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任胎教育文王
周文王姬昌是周武王的父亲，管辖着周地（今陕西岐山北），他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喜欢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在位50年，为其子灭商打下了基础。
周文王之所以能成为圣贤，与他从小接受的严格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周文王姬昌的父亲名叫季历，母亲名叫太任，据西汉文学家刘向的《列女传》中记载：太任自从怀上姬昌以后，便“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其一切行动均须循礼而动，受礼节制。
怀胎7个多月后，太任移居分娩前的专门测室中，由宫廷内的乐官（太师）、膳夫（太宰）、卜筮官（太卜）分别拿着奏乐用的乐管、炊事用的斗器和卜筮用的蓍草、龟甲侍护王后，在连续3个月当中，如王后对声乐和饮食等方面的要求有悖礼法时，他们就以“不习”“不敢”之类的托辞婉言拒绝。以保证胎教能顺利地进行。
在当时，人们认为孕妇要特别注意所接触的事物，因为“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母亲接触真善美的东西，胎儿就有真善美的天性；母亲接触假恶丑的东西，胎儿就有假恶丑的天性。所以怀孕期间，妇女要做到“声音滋味，以礼节之”。
等姬昌出生了，太任在后宫挑选“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
子师、慈母、保母合称“三母”，其中，“子师，教以善道者；慈母，审其欲恶者；保母，安其寝处者。”由她们共同负责孩子德性的培养与日常起居的照料。
据史书记载，等姬昌长大一点的时候，便由德高望重的人负责教导他懂得孝、仁、礼、义，并且反复去做。
为了让他每天看到的都是正事，听到的都是正言，走的都是正道，将他周围的邪人赶走，使他的视野之内没有丑恶的行为。为了让他接触到的都是正人，又从各地挑选那些言行端方、懂得孝道的人作为他的伙伴，每天与这些品行端正的人在一起。
凭着太任严格的教育，加上自身天资极高，聪慧明圣，智力超群，周文王最终成为一代圣人。
周公锻炼成王成明君
周公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其早期封地在周，故称为周公，他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
周武王灭商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将王室成员和一些开国功臣封为诸侯，让他们建立一些小国家，来护卫周朝的中央政权。其中，周公被封在了曲阜，国号为鲁。周公为了更好地辅佐武王治理国家，命儿子伯禽代他到鲁国就封，而自己仍留在武王身边。
周武王分封诸侯不到两年就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矩，父亲死后，继位的必须是其嫡长子。但是，武王的长子成王姬诵当时还是个年幼的孩子。周公唯恐“天下闻武王崩而衅”，诸侯会乘机欺负幼主，就遵照武王的遗言而摄政，代成王管理天下大事。
与此同时，他还精心选拔德才超群的贤士，加紧对成王进行教育和培养。
这个时候，周公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等人对周公摄政很不服气，到处散布谣言说：“周公不是真心帮助成王治天下，而是想谋篡王位。”他们甚至还联合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一同造反。周公为了国家的利益亲自东征，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平定了叛乱。
到成王十多岁的时候，周公经常安排重臣陪他外出巡视，以便他能及时体察民情，开拓视野，增加阅历，以明治国之道。
有一次，当成王巡视归来时，周公又亲自出迎。这时，他见百姓们跪在道旁，恭恭敬敬地迎接成王，而成王却心安理得地骑在马上，显出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周公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上前一把将成王从马上拉下来，让他步行于市，还让他亲自扶起跪在两边的老年人。成王不解其意，问叔父说：“我是周天子，百姓跪迎是天意，这有什么不对的？”周公向他解释：“天意就是民意，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成王长大后，周公及时地将政权归还于他。但是，周公担心他年轻气盛，治国时会“有所淫佚”。又特地作了《多士》《毋逸》两篇浩文以告诫成王。
在《多士》中，周公写道：自商汤到帝乙，历朝帝王无不“率祀明德”，处处顺天意，从民心，所以国泰民安，四海平；而纣王继位后，却不明天理，不恤人情，荒淫无道，以至于君臣都有罪可诛。周文王在位时，一直是勤劳国政，太阳偏西时还来不及吃午饭，因此享国50年，老百姓也很爱戴他，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啊！
在《毋逸》中，周公又写道：时间长了，子孙很容易忘却当年的艰难，从而变得骄奢荒淫，致使家破人亡。
从前，殷王中宗“恭敬畏天命”，对百姓宽厚仁慈，不敢荒废自安，所以当政长达75年；高宗武丁，因为“久劳于外”，长年与百姓生活在一起，所以继位后能顺乎民意，努力建设国家，结果是享国55年。他谆谆叮嘱成王千万不要有“我是周天子，暂时先享受”的想法，更不能铺张浪费，随意糟蹋老百姓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如果这样做，就会失掉民心，最终后患无穷。
