那儿去的。”
“除此以外，我还有其他更有力的理由相信东西是后搁的。现在请你注意这些物品摆放方式中的人为痕迹。状似靠背的石头上放着一条白裙子，状似座位的石头上放着一条丝围巾，地上扔着一柄阳伞、一副手套和一方手帕，手帕上还绣着‘玛丽·罗杰’的名字。这样一种摆放方式肯定是一个不太精明的人，想使‘现场’显得自然搞出的把戏。但是这种摆放其实并不自然。如果这些东西都扔在地上，被人踩过，踏过，那倒更像是真的。在这片狭小的林荫地，经过许多人激烈的争斗，裙子和丝中竟还在石头上，简直不可能。据说，‘土地有践踏的痕迹，矮树枝条都折断了，肯定是搏斗所致。’——但是裙子和丝巾竟然还好好地搁在那儿，就像放在架子上一样。而《太阳报》则说：‘被矮树丛扯下来的布条都是10公分宽20公分长，有一条是上衣的衣襟，缝补过，它们像是扯碎的布条条。’《太阳报》无意中一语道破天机。它说那些碎布‘象是扯碎的布条条’。它们确实是被扯碎的，是用手故意扯碎的。这种质地的衣服，居然被荆棘扯成条，这极为罕见的。如果是荆棘或钉子钉在衣服里面，会把布撕出三角形的口子，但绝不把布撕成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