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还特意提到了美国的革命：“我们代表在敌后抗日的军民欢迎你们的时候，不禁想到史无前例的美国革命战争，它是在第八年才赢得胜利的。”
中外记者团是在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的。记者团领队、国民党宣传官员谢保樵一度试图制止记者们单独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他甚至赤裸裸地对中方的王震旅长说“外国记者对中国什么也不懂，只想写些对中国团结不利、耸人听闻的东西，增加他们在银行里的存款……其中三个是犹太人，犹太人出来只是为了赚钱，臭名远扬，而且没有祖国，根本不能指望他们懂得什么民族斗争。”
好在，延安不是重庆，作为国民党官员的谢已经不再能够发号施令了。
记者们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解着神秘的共产党根据地，他们的所见所闻也与国民党宣传部门所制造的谣言产生冲突。爱泼斯坦记得，谢保樵曾经硬说延安的“性关系很乱”，但他的观察所得是：“此地男男女女作为同志在一道工作，相互平等，相互尊重，我们看到的婚姻关系都很好，正常而且牢固，建立在共同工作和利益的基础上。”
谢还曾说共产党那边的农民不说话，这也被爱泼斯坦驳斥了。他在给妻子邱茉莉的信中写道：“我在此地的全部时间，他们对谁都讲话，而且针锋相对地讲。我却从没见过谢同哪个农民讲话，除了说一声‘喂，把我的马牵好。’至于他们干不干，那就得看他们乐意不乐意了。”
曾经发生在斯诺身上的思想变化再次发生在这批中外记者身上——对实行独裁统治、大搞新闻封锁的国民党愈发失望，对朝气蓬勃、强调民主的共产党愈发欣赏。结束采访后，他们写下对共产党的许多溢美之词，以至于后来美国大使干脆称这批记者为“埃德加·斯诺们”。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斯诺们”并不愿意在自己的文章中将中国共产党人描绘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知道，那不符合美国人的心愿。如果在作品中称赞共产党人，出版商将会出现疑问，他们会认为记者或许是个亲共分子。”福尔曼说。
不久之后，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过分警惕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一批中国人民老朋友遭遇的悲剧命运。他们的故事将在第二部分详细述及。
不过在当时，美国与中国、与共产党的关系还未恶化至此。就在中外记者团在延安采访期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的9名成员乘坐着一架道格拉斯运输机抵达了延安机场。
观察组是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蒋介石达成统一意见后成立的。之所以到访延安，目的是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当时，延安机场刚抢修不久，跑道路面基础不牢。飞机降落时，出了点小故障，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急忙走上前去察看：“飞机坏了没有？”
曾长期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当即用汉语回答：“伤人乎？莫问马。”
六个字，透露出包瑞德的“中国通”身份。
“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取得共同胜利，美军中缅印司令部派遣了这个由很有才能的军官组成的小组，来同我们一道研究有关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作战问题。”在欢迎这个使团的时候，叶剑英说。
叶还特意提到了美国的革命：“我们代表在敌后抗日的军民欢迎你们的时候，不禁想到史无前例的美国革命战争，它是在第八年才赢得胜利的。”
包瑞德则致答词说：“我们来是要调查打败日本的办法……我们希望，在每条战线上，中国和美国军队都能够为了这个目标并肩战斗。”
美军的确曾为击败日本与中国人并肩战斗，并付出了牺牲。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接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之下，以私人机构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
这支正式名称为“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的援华航空队，正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
直至1942年7月解散时，“飞虎队”为协助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者付出的代价包括：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
70年后的2012年5月7日，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访美时，特意会见了“飞虎队”成员杰·温雅德和“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尼尔·凯乐威。
外界将梁光烈的这项访问安排解读为“向美国传达善意：中国和美国的军队可以选择共同合作，共同迎接威胁世界和平的挑战”。虽然今日的国际局势已经与70年前截然不同，但两国曾经的互助友谊依然可以成为今日外交的重要手段。这种“诉诸老友”的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中屡见不鲜。
纸老虎论
这里吸引她的不是“异国圣地文明和古代宫殿”，也不是“珠宝和丝织品”，而是激情，是革命的风暴。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的天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城市在瞬间化为废墟。三天后，同样的灭顶之灾降临长崎。
面对核武器的威胁与之前在中国战场上的接连失利，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最终的投降书。美国驻日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向全世界人民发表讲话：“今天，枪炮沉没，一场大悲剧结束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赢得了。天空不再降临死亡，海洋只用于贸易，人们在阳光下可以到处行走。全世界一片安宁和平，神圣的使命已经完成……我们体验了失败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从中领悟到决不能走回头路。
我们必须前进，在和平中维护在战争中赢得的东西……”
于中国而言，的确是一场大悲剧结束了。此前，约有1800万中国人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按1937年的比价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直至今日，这段侵略史依然在中国人心中留有巨大的阴影，“反日”依然是一股暗流涌动的民间情绪。不过，此后的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双方的理性选择之下，昔日的敌人成为了朋友。在两个国家正式结交为友邻的艰难道路上，许多身份各异的日本人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后来成为一批重要的。
与麦克阿瑟将军的胜利宣言不同的是，中国这个古老而灾难深重的国家结束了一场大悲剧，但战争的尘埃仍未落定，死亡的威胁依然盘旋在天空，安宁和平远未到来。
从受降问题开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冲突就不断上演。
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了以马歇尔将军为首的使团赴华调节国共争端，然而收效甚微。国民党掌握政权已久，而共产党则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支可观的政治力量。彼时，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无法再左右和控制中国的政治命运。
随着华盛顿最后一次调停努力的失败，1946年下半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中国人自己的军事较量，将决定中国的前途。
这场内战发生时，之前活跃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朋友们很多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贝特兰等人，莫不如是。
实际上，在这“3S”中，斯特朗是在中国时间最短的——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苏联。在1958年之前，她从未在中国定居，仅是通过先后五次访问了解中国的情况。1925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她说，这里吸引她的不是“异国圣地文明和古代宫殿”，也不是“珠宝和丝织品”，而是激情，是革命的风暴。在其后的20年间，这种激情吸引她不断来到中国。
