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差们快乐而努力地工作着。公司安排每两天轮一次晚班，直到公司关门才能下班。如果值班，我很少能在深夜11点前到家。不值班的时候，我可以6点下班。这样，我根本没有时间来充实自己，更不可能从家里拿钱买书。然而，感谢上帝的眷顾，一扇文学宝库的大门向我敞开了。
詹姆斯·安德森上校（当我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愿上帝保佑他）宣布，他要向孩子们开放他拥有400册藏书的私人图书馆，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在周六下午去那儿借一本书，看完后下周六再来换一本。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不久后提醒我，安德森上校的书首先是向“工作的孩子”开放的，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像信差、店员还有其他并非在工厂劳动的人，是否也有资格借阅。我给《匹兹堡快报》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不应该把我们排除在外，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媒体。虽然，我们现在做的不是体力劳动，但我们也是真正的劳动者，而且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以前也曾做过。亲爱的安德森上校很快扩大了借阅范围，作为一个投稿人，我的第一次表现是成功的。
我的好朋友汤姆·米勒住在离安德森上校家很近的地方，他把我介绍给了安德森上校。自此后，就好像为黑暗中的我开启了一扇窗户，知识之光从窗外透射进来。每天的辛苦奔波，甚至是长时间的值夜班，都因为有书的陪伴而变得轻松且充满希望。我把书带在身边，一有空闲就抓紧时间阅读。每当想起周六又能拿到一本新书，就觉得未来充满了光明。就这样，我熟读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对班克罗夫特的《美国的历史》，我最感兴趣，研读得比其他任何一本书都要仔细。兰姆的散文我也特别喜欢。但在那个时候，除了教科书上选的几篇文章，我对大文豪莎士比亚知之甚少，对他的兴趣是稍后在匹兹堡古老的剧院里培养起来的。
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威尔逊，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们圈子里的成员——他们和我一起享有安德森上校图书馆的借阅权，那些在其他地方我不可能借到的书，安德森明智慷慨地借给我们，这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幸亏他，我的文学品位得以提高，即使别人用几百万元，我也不愿与之交换，没有书的日子是难以忍受的。由于上校的善举，我和我的同伴们远离了低级趣味和一些陋习。后来，功成名就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的这位恩人建一座纪念碑。
纪念碑坐落在我为阿勒格尼捐建的礼堂和图书馆前，它位于钻石广场，碑文如下：
献给詹姆斯·安德森上校，宾夕法尼亚西部免费图书馆的创建者。他每周六下午将自己的图书馆向打工的孩子们开放，并亲自担任图书管理员。他不仅把他的书籍，而且还把他自己都奉献给了这一高尚的事业。立碑人安德鲁·卡内基，是这些打工的孩子们中的一员。是他为我们打开了知识和想象的宝库，让年轻人可以从中获益。以此来纪念詹姆斯·安德森上校。
和他的作为比起来，这份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只是聊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对于安德森上校为我和我的同伴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深怀感激。据我自己早年的经历，我很清楚，金钱应该用来帮助那些天资聪颖、胸怀抱负、有发展前途的孩子，建立社区公共图书馆，并作为一项市政府的机构来支持，让孩子们从中受益。我相信，我建立的那些图书馆，将来会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假如，每个图书馆有一个孩子能从书中收获我从安德森上校那400本旧书中受益的一半，我就认为那些安德森上校，首位免费开放私人藏书的创始人。正是他的无私让卡内基及同伴接触到另一个世界，脱离低级趣味。卡内基后来专门在阿勒格尼捐建了礼堂、图书馆，并为他立了纪念碑。
“苗不正，树不直。”我庆幸，在一个正确的时间，这扇知识宝库的门向我敞开了。（读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它能告诉你一个道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年轻人必须靠自己获得知识，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许多年后，我欣喜地发现，在丹佛姆林，包括我父亲在内的5位纺织工，收集了他们各自的一些书籍，曾在那个小镇上建起了第一个流动图书馆。
