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在青藏所有的草原旅行，再陌生的地方都是熟悉的情景。牧人的帐幕。牛羊。河谷开敞。列列浑圆丘岗上不时出现成阵的经幡。某些地方，错动的岩层拱破地表，露出地心深处那些隐秘而强大的力量。也正是这力量让所有雪山挺拔而起，直接云霄。我离阿尼玛卿越来越远。道路往南，而山岿然不动，在北方的天空下面。
雨又下起来了。
我说，这个季节不该有这么多雨水。
当地人说，如果不人工催雨的话。
当地草场并不需要这么多的雨水，是焦渴的下游需要。下游的农田需要，发电站需要，工厂需要，城市需要。只要看一眼中国地图就知道，黄河发源后，就从西南方直奔阿尼玛卿山而来。全数接纳了这座占地几百平方公里的雪山南坡所有冰川和沼泽中发育的溪流。因为这些密布的溪流，黄河得以在上游就水流浩大。资料显示，黄河水量的百分之四十来自这一地区。
而且，黄河在这一地区只是补充，基本没有消耗，也没有污染。下游却只是消耗，再无补充，只是时常污染，时常断流。所以，源头地区因为催雨而忍受这么多阴雨天，只是为了缓解下游的焦渴。那些缺水的地方并不知道上游地区还在作着这样的贡献。虽说贡献或许会让人产生高尚的感觉，但坏天气总是令人不快。尤其是在青藏高原这短暂的温暖季节，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都那么渴望阳光。渴望太阳给这片大地以热力。有了这些宝贵的热量，大自然才能在这短暂的夏天通过广布的植物转化成能量，催熟花粉使草木与庄稼的子房受孕，让植物的来年有众多的种子。种子与根与茎与叶，是高原上人与动物的食粮。但现在，雨水淅淅沥沥地落下来，温度降到了十度以下。新开的公路一片泥泞。湿漉漉的草场了无生气，灰色的天空，黯然的河流，显出一种被世界遗忘的凄凉情调。特别是那些彼此间动辄相距几十上百公里，建成不过几十年的小镇，从浓雾中突然出现，又从车窗前一掠而过，再次陷落在身后的云雾中间。只给经过的人留下零乱、萧索的印象。一天之内，我连续几次拍下这些一掠而过的镇子，发到微博上。同时发出心中的疑问：这些几乎未经仔细规划就匆忙建成的零乱小镇，显示的到底是这个时代对于河源地区的珍视还是轻慢？小时候，生活在偏僻乡间，常常渴盼去到这样的镇子。一年里有一两次机会。天不亮就起床，徒步上路，三四个小时后，走进镇子时已经疲惫不堪。然后，紧捂着口袋里一两块钱人民币，不知道该是在照相馆照一张相，还是在供销社买一双解放鞋。到今天为止，哮了垃圾中多了一些啤酒瓶和塑料袋，这样的小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其中一些小镇正在变大，有了新的建筑群。我被告知，这是执行国家退牧还草计划的结果。黄河源区很多生态恶化的草场不再放牧，牧民变成城镇居民，集中安置。问题是，这些荒僻草原上的小镇并不能为这么多牧民提供足够的生计。开个小店？已有的店铺早已足够满足当地所有的日常消费。旅游，这是政府官员与媒体常常说到的事情，但在这里的大多数地方，至多是在短暂的夏天有零星的背包客出现。想要做点别的事情，这些小镇离任何一个能够提供商业机会的地方都相距遥远。当然，政府对这些放弃了世世代代游牧生计的牧民有一定的补贴。我打听了一下，每户每年几千块钱。对于一个上有老人、下有儿女的五六口之家，平均到人头，每人所得远远低于内地任何一个地方的低保标准。十几天后，我在北京学习，听一位高官的国情报告。讲到生态问题时，就举到果洛的玛多县作例子。玛多，是黄河源头第一县，八十年代，这里水沛草丰，当地政府自然大力发展畜牧业，迅速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牧业大县，八十年代人均收人两千多元，曾经是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但是，过量的放牧，加上全球气候恶化，草场迅速沙化，黄河上游水量日渐递减，以至于有如今退牧还草措施强力推进。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旧的生产与生活结束了，而新的生产与生活并未同时出现。
晚上，我上网，搜罗一些当地的信息，竟然看到当地一个小小的论坛。是一些看多了香港黑帮录像的当地的小青年吧，他们在那里讨论如何在当地划分“保护”范围：什么扎西帮管那理发店小食店修车铺，什么多吉帮从某机关对面的几张美式台球桌起到中心广场的花店止。第二天我特意到那一带转了一圈。知道真有这样的帮派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大的。那些小店，无论如何支撑不起这些年轻人的梦想。
当我们在雨中穿过那些湿淋淋的凄冷草原时，当地的朋友说，不再放牧的草场真的在恢复生机，一些消失的湖沼又蓄上了水，星星点点地辉映着灰色的天光。这情形当然令人鼓舞。但那些聚集到小镇上无所事事的人们呢？他们的贫困，和比贫困更为可怕的失去传统生产方式而未找到新生计的茫然，和这种茫然所导致的精神萎靡呢？