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来华时访问了延安，昔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已经改称“解放区”。在解放区，斯特朗的经历与斯诺、史沫特莱们差不了 太多——她和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一样住窑洞，同时，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核心人物，并多次采访他们。
仅有的不同是时代背景，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基于这种不同，与斯特朗谈话时的毛泽东在心态上显然与之前有了很大差别，用词也有了变化。
该年8月6日，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一个小石桌旁的一次采访中，斯特朗问毛泽东对美国反苏战争的看法，毛回答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斯特朗追问：“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毛泽东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
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对于记者而言，能在一次采访中得到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便是巨大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特朗的采访大获成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流传至今。为此，她还得到了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
十年、二十年后，毛泽东又多次使用这个比喻，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此为后话。
延安婚礼
“老马，我们哪有国啊，我们只有个党。等将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第一个批准你入籍。”
194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大礼堂里举行了一场婚礼，一间喜气洋溢的窑洞则成为了新人的洞房。
这场婚礼的特别之处在于，新郎和新娘都是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
婚礼主持人、后来担任西北农业大学首任校长的康迪当场给新人题写的一副喜联透露了他们的名字：“阳早蝶恋花，寒春鸟依人”。
没错，阳早和寒春，他们正是上文曾提到的，受了斯诺《西行漫记》影响先后来到中国的美国人。
1962年，在西安草滩农场工作时，阳早作弄不喜欢打扮的寒春。
1972年，阳早和寒春被调到北京南郊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从事机械化饲养奶牛的工作。每逢节假日，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包饺子，一边谈工作，非常的温馨和睦。
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寒春是费米的重要助手，他们完成了一项关键性的实验：测量出铀的临界质量。
令寒春始料未及的是，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很快被用于袭击广岛和长崎。这几枚致命武器虽然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却让科学家寒春陷入深深的纠结和痛苦。
“我是把核物理当作一门纯科学来研究的，一门非常有趣的纯科学。但是核爆炸成功以后，军队就完全控制了它，而我们科学家却对此束手无策，如果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反对的话，军队当然不能得逞。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让所有的人都反对（使用核武器）。”寒春后来回忆说，“美国政府做了大量宣传，大肆宣扬使用原子弹可以挽救多少多少美国士兵的生命，这不是事实，他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基于反战的理念，寒春拒绝了在美国的发展机会——1947年，她跟随导师费米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当得知奖学金是由军方提供时，她拒马海德 (1910-1988)，生于美国，原籍黎巴嫩，医生，中共党员。图为1944年，毛泽东与马海德在延安机场。
绝了：“我不能一辈子搞杀人武器！”
在已经抵达中国的哥哥韩丁及好友阳早的鼓励和帮助下，寒春拿着宋庆龄出具的请她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顾问的邀请信来到了中国。
大约20年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也爆炸了，有美国人认为“逃跑的原子间谍”寒春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但实际上，寒春深深地被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弹伤害，1952年她就曾在亚太和平会议上谴责大国核军备竞赛，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悲剧，科学要为和平服务。同年，她和阳早一头扎进了中国的乡村生活，带着1000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有人给寒春写信说：谢谢你们，新中国第一代儿童喝到了你们生产的牛奶。
在那次亚太和平会议期间，寒春已经怀孕。同时出席会议的宋庆龄问：
你给孩子起了什么名字？寒春说还没有取名。因为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所以旁边有人建议给孩子起名“金”，但了解寒春的宋庆龄说：为什么不给他起名叫“和平”呢？
于是，寒春生下的这个儿子得名阳和平。
寒春自己也的确可以被视为一名和平的信使。她和阳早结婚没多久，中国就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乱，迎来了至今仍然没有被打破的和平年代。胜利的是共产党，被称为“纸老虎”的蒋介石逃到了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寒春和阳早去陕北与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帮助改良当地牛羊，他们在10月下旬才得知政权更迭的消息。
另一些老友则在第一时间得知了共产党的胜利，比如马海德医生。
1937年，这位医生和斯诺一起历经艰险，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去了陕北，斯诺采访结束离开，他却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卫生部顾问，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当时，马海德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请求：加入中国国籍。
“他以为进延安了，就可以加入中国国籍了。他就找总理去，他说我想加入中国国籍，总理说：老马，我们哪有国啊，我们只有个党，等将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第一个批准你入国籍。”马海德的中国夫人、漂亮的电影 演员苏菲回忆说。
1949年，马海德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十二年后，周恩来实现了当年的许诺，亲笔批准了马海德的中国国籍证明，使他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
10月1日，开国大典。马海德以新中国公民的身份，参加了盛大的典礼。
一同被邀请出席的外国人仅有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成员，朝鲜人民代表团，以及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
更多的中国人民老朋友们，从世界各地收到了共产党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他们曾经好奇、接触、支持过的一支政治力量，如今成为了这个庞大国家的执政党，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将获得一个国家政权的承认。
一个故事美好的前半段结束了，但现实的政治毕竟不是童话，不会有“老朋友们从此和中国一起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样的简单结局——正好相反，后半段的故事更加曲折，也更加令人五味杂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