同时，周公又制礼作乐，这是为了更好地教育成王。礼乐的主要内容包括君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爵与谥的制度、官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思想原则、音乐及舞蹈的原则，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成王从叔父周公的教诲中受益相当大。他经常仔细阅读《多士》《毋逸》和《周礼》，认真总结殷亡周兴的经验教训，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处处为百姓着想。
通过周公的教导，成王在执政期间，进一步巩固了父王留下的基业，铲除了商朝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安定因素，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周王朝也达到了初步的兴盛。
周公告诫儿子伯禽儆德行兼备的人
伯禽是周代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周公的长子。周公经常对儿子进行细心的教育，尤其在伯禽担任官职的时候更是如此。
伯禽就封鲁地时，临行之前，周公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今王的叔父，我在天下也算是不轻不贱的人。然而我洗一次澡要三次握着湿头发出来，吃一顿饭要三次吐掉嘴中的食物，以接待贤士的来访。即使是这样，我还怕失掉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可因为自己是国君而骄傲，待人一定要有礼。”
伯禽临行时又问父亲：“请问如何治鲁？采用什么方法有效？”
周公回答说：“务在利民而不要以利民者自居。有德行的人不怠慢他的亲戚，不让大臣抱怨没被任用。老臣故人没有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
不要对某一人求全责备。”
伯禽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点头称是。周公又说：“有德行的人即使力大如牛，也不会与牛竞争力的大小；即使飞跑如马，也不会与马竞争速度的快慢；即使智慧如高士，也不会与高士竞争智力高下。德行广大者以谦恭的态度自处，便会得到荣耀。土地广阔富饶，用节俭的方式生活，便会永远平安；官高位尊而用卑微的方式自律，便更显尊贵；兵多人众而用畏怯的心理坚守，就必然胜利；聪明睿智而用愚陋的态度处世，将获益良多；博闻强记而用肤浅自谦，将见识更广。
你牢记这些并时时执行，才能治理好鲁国。”
于是，伯禽牢记父亲的教导，来到鲁国后努力发展生产，教育人民遵守礼仪规范，寻访天下贤士，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得到了天下人的称赞。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是周穆王的后代，他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家里生计，管仲先与好友鲍叔牙合伙经商，不久后两人又从军，到齐国后，两人各自辅佐一位齐国国君的儿子，后来鲍叔牙辅佐的公子小白即位，谓齐桓公，经鲍叔牙力荐，管仲被拜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管仲传世有《管子》一书，其中有《弟子职》一篇，此书虽明定为管仲作，但据后代学者考证，《管子》一书并非管仲所作，应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托名管仲所作，但其中的教育子女及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却是管仲所一直倡导的。清代学者洪亮吉认为《弟子职》“乃古塾师相传以教弟子者”，清代学者庄述祖也认为是“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
《弟子职》是一份非常真实、非常完整、非常宝贵的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的文献。《弟子职》记录了弟子事师、受业、馔馈、洒扫、执烛坐作、进退之礼，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第一份详明而完备的学生守则。
《弟子职》重视对学生各个方面的教育，包括从善、义、性情温顺孝悌、心智行为必须正直，出外居家要遵守常规，容貌端庄整齐、内心必须符合规范、朝暮学习；在道德修养上，要求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风，以此促进他们的学业发展。
全文自始至终体现着尊师的精神：
学生早起要为先生准备用具和水，使先生起床就能洗浴；吃饭时要请先生先吃并注意观察；学生有问题要先举手；先生下课离开教室弟子要起立谢意等，无不体现着弟子们对老师的尊重和恭敬。
虽然《弟子职》产生于距今2000多年前，但是它对后世甚至现代的家庭教育思想、学校教育观念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强调了孩子的职能就是学习，要将其贯串于整个生活之中。
并号召全社会要尊师重教。
颜征在教育孔子成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在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25公里尼山附近），殁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曾亲自删削编定《诗经》305篇，被尊为“圣人”。他的弟子根据他的思想编撰了《论语》一书，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巨大。
