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身材高大的洋女人很快从“革命者家属”的身份转变为“革命者”，她身着中式服装，用英语宣传抗日救亡的必要，颇为引人瞩目。
在中国，王安娜继续从事着她在德国就已选择的事业——反法西斯，只不过具体的对象从德国纳粹变成了日本侵略者。她在特殊的时间点嫁给了红色革命者王炳南，也就嫁给了正孕育一场巨大革命的红色中国。
几十年后，王炳南先后出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位，以“外交家”的身份留在党史之中。而王安娜，则在生前长期担任德中人民友好协会名誉会长——虽然他们的婚姻在1945年结束，但他们却继续在政府和民间的层面为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婚姻”贡献颇多。
宋庆龄与外国友人
她是一剂伟大的黏合剂，不仅为国共合作牵线搭桥，也是外国友人与共产党之间的牵线搭桥者。
上海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一座欧式花园住宅，外表幽静，屋内却经常火热异常。最早结识中国的那批老朋友，有许多都是这里的常客。
宅子的主人是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连接外国友人与中国的一座桥梁。许多老友与中国的亲密友谊，都始自这位女性。
她就是宋庆龄。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她继承着孙的遗志。1927年，在目睹了被她称为“国民党冒牌领袖”的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后，宋庆龄决意与这个打着孙中山旗号，却与孙中山革命政策背道而驰的政府彻底决裂，并先后赴莫斯科、法国、德国等地，1931年回国。
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宋庆龄就开始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外国人，其中一人的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革命者。
后来，她又着手组织力量，从事营救全国政治犯的工作，这些政治犯通常遭到的指控是参加共产党的活动。鉴于她的国母身份和公众威望，以及蒋宋两家的复杂关系，国民党当局几乎对她无可奈何。尽管蒋介石本人非常想除掉她，他的特务组织甚至都设计好了一个使宋庆龄“遭遇车祸”但又不至于被撞死的方案，但最终还是没有敢于实行。
令蒋介石犯怵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宋庆龄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她是一剂伟大的黏合剂，不仅为国共合作牵线搭桥，也是外国友人与共产党之间的引线人。
宋庆龄和外国友人们的熟悉程度从一个细节便可见一斑。她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苏吉”，这是她在美国卫理公会大学时的绰号。
宋也会给别人起绰号，比如史沫特莱就被叫作“迷你哈哈”，简称“迷你”。她甚至还代自己的一只名叫“少校”的小狗给路易·艾黎写了一封信，署名为“你的热情的狗侄子——少校”。
当然，这些都只是那些严肃话题之外的幽默调剂而已——宋庆龄的幽默感和连珠妙语是广为人知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讨论的是国内时局，或是革命经历。
1933年，史沫特莱带艾黎第一次来到莫里哀路29号，那一次，艾黎听宋庆龄讲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广州脱险故事。那是在20年代初，军阀陈炯明的士兵在街上射击革命者，宋庆龄藏身于死者之中，后来伺机匍匐逃离现场，到一家家店铺挨个请求避难，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家。后来她又想方设法弄到一条船，才与孙中山在珠江上的一艘军舰内重聚。
宋庆龄还经常在家中主持左翼文化政治沙龙一类的活动。借此机会，斯诺认识了许多被他称为“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将要创造历史的战士们”的人物，从这些聚会中，斯诺对中国政治的了解突飞猛进，这种进步是永远无法仅仅通过读书、读报得来的。
于斯诺而言，宋庆龄给她带来的改变，一是知识上的积累，二是一种自信心，是她使斯诺“认识到中国人民有能力彻底改变他们的国家”。
通过宋庆龄，斯诺还认识了鲁迅。后来，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家对斯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介绍斯诺认识了一些新的作家，引导他了解了左翼文学。他鼓励并帮助斯诺搜集有关新文学异端的短篇小说，并进行翻译、编辑。
后来，这些内容结集成为《活的中国》（Living China）一书，向西方 读者介绍中国的现代小说及其作者，其中，鲁迅是最核心的内容。斯诺将这本书献给宋庆龄，在卷首语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她的坚贞不屈、诚实、正直、勇敢、忠诚和美好的心灵，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辉煌、感人至深的象征。”
宋庆龄的确配得上这些溢美之词，不过，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宋庆龄的意义又绝不仅仅是这些形容词那么简单。她所从事的事业具体而繁杂，且需要处处谨慎。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尽管她是一剂伟大的黏合剂，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在家中迎来各种阶层、各种身份的友人，但她却总让他们严格保持距离——即便他们彼此认识，也只能由宋庆龄本人来居中联系。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些人之间互不认识。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这种活动方式最好地保护了大家的安全，也保证了数量众多、力量庞大的友人团结在她的身边。
