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和贝利一样，文幼章后来也从单纯的宗教人士转型为教育家，他所推广的“英语直接教学法”曾经风靡全中国。虽然所做的事情发生变化，但他们身上那种传教士式的使命感始终未减。
从年龄上看，艾黎比贝利小一辈；从在中国从事的事业来看，他亦继承了贝利的不少理念。贝利深深认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老智慧，他觉得赈灾式的帮助对中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唯有给中国人传授技术，教他们以组织能力，启发他们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才能使中国无穷的潜力开发出来。
在艾黎主持的培黎学校，教育者所奉行的正是这种理念。学校招收贫困学生，半天上理论课，半天从事生产实习。
在动荡的局势下办学并不容易，连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都曾搬迁至遥远的大西南办学，何况小小的培黎学校。1943年，培黎学校迁往甘肃山丹。艾黎发现，山丹是他在中国所看到的“最穷的地方”，但却是最适合办学校的地方。这里的房子，想租多少就有多少，租金也非常便宜；有煤也有粮食，还有非常朴实的人民。
更重要的是，当局官员很少来这里，学校可以静悄悄地进行它所想要实现的一切培训和生产活动，甚至扩大这些活动，也不致引起他们的注意。从生源上来看，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有许多未受过任何教育的淳朴的农民孩子；从课程培养上来看，这里有尚未开发的辽阔草原，临近的油井还有优质石油，另外还有煤矿、陶瓷作坊、造纸原料、皮革、羊毛和驼毛等等，一切都为培黎学校在山丹的开办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令人难过的是，1945年夏，何克意外受伤，不幸染上破伤风，受当地条件所限，虽经千方百计还是找不到治疗的药物。不久，年仅30岁的何克便停止了呼吸。
何克去世六十多年后，好莱坞拍摄了根据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黄石的孩子》，导演是曾执导《007明日帝国》的罗杰·斯波蒂伍德，中国影星周润发和杨紫琼参与了演出。
为了培黎学校在山丹的办学而付出的不只是何克，上文所提及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提供了极大的援助。当时，学校曾先后有来自8个国家的20多位外国教师在这里工作过。从创校开始，学校内的一切机器设备就几乎都是在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下得到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包括：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派来教师和技术人员，还送给学校一台柴油发动机和一套电站设备及拉运这些机器的卡车，并为学校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粮食、书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河南设置的一个分支机构——农工服务社为学校提供了14辆卡车和一些采矿设备、钢丝绳、水泵、发动机及各种工具；美国人唐纳德·肯普（甘沛霖）开车运来了这些设备，还留下来为学生们教授柴油发动机的课程；奥地利工程师鲁诺·哈德尔本来是随车来帮助安装毛纺织设备的，后来在学校教学生们烧制玻璃，并协助设计了新式锅炉，解决了坩锅和玻璃与灰渣易混在一起的问题；美国机械工程师瓦尔特·易斯利不仅在机械运输、煤矿、农场等生产项目中给予学校极大的帮助，还与学生们一起成功地改进了许多设备……就这样，在中国“最穷”的一个地方，却办起了“最国际化”的学校。
最多时，这里有400多名学生，有工业、教育、医疗和农业设施。一边学习一边生产的特色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罕有的教育方式。艾黎认为，培黎学校在山丹的实践证明，普通农民的孩子具有很大的潜力。“将农村中的孩子同城市从商阶层的孩子相比较，我们发现，前者的智力和能力要强得多。”
不论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判断是否靠谱，一个事实是，从那时到现在，农民的孩子所能享有的教育机会一直远远少于城市孩子，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公平竞争几乎成为不可能。曾经帮助一些贫苦孩子习得知识和技能的山丹培黎学校，终究只是一个“意外”的存在。
解放后，山丹培黎学校被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管理局接管，办学方向调整，不再培训农村小型工业技术人才，而是注重培养石油工业急需的机械、运输、内燃机、电机、焊接等技术工人，同时开设与石油钻探有关的专业。虽然艾黎被任命为终身名誉校长，但显然，新的办学目标已与他的初衷无关。
珍贵战争影像
“国籍视角是非常愚蠢的。对人来说，公平正义的角度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被镇压的代价，不能忍受镇压，也不会支持腐败和欺骗。我们希望人民获得透明的知情权，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被蒙骗，不要屈服于强权。”
就在艾黎、斯诺等人为“工合”运动四处奔走的时候，中国的战事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有更多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外国人来到中国。
我们可以从伊文思的成长历程中找到他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原因——他在德国读大学，期间在德累斯顿市的“伊卡”和“欧纳曼”工厂实习，与工人阶级接触后，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工人一边”。而他对电影的兴趣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被荷兰当局禁映的苏联影片《母亲》的启发。