我们需要自然界作良性的转化，却忽略了人的生存与精神也需要良性引导。享受了上游水流滋养的下游在高歌猛进，在欢呼盛世的到来。但如果我们怀揣着良心，在这样的天气里，和我一样穿过这些了无生气的小镇，他们一定会说：我们不应该急于在那些焰火满天的城市广场上提前宣布盛世的到来。
至少GDP髙歌猛进的东部，应该知道，那里日渐稀缺的水资源是由西部无偿提供，而且，有一部分人为了保护这水源地，在没有新的生计时就放弃了传统的生计，就不要再逭染他们在如何慷慨地支援西部了。
四
到达黄河边。
汽车过一座桥。桥头写着黄河大桥。桥帮上挂满了经幡。经幡挂得太多，层层堆叠在一起，加上被雨水淋湿，再也无力在风中飘飞，使得印在幡上的祈祷文也无法上达天听，让众神听见。
就这样，我到达了达日县城。黄河边上的第二座县城。据说，进县城的这座桥也是黄河上的第二座桥。在旅馆放下行李，看见窗外的天空有放晴迹象，我赶紧出门。穿过一些升起炊烟的院落，和零零落落的狗吠，我登上旅馆后面的一座小山。
我的鼻孔中充满了青草的味道。
这时，天空中的云层裂开一道道缝隙，露出了天光。
在达日县城背靠的那道蜿蜒到黄河边便戛然而止的山梁的顶端，我转过身去，一道开阔的河谷豁然呈现。从铅云西垂的天边，黄河静静地涌流而来，被云隙中漏出的天光镀上了一层光亮。草原上，奔流而来的黄河不是一条，而是很多条，它们在开阔的谷地中犁开草原与沙滩，不断交织，又不断分开。地理学上有一个名词，把这种样貌的河道叫做“辫状河流”。但我更喜欢从书上看来的另一个说法。藏语中，草原上清澈明净的河流叫玛曲，而不叫黄河。“曲”是河流，“玛”则有多种解释。我爱的是这一种：孔雀河。这称呼，既直指高原黄河水清澈华丽的质感，更形容出了黄河漫流在草原上时如孔雀开屏的美丽形状。至少，在这一时刻，这一段的黄河真的可以称为孔雀河。
黄昏的风中，黄河闪闪发光涌流而来，直到我脚下，又被突出的山梁逼出一个大弯，擦过达日县城的边缘，继续流向东南。这时，我离阿尼玛卿雪山已经相当遥远了。黄河流经阿尼玛卿南坡后，在这一段已经变得相当阔大。它在达日县城边稍作盘桓，便继续往东，去接纳更多的水流。青藏髙原上的黄河，就这么萦回，这么涌流，就像这片髙原上的人群，那样安详，听天由命，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就像现在，我站在四合的暮色中，看黄河映射的天光渐渐黯淡，只是将其当作一股源源不绝的情感，把我充满。而黄河在草原上这百转千回，唯一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水流越发丰沛。
我再次穿过山脚下零落的狗吠声，穿过渐渐亮起来的灯火，穿过达日县城的街道，回到旅馆。
或者是刚才眺望黄河的心绪未尽，或者因为主人给我安排的房间过于宽敞，我只觉得心里空空荡荡。于是，在灯下再次展开地图，看黄河出了达日县城后继续往东，出了果洛，流到了四川阿坝，眼看就要突破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那些浅山，又突然转弯北上，进人甘肃，再突然，又折而向西，再次流人了青海，回到了阿尼玛卿山之北，继续接纳这座雪山北坡上发育的河流。
黄河绕着阿尼玛卿形成了一个美丽的II字形。
难道巨龙回头，是要绕阿尼玛卿一圈吗？
但我知道，这已经不能够了。黄河回头西行不久，就一头向下。青藏髙原东北边缘那些黄土与红土深厚的山地使它猛烈深切，陡然下陷，从此挟泥带沙，身躯日渐沉重，再也无法回到四千米左右的髙度了。
离开达日，我又折而西向。我从阿尼玛卿的北坡而来，现在要去到这座雪山的南面。仅仅过了一个短暂的晴天后，雨水又接踵而至了。我穿过那些已经无人游牧的曾经的牧场。雨无遮无拦地下着，落在草滩，落在河面，落在沼地当中那些正在重新恢复生命的湖泊上。平地而起的冷雾遮没了所有山冈。海拔计指向4600米的时候，面前的公路出现了一个分岔。车停下来，在雨刮器的吱嘎声中，司机问我，那条路通向另一个可以遥望阿尼玛卿的祭台，要不要去看看。我看着漫天迷雾，摇摇头：不去了吧。
就这样，我离开了果洛。
中午，在一个冷雨中的小镇，和几个卡车司机，在一个小饭馆里，围着一个铁皮火炉吃了一只烧饼，一碗羊肉粉汤，继续上路。那时，阿尼玛卿真的是越来越远了。我说，我还会来，一定要在一个天朗气清、艳阳高照的日子，看见阿尼玛卿，头顶冰雪冠冕，闪闪发光地矗立在蓝天下面。
下次，我来时，要把这次果洛之行的路线反转了。从南面进人，而从北面出去。这样，我就可以在青藏高原北缘的峡谷中，再次与黄河相遇，看见它如何拖着日渐沉重的身躯经过贵德，经过循化，看见它如何深切大地，开始灌溉峡谷中那些干渴的藏人的村庄和穆斯林的村庄。然后，再次离开它。
最后，我要站在兰州的黄河铁桥上，再次俯瞰它。这时，它已经灌溉过了许多村庄，也翻越了好多座水电站的大坝，滋润了许多座干渴的沉重，并接纳了很多污秽。这时，它已经完全改变了颜色，身躯沉重，穿越城市，成了名符其实的黄河。它或许已经记不起自己在草原上清澈的模样和藏语的名字。
此时，果洛与阿尼玛卿，已经像是个依稀的梦境了。
一本书与一个人
时间过得真够迅猛，这么快就被安排写回忆文章了。