协助中共地下工作
“我们一点儿也不能相信中国报纸上说的事情，只有外国人了解各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1927年“宁汉合流”，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后，中共全面转入地下。
日后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外国人们密切关注着共产党的消息，他们不希望看到这支给中国命运带来全新可能性的力量就此消亡。
当时，史沫特莱有一个中文报纸的剪报档案库，由她的私人秘书兼翻译冯达建立并维护。其中，光是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就有好几盒，多半是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报道”。
不过很快，史沫特莱就发现，这些党报在赤裸裸地说谎——她曾统计半年里的官方数据，发现国民党官方宣称的歼灭红军总数达到50万之巨，但与此同时，官方报道却总在说仍在追歼“共匪残部”；在新闻中，共产党总书记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已经被多次报道“已击毙”，但报纸却总又在一个月后登出通知，对他们进行“悬赏通缉”。
这样的“宣传喉舌”自然进一步降低了国民党在史沫特莱们心目中的可信度。
实际上，除却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史沫特莱已经有不少渠道可以接触有关共产党的真相。如果说宋庆龄是中方最重要的桥梁人物，那么史沫特莱就是那群外国人中最重要的沟通者。路易·艾黎等人就是由史沫特莱介绍给宋庆龄的，与此同时，她又常常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介绍给外国朋友。
共产党革命家、党内着名的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刘鼎就是由史沫特莱介绍给艾黎认识，并在他家居住将近一年时间的。当时，出于地下活动的需要，往来的人们都不透露真实姓名，史沫特莱会给每一个人都取一个英文名字，她给刘鼎取的名字是“查尔斯”。
收留查尔斯可不是什么容易的差事——他在艾黎家借住期间，当局曾以“查电表”为借口，搜查艾黎的住宅。为了安全，在风声紧时，艾黎曾把查尔斯送到宋庆龄家里躲避过几天。
艾黎给查尔斯提供的不仅是住处，还有许多地下活动的支持。比如，艾黎曾用自己的福特牌汽车带着儿子迈克去运送秘密材料，大部分是宣传统一战线政策的传单和小册子。后来，艾黎听说警方已经盯上了自己的汽车，并记下了车牌号，便赶紧把车卖了。
卖了私车，艾黎又时常“公车私用”，用他在消防处工作时使用的红色公务车来协助地下工作。由于公务车的身份便利，艾黎能做的不仅仅是运送秘密材料，还能运人——让“敏感人物”躲在车后，然后开车大摇大摆地经过巡警的检查站，或者将人送到公共租界外，避免遭遇检查。
除地下工作外，艾黎也参与了公开声援革命的活动。1935年，美国共产党派遣了两名老党员到上海，编辑出版一份名为《中国呼声》的杂志，艾黎是最积极的撰稿者之一，宋庆龄和鲁迅亦是重要的支持者。
这本杂志出至第三期时发行量就已达5000份，它的主要立场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声援学生救亡行动，这种内容自然是国民党当局所难以容忍，但由于是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版的“外国杂志”，这份《中国呼声》得以免受审查和压制。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讲真话的出版物注定短命。在创刊两年后的1937年11月，杂志被日本人查封。被捣毁印版、未能出版的最后一期内容包括《上海的陷落》《华北的新阶段》《彭德怀论游击战争》《朱德对战局的分析》等。
几乎是同一时期，当艾黎在上海帮助中共地下革命者时，埃德加·斯诺 和他的夫人则在北京接触了大量中国大学生——在中共早期的发展中，学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不少学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5年，一位名叫张兆麟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敲开了斯诺夫妇的家门。那段时间，斯诺在燕大兼任新闻学讲师，开设新闻特写、新闻撰述和旅行通讯等课程，还常常邀请大学生到他家里聚会。学生们把斯诺的家当成“新鲜空气的窗口”。后来，他在自传里说，那一年，他跟妻子一起在自家客厅里“点燃了叛乱”。
张兆麟想和斯诺谈谈东北的时局。这位身材高大的帅小伙子说，他坚信蒋介石不会为华北或中国人和其他地方而战，他只会重施背叛东北各省时的故伎。
“我们一点儿也不能相信中国报纸上说的事情，只有外国人了解各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张兆麟说，虽然他担任了学生团体的领袖，但他对自己，对中国的新闻业，甚至对中国这个国家都感到前途渺茫。
“如果中国有什么希望的话，你就是希望。”海伦安慰他说。
不久之后，“叛乱”果然被“点燃”——张兆麟和其他一些经常与斯诺夫妇往来的学生在后来被称为“一二·九”运动的抗议活动中成为主力。
那群学生中还包括后来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黄华在外交方面贡献卓着，他在1949年同美英的最后谈判中与他的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打交道，在朝鲜战争的板门店谈判中担任中方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最后被召回的驻外使节。