此后，他又应荷兰建筑总工会的邀请，摄制了大型纪录片《我们在建设》，为荷兰共产党机关报编辑宣传片《毁与建》，还曾多次访问苏联拍摄，并在西班牙内战中以支持共和派的鲜明立场拍摄了着名的《西班牙的土地》。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表现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纪录片，美国作家海明威为影片写作并朗读了解说词。
显然，对于这样一位左翼电影导演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共产党的崛起极具吸引力。
1938年，伊文思第一次来中国，他在飞机上阅读的正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一定意义上，这本书确实对他产生了影响。”伊文思夫人马赛琳·洛里丹-伊文思回忆说。
此番中国之旅，伊文思有一位后来同样大名鼎鼎的旅伴——罗伯特·卡帕。被无数记者和摄影师奉为圭臬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即出自这位着名的战地摄影师之口。
从欧洲到亚洲，伊文思和卡帕追逐着战争，但他们是坚定的反战者，拍摄战争并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的残酷，支持正义的诉求。
实际上，他们自己就是残酷战争的受害者，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之前，他的妻子被坦克碾死。伊文思和他的妻子马赛琳同样是出生入死。
“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险？因为在这里有事情要做，有任务要完成，要向世界展示人类怎样反抗不公平……为了正义，为了人民的解放。有的时候虽然会走错路，迷失方向，但不会阻碍我前行。”马赛琳说。
和丈夫一起经历过20世纪几乎所有战争的她同时强调：“国籍视角是非常愚蠢的。对人来说，公平正义的角度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被镇压的代价，不能忍受镇压，也不会支持腐败和欺骗。我们希望人民获得透明的知情权，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被蒙骗，不要屈服于强权。”
抵达中国后不久，他们便遇上了台儿庄战役，那场历时半个多月的战役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去前线拍摄，但没有人敢为这两位外国人的生命承担风险，因此他们只在后方的小树林中拍到了一场小规模战斗。
对于缺乏影像记录的抗日战争而言，这段胶片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难能可贵的资料，它在伊文思的中国作品《四万万人民》中也是最吸引人的一个段落。
除此之外，《四万万人民》中的镜头还包括八路军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局势，西安人民抗日游行等。出现在影片中的人物包括共产党的周恩来、朱德，也有国民党的宋美龄、陈诚。而宋庆龄则为伊文思的拍摄提供了许多建议和帮助，再次扮演了与“老友”交往中至关重要的角色。
遗憾的是，伊文思没能去成延安——一方面，蒋介石阻止他去延安；另一方面，周恩来也建议他不要去延安，以免影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不过，伊文思对延安的影响以另一种方式被留存下来。伊文思在离开中国前，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安排，将自用的“埃姆”35毫米电影摄影机和2000多英尺电影负片赠予延安。在此基础上，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时任摄影队长的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现在，这部摄影机被存放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后来，伊文思回忆此次中国之行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崔嵬与前来北影厂参观的荷兰国际着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和法国电影人罗丽丹在摄影棚里亲切交谈。
家，我看到了勇敢！”
伊文思在胶片上留下的影像成为中国一段战争历史的见证。几十年后，他又将在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用影像见证另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后文将详细讲述。
印度大夫柯棣华
由于遭受侵略的相似遭遇，印度人对中国人的抗争格外关注。
诗人泰戈尔曾写过一首题为《射向中国的武力之箭》的诗，声讨日本军国主义。
从西班牙内战的战场到中国抗日的战场，这是伊文思和卡帕走过的路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
白求恩之所以决定来到中国，是受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很大的影响，这又是一个与伊文思的共同点。
其实，在1949年之前与中国结下友谊的“老友”们许多都有着相同的特征。
从思想上看，他们大多倾向左翼，同情工人、农民和所有劳苦大众。
从职业上看，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以斯诺为代表的记者，二是以马海德、白求恩为代表的医生。
在战火纷飞的中国，无论是冒着枪林弹雨做战地记者，还是在战场上救死扶伤，都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理想主义的情怀也是这批们共同的特征，他们与中国的友谊无疑是被理想之光照耀的，至于利益柯棣华（1910-1942年），印度人，医生，中共党员。图为身穿八路军军服的柯棣华。
层面的考虑，即使有，也被摆在很靠后的位置。