孔子一生的成就和母亲颜征在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颜征在17岁的时候嫁给66岁的叔梁纥为妾，后生孔子。当时，叔梁纥的妻子施氏生有9个女儿，一妾生一子孟皮。就在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去世了，于是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于是，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这时候，对孔子和孟皮的教育重任就完全落在了母亲颜征在身上。幸运的是，孔子天资聪颖，母亲教给他学的东西可以说是过目不忘。当孔子6岁的时候，孔子在母亲颜征在的教育下自幼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演习礼仪（《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的小小举动，母亲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于是，颜征在先是从语言上有意明确引导儿子的某种发展方向，她知道学习的最好导师在于兴趣，就开始观察孔子喜欢什么。由于孔子住的地方与宗府相离不远，每到祭礼举行时，颜征在都会想办法让孔子和孟皮前去参观。祭祀的仪式冗长乏味，围观的人们渐渐都走了。孟皮也不耐烦，可是孔子看得是津津有味。
回去后孔子便迷上祭祀，每天用收集起来的盆盆罐罐来逐节戏演，寻找利用一切可利用之物来模仿祭礼，也有上香、献爵、奠酒、行礼、读祝、燔柴。母亲便问他是不是想当郊祭大典的庙官。孔子说：“我不作庙官，我要像父亲那样做个人人敬仰的大夫。”
母亲好奇地问：“既如此，又为何每天认真地陈俎豆、设礼容呢？”
孔子回答说：“没什么可学的，我只得做陈俎豆的游戏了。”颜征在突然间觉得儿子长大了，就问他：“你也想读书吗？”
孔子很兴奋，说：“当然想了，母亲肯教我吗？”于是颜征在当夜准备了100多个“蝌蚪字”，作为儿子一个月的课程，可是只用了一上午孔子便背得滚瓜烂熟，颜征在又写了一些，孔子很快又记住了。不到半月，颜征在已经力不从心，便让孔子和哥哥孟皮一起到官学读书。
官学是官府设立的学校，所收的学生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人家的子弟。
颜征在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贫，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因为叔梁纥曾经是陬邑大夫，因此其子弟具有进入官学读书的资格。那时，一般百姓家的子弟是没有资格走进学校接受教育的。
孔子上学之后，颜征在很害怕儿子失去学习兴趣。所以，她直截了当地对儿子说：“儿啊，你要知道，真正做了学生就不可以再贪玩了！”小小的孔子似乎理解了母亲的话。这既让孔子没有了偷懒的退路，又更加激起了孔子对学习的向往。在这个基础上，颜征在又在教学工具的使用和教学模式的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工夫。
三年平淡的日子很快过去了，这个时候孔子已经9岁了。有一天，孔子阴沉地对母亲说不想上学了，颜征在惊问其原因，孔子不满地回答：“老师每天只教那么一点点，我早读熟了，让他多教一点，他不但不教，还拿言语奚落我。”母亲一听就明白了儿子的求知欲望是无止境的，知道老师的能力与知识有限，已不能满足儿子。
颜征在就想到了父亲颜襄。
颜襄是当时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有很多学生，颜征在向父亲颜襄说明情况，颜襄素来也喜欢这个天资聪颖、好学不倦的外孙，于是收下了这最后一位弟子，倾尽自己的才学教授他。
颜襄先从大处引导孔子，给孔子讲述三皇五帝的治世大道，并勉励他做个君子时，孔子有点不明白地问：
“怎样才能做个君子呢？”颜襄说首先是做人，他告诉孔子说：“君子有三思，一是年少不勤学，年长一无所能；二是年老不讲学，死后无人纪念；三是有财不布施，穷了无人救助。”
孔子认真地记了下来，颜襄又说：
“为人之世，首先要做个君子。当然，做君子不仅仅是刚才说的三思，更重要的是在德行上严格规范自己，以自身的学识服务社会，教诲万民，做个顶天立地的人物。将来你出仕为官的时候，应近守文、武之法，远宗尧、舜之道顺天时，察地理，小则可以教民安身，大则可以治国安邦。”孔子又记了下来。
颜襄说君子还要能出仕。他说：
“若你将来能出仕，居高位，掌国政，应当远宗尧舜的道理，近守文武的法则，顺着天时，察看地理，小则可以教民安乐。大则可以平治天下，自可是顶天立地的大圣人。”
颜征在非常赞同父亲的教育观点，并根据他的思想在生活中教育孔子。
颜征在给了孔子一捆发黄的竹简，上面是孔子先祖正考父的“一命而缕、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颜襄解释道：“这是你的先祖正考父畏佐宋国三化国君，三次受命，一次比一次谦恭、俭朴的情景。”孔子慢慢将那竹简卷起，紧紧贴在胸前，此时，他为自己的先祖拥有如此的高尚品德而骄傲。
正是良好的家教，使得孔子具有了圣人的思想，终成儒家创始人。
在孔子17岁的时候，其母亲颜征在去世了。孔子牢记母亲和姥爷的教诲，以后到处讲学，把自己的思想传给了好多弟子，留给了后人。
孔子教子学诗礼
孔鲤墓（宋徽宗时，孔鲤被封为泗水侯）相传大教育家孔子有3000子弟，其中有72贤人。《史记》上说：“孔子以《诗》《礼》《乐》教弟子。”说明“诗”和“礼”都是他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其实他在家教上也是如此。
孔子19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为孔子生下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