一段时间后，斯诺也将步入人生中最辉煌、最为世人所记取的几个春秋。作为老友当中的最幸运者，他即将率先接触中共的权力核心。
斯诺的《西行漫记》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
斯诺去共产党根据地探访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32年。
作为一名记者，渴望到达现场，获取第一手的信息，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当时，关于共产党的各种传说之混乱令人无所适从——有人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红军，只不过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也有人说，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现这一愿望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对于处境艰难的共产党来说，贸然迎接一位西方人的风险实在太大。
“在最后一刻，那些帮助我联系的共产党员对我产生了怀疑，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斯诺这样记叙1932年的那次失败经历。
两年后，一位叫哈里森·史密斯的出版商找到他，希望他能写一本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书，且预付给他750美元。这让生活并不宽裕的他非常高兴，也让他更加下定决心要去共产党的根据地走一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着作”。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1934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当时，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场跨时一年的战争最终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为结束。
尽管共产党的反围剿失败了，但斯诺依然敏锐地感到，共产主义运动仍 将会对中国和远东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他并没有就此搁置写作计划，没有放弃与共产党方面的联络尝试。
机会出现在1936年。
那一年，外在时局方面，红军长征结束，国民党将领张学良与共产党达成停战协议，国内局势发生变化；个人关系方面，斯诺和宋庆龄结交了亲密的友谊，又因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对青年学生的支持，取得了共产党人的充分信任。
为了抓住机会，斯诺从北京奔赴上海找到宋庆龄，请求她的帮助，“以便到了红区以后起码获得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是被当作间谍”。
正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宋庆龄欣然同意，她通过上海地下党员“王牧师”（即中共“特科”董健吾）与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秘密通信之后，很快为斯诺的行程做出了安排。
本来，与共产党及宋庆龄个人关系最密切的外国记者是史沫特莱，她本人也非常希望前往。但是，当时共产党要求第一个访问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必须是与国际左派没有联系的人，而史沫特莱在来中国前曾加入印度工人党，从事印度解放运动，是一个活跃的左派革命者。正因为如此，之前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和身份背景的斯诺幸运地取代了史沫特莱，成为第一个接触红色核心的外国记者。
启程前，斯诺从北京的一位教授处获得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介绍信，以及与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这封信使用隐色墨水写成，执笔者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解放后曾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柯庆施，而授权者则是当时在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
1936年6月，斯诺终于出发了，他带着1936年10月底，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后回到北平。他不顾国民党的威胁，经常去各地向中外各界人士介绍陕北见闻，并夜以继日地赶写有关苏区的通讯报道。
冒险的心情（国民党的报纸还真发表了一篇斯诺的死讯，称他“已遭土匪杀害”），更带着一背囊的问题想要获得解答。
后来，他在《西行漫记》中详细写下了这些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呢？如果是，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
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着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作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
然而，仍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
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维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