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他的对华友好态度，所以，他大约可以被纳入“三代好友”的行列之中。穆巴拉克本人曾经十余次访华，先后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早在1976年，穆巴拉克就以埃及副总统的身份来到中国，见到了毛泽 东、朱德和华国锋。1983年，他成为总统，在与邓小平会见时，邓说：“你是第一位来我国访问的埃及总统，我们热烈欢迎你。”
穆巴拉克从中国获得的不只是“老朋友”称谓，1999年4月，他还被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的称号。
不过，能够以埃及领导人的身份与多代中国领导人维持关系，也不能不说是一件荒谬的事情。这位独裁者统治了埃及30年之久，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结果在仅仅18天的时间里就被抗议的民众赶下了台。有西方学者估计，穆巴拉克和他家庭的个人财富在400亿美元至700亿美元之间，但这位末路总统已经无福享受这些财富，等待他的将是司法审判。
比穆巴拉克下场更悲惨的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但这位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上校并不是。
理由很简单，卡扎菲在任期间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他更像是“台湾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卡扎菲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却告诉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大使馆”不必撤离。也就是说，他在事实上实施了“两个中国”政策。直到1978年8月，利比亚才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卡扎菲和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眉来眼去”的暧昧关系。
2006年5月10日，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的专机在由中南美洲“邦交国”返回台湾的途中，经停“非邦交国”利比亚。据台湾媒体报道，陈水扁在利比亚停留了4个小时。一些台湾媒体还称，卡扎菲亲自会见了陈水扁。
此外，中国在利比亚基本上没有投资，因为卡扎菲将他的石油权益都给了西方国家，并不容许中国投资他的油气领域。2003年之后，卡扎菲还再三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阻止很多非洲国家的元首出席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当时非洲共有53个国家，除了与台湾建交的5国（布基纳法索、斯威士兰、马拉维、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其余48国都派了代表团来华。其中，有43国来的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利比亚代表团团长则只是副部长级别。
如此种种对华不友好的行为积累起来，难怪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在 接受法国《青年非洲》记者采访时会说：“卡扎菲不是中国的朋友，相反他是很多西方领导人的座上宾，关系好着呢。”
不过，阿拉伯地区的中国人民老朋友也并非只有穆巴拉克一个人，最起码，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特弗利卡也是老友中的一个。前文已经述及，本来，阿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届，但为了给布特弗利卡连任扫清障碍，2008年，阿尔及利亚议会两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使布特弗利卡得以第三次竞选总统并获得胜利。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卡扎菲在逃亡途中曾向阿尔及利亚申请避难，但却遭到了布特弗利卡总统的拒绝。这一举动颇不寻常——要知道，两年前，在卡扎菲庆祝革命40周年的盛大庆典上，布特弗利卡曾经是他的座上宾。有人分析认为，布特弗利卡此次拒绝给卡扎菲关照，甚至还威胁要把他移交国际刑事法庭，可能是担心来势汹汹的“阿拉伯之春”引火烧身。
倒霉的老友不止阿拉伯国家的这几个，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是其中一位。2011年12月15日，法国一家法庭裁定，希拉克挪用公款和损害公信力罪名成立，判处两年监禁，缓期执行。希拉克也由此成为自1945年前法国领导人贝当被判犯有叛国罪之后，第一位被定罪的法国前国家元首。
此前，希拉克曾多次被称为。他在任内积极主张解除对华的军售限制，推动法中双边交流。有分析人士认为，希拉克的对华友好，一方面是出于后冷战时期彰显法国大国形象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提高，使得法国可以在对华的经贸往来当中获得更多实惠。
后老友时代
未来，新的老友或许还会偶尔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跟之前的这一批批老友截然不同。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的时代都已经进入了尾声。
我们可以从数据上窥见端倪——自2003年开始，虽然《人民日报》几经扩版，容量增加了一倍，但这一短语在这张中央党报上出现的频次却骤减，从每年50次左右降低至20次左右，2008年虽然又出现了一个小波峰，但也仅有30次。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看来，老友之称使用的减少反映了外交策略的调整。“随着中国外交不断走向务实和国际化，越来越符合外交规律，用感情代替利益的现象逐渐减少，‘老朋友’这种称呼的意义也就逐渐淡化了。”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则坦率地指出，国际上的一些“老朋友”的态度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但目前在国际会议中，一些‘老朋友’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中国鼓掌，甚至提出一些尖锐问题，比如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李小林说。“因为你强大了。由于近些年经济实力的提升，无形中，中国被推到了大国的位置上来，而且是‘负责任的大国’。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掠夺性’的发展。”
李小林还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墨西哥的“老朋友”埃切维里亚总统 曾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坚定支持者，但墨西哥却是最后一个为中国加入WTO签字的国家。埃切维里亚曾对李小林说：“是我们‘抬轿子’把你们‘抬’进联合国的。现在不能光讲钱，也要讲情义。”
几十年来的特殊外交形势下，我们拥有了一批批的老朋友，但时过境迁，四代老友们的历史都不可能再复制。
一代老友，是在20世纪的上半段，怀着理想主义投身中国革命，或通过各种形式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出力的人们。现在，中国早已告别了革命的年代，不会再有这样一批老朋友的出现。
二代老友，是在建国之初的特殊外交形势下，与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政治家们。现在，国际形势不再是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冷战，中国的外交策略也不再是倒向某一方，“美帝”之类的词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类老朋友自然也不会再出现。
三代老友，是为国家友谊破冰的那些人，尤其是为中日、中美、中英、中法、中德关系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今天的中国，已经和这些国家保持了几十年的友好关系，虽然在个别时候还要借助看望老朋友们的后代进行“暖春”，但那些破冰的老友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四代老友，是最“杂”，也最没有形成规模的一批。他们中的一些人，帮助中国和世界建立了经贸往来，另一些人，则在中国融入各类世界组织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些老友们的使命似乎也已经完结。
当然，那些尚未离开人世的老朋友，有时候还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发挥“余热”。最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基辛格对重庆的访问。这位在首次访华40年之后再次来到中国的美国政客，被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邀请到山城访问。
在重庆，基辛格参观了公租房，到访了规模庞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甚至还参加了“红歌会”。重庆方面为了迎接基辛格，特意在红歌会上安排了一首美国歌曲：《雪绒花》。
“我过去听到过这些革命歌曲。在我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陪同我观看了革命歌舞演出《红色娘子军》。今天的演唱极为出色和美妙。我非常喜欢这些歌曲。这是中国人民的文化、中国人民的根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唱红歌表明重庆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念。”基辛格说。
基辛格还被要求对“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之争发表看法。着名“新左派”学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张旭东问基辛格：
“您刚才谈到美国与中国应该在文化上相互学习。但是总有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是普世的价值。如果这样，美国的价值体系是排外的，不是包容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基辛格的回答是：“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全世界人都应该照搬美国的价值体系；美国人还相信，全世界多数人都可以改变，去信仰美国的价值观。大多数美国人不相信世界上有文化的差异。但是，在国际政治中，我们必须尊重别国的价值和文化。”
不过，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基辛格在重庆所发出的声音，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但他在40年前所做的一切，将会永远留存在新中国的历史当中。
告别之后，我们将要迎来的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也许是“公共外交”，也许是其他。但无论如何，那些曾经的老朋友们，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义无反顾投入中国革命的一代老友们，值得中国人记取，他们为今天新的外交策略提供了丰富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