有人为理想献出了生命，比如白求恩。后来，因为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成为中小学生必须记诵的名句。
实际上，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高尚”“纯粹”“有道德”的人绝不仅仅是白求恩。在他的同行中，就有两位印度医生——巴苏和柯棣华，尤为值得记取。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等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开始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援中国。1937年11月27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函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在对印度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表示感谢的同时，请求印度给八路军医疗方面的帮助。
很快，尼赫鲁亲手促成了印度援华医疗队。1938年9月1日，由五名印度 医生组成的医疗队乘船离开孟买，辗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进入中国。其中，队长爱德华大夫还是尼赫鲁的亲戚。
医疗队里不仅人人都是技术全面的医疗好手，而且带来了五十四大箱的药品、一辆防弹救护车、一辆卡车，甚至还有一台X光机。而他们此次中国之行的所有衣食住行的花费，也全部由印度来负担。
然而，在刚到中国的两个月里，医疗队无所作为。他们在汉口和重庆的工作，只是给一些轻伤员进行简单的包扎和换药。柯棣华在给家人的信里写道：“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我只能以学习中文和翻看专业书籍打发时光。爱德华大夫问我们，如果过了十二月，印度国大党要让医疗队继续留在中国我们是否愿意，我当然回答说不愿意。”
但不久之后，柯棣华便改变了想法。在来华约一年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延安。很快，爱德华队长等三人就陆续先走了，柯棣华和巴苏却留了下来。
“因为他看到了边区居民一个是缺医少药，再一个看到了当时战争的频繁，伤员的不断增加，而且我们还缺乏训练有素的医生，所以他们就决定留了下来。”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馆长陈玉恩说。
中国共产党正在从事的事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也成为对两人极大的吸引。巴苏曾在一次宴会后的日记中写道：“在全体来宾中，周恩来是唯一庄重的人，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王安娜）说，20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感到骄傲。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
在延安工作约九个月后，巴苏和柯棣华上了华北抗日前线，真正开始从事他们渴望已久的战地医疗工作。在聂荣臻的委任下，柯棣华还成为了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
在晋察冀边区，柯棣华被取了个绰号：“黑大夫”。与之相对的“白大夫”则是白求恩。黑大夫和白大夫均技艺精湛，挽救了不少伤员的性命，但他们也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积劳成疾之下，1942年12月9日凌晨，柯棣华因癫痫病发作去世，年仅32岁。
1953年，聂荣臻特别报请中共中央同意，将白大夫和黑大夫这两位异乡英雄的灵柩，由唐县迁到了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安葬在了一起。
而巴苏，则在完成医疗任务后回到印度。回国后，他发起成立了“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并成为中印民间外交的重要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苏暮年患病期间，中国人以相同的方式报答了这位在中国战场上救死扶伤的印度大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曾邀请巴苏来北京治病并访问。
李氏难题
“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上文曾提及，培黎学校迁往甘肃山丹后扎根下来，稳定发展。其实，这段搬迁中还有一个小故事，这段故事将引出另一位——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
那是1943年夏天，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正在秦岭脚下的陕西双石铺商量学校该迁往何处。李约瑟偶然经过此地，见到了这两位外国人。彼时，李约瑟正以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及外交参赞的身份行走在中国大地上，计划偏纂一部20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经过双石铺，前往甘肃西部的玉门做一些实际调查。于是，艾黎搭了李约瑟的顺风车来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发现了山丹这片适合办学的好地方。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和意想不到，1929年的火车站台，1943年的陕西小镇，这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时间和地点，却都是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老朋友们初次相遇的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