专业人士都说，所有的文学写作都是一种回忆。但在写作者自己，还是因情感驱使而自动发生的事件，还是出于青春的冲动和青春的茫然，让所有生活中不可逾越与触及的东西在虚拟的文字中找到可能。现在，读了一些专业书，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在写作伊始就在回忆了，但归根结底，最初的写作，还是冲动遮蔽了所有这一切。读专业书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找到成套的语汇解释些什么。同时也有一个麻烦，当我们学会了人云亦云地解释一切的时候，曾经无处不在的冲动却消失了。所以我对进人专业性的阐释领域有种进退两难的感觉。对于一个当代作家来说，阐释更准确地说是向别人说明自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只能承认那些配搭了专业术语的句子，段落和文章有思想，所以，作家常常要摆理论家的派头。同时，自己还是相信，文学写作最有魅力的因素，并不是这些可以轻易进入阐释层面的东西。我自己就在早在的诗歌中直接写下这样的渴求：“智慧，最初的智慧，不叫思想的智慧。”
这是1986年……瞧，当写下这样年份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确实是在回忆，对自己的成长历程进行情感考古了。
还想起一个汉学家的话：“在回忆的行动中我们暗地植下了被人回忆的希望。”也就是说每一个写作者，通过回忆是在追求自身的不朽。但我怀疑自己刚开始写作时就有这样的意识，可是一想到“暗地”两个字，我的怀疑就开始动摇。
想当年加人“文学新星丛书”时，那些与我同列这个名单上的大多数人，都是相当有名的青年作家了。而我这颗“新星”还是非常喑哑的，只发表过很少一点作品，而且都是在一些非常不着名的杂志上。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省内，数上十个青年作家的名字，我的名字仍在孙山之外。
八十年代的文坛是多么喧哗啊！
那时我写诗，诗坛就更加热闹了。诗坛的喧哗是集团性的喧哗，革命和造反的喧哗。革命总跟激情与野心有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慢慢离开诗歌，开始悄悄转人小说写作。一来，是不想加人某个团体去拥戴充满领袖欲望的人；二来，喧哗太甚的结果是，主张太多就失去了主张，标准太多就失去了标准，诗歌从其看起来最繁盛之时已然开始失序与凋落。革命的成果如何是不重要的，革不革命更加重要。新创的标准符不符合根本的诗学原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能不能提出几条大胆的标准。于是，我刚开始的诗歌写作渐渐终止，然后转向了小说写作。也写得不多，都发在一些很不重要的刊物上。，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文学集会与活动，也没有打算去那些文学重镇去认识什么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就是默默读书，默默写作。我的写作始终像是对于文坛的逃离，而不是进人。
我想进人吗？也许。真要逃离吗？也许。
偶尔参加一次文学集会，也最讨厌正走红或自认走红的新秀大谈文坛逸事，大谈和一些文坛重要人物的交往。无论如何，最后还是进人了。而且是自愿进入。那一年，看到一个四川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要与北京某杂志开一个笔会，在全省征集短篇小说，经过初选的作家有机会参加这个笔会。当时手头正好有两个短篇，一篇写什么忘记了，一篇是写当时一伙人一起半夜爬上马尔康镇北面的山头去等待彗星出现。为什么要看彗星呢？所有看彗星的人都不是天文爱好者。所以要去看，是因为那颗彗星叫做哈雷。每七十六年才出现一次。也就是说，下次它再出现时，我们这伙二十多岁还觉得前程茫然的人都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中国，当你身处在一个像马尔康那样一个僻远的所在，也就跟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彗星终于出来了，我们却什么都没看见。没有观测器材。然后，一群人带着一身尘土，或者失望，或者仍然兴奋着回到了山下那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了。
我就把这样两篇小说寄给了四川作协。
信是春天寄出的，到了秋天得到通知去参加这个笔会。信不是作家协会这个机构某个下属部门寄来的，寄信人是四川作协的领导之一，当时很有名气的作家周克芹。那时，看过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没有看过他的小说，但知道他的名字。从一个农民到一个名作家，他是媒体上宣传的用文学改变命运的一个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