那座图书馆的历史很有趣。从它创办以来，就搬来搬去，换了不少于7个地方。第一次是从手工织布店搬到休息室，他们5个人用围裙和两个煤桶装着运送过去。父亲是家乡首座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而我又非常荣幸地成为最近一个创办者，这确实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公共演讲中，我常常提到我是一个曾创办过图书馆的纺织工的后代，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出身值得我与之交换了。不知不觉地，我继承了父亲创办了图书馆的传统——几乎可以说是天意——这样的父亲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个原因。
我曾说过，是剧院首先激发了我对莎士比亚的喜爱。我做信差时，匹兹堡的老剧院在福斯特先生的掌管下，正处于鼎盛时期。福斯特先生的电报是免费的，作为回报，电报工作者有时可以免费进剧院看戏。这种特殊的待遇，信差有时也可以享受到。有时候，下午收到给福斯特先生的电报，我们会留到晚上再送去。在剧院门口，我们羞怯地请求，是否可以让我们悄悄地溜到二楼去看一眼，这个要求一般都会得到允许。孩子们轮流送信，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剧院看戏。
通过这种方式，我渐渐熟悉了绿色帷幕后面的那个世界。通常，那些上演的戏剧场面都很壮观，虽然没有太多文学色彩，但也足以吸引一个15岁的年轻人。在那里，我不仅看到了壮观宏伟的场面，还看到了美好温馨的一幕幕情景。在此之前，我从没去过剧院或音乐厅，也没见识过任何形式的公共娱乐表演，大卫·麦卡戈、哈里·奥利弗、罗伯特·皮特克恩也和我一样。我们都成了戏迷，热切盼望着每一次进入剧院的机会。
我的鉴赏力的改变，缘于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悲剧演员“狂风”亚当斯的表演。当时，他在匹兹堡出演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系列角色。从那以后，除了莎士比亚，我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我几乎能毫不费力地记住他的台词，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语言有这么大的魔力。我一有空就会想起那些韵律和音调，它们已经融入了我的身体，一经召唤就会跑出来。这是一种新的语言，我对其鉴赏力的提高确实应该归功于戏剧舞台表演，直到看过《麦克白》的演出，才激发了我对莎士比亚的兴趣。我以前从没读过这些剧本。
后来，我通过《罗英格林》认识了瓦格纳。在纽约音乐学院，我听了《罗英格林》的序曲，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当时对瓦格纳一点也不了解。他真是一位有别于前人的天才，对我来说，他像莎士比亚一样，是帮助我向上攀登的又一阶梯和朋友。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这段时期的另外一件事情。从阿尔勒格尼来的一些人（大概总共不超过一百人）组织了一个斯韦登伯格社团，我们的美国亲戚是这个社团里的一位活跃分子。父亲离开长老会后加入了这个社团，当然，我也被带到了那里。然而，母亲对斯韦登伯格社团没有什么兴趣。虽然母亲一直以来尊重各种宗教，反对任何宗教争端，但她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她的态度用孔子的一句格言来解释最恰当不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母亲鼓励我们这些孩子们参加教会和主日学校，但不难看出，她并不信奉斯韦登伯格的教义以及《旧约》和《新约》中的许多条文，她觉得这些东西是虚无的，根本不能作为我们生活行为的指南。我开始对斯韦登伯格的神秘学说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虔诚的艾肯特姨妈对我能详细阐释“灵感”的本领大加赞赏。那位可爱的老太太天真地期盼我有朝一日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盏明灯。也许正如她所想，我可能成了她所谓的“传播信息的人”。
当我对神学越来越怀疑时，姨妈对我的期望也慢慢减弱了，但是姨妈对我的关心和疼爱从未减少，我是她的第一个外甥。在苏格兰时，她还曾经把我抱在膝盖上逗我玩。她曾希望我的表兄利安得·莫里森能通过斯韦登伯格得到一些启示，然而表兄成了浸信会的一员并接受了洗礼，这对一个福音传道者来说太难以接受了。她感到很绝望，尽管她应记得她的父亲过去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在爱丁堡还经常为浸信会成员讲道。
利安得改变教派后的第一次拜访，没有得到热忱的接待。他意识到，他在通往新耶路撒冷的入口——斯韦登伯格前的退却，使他的姨妈——这位最虔诚的信徒——认为他让家庭蒙羞了。他开始恳求道：
“姨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严厉呢？你看看安迪，他也不是教会成员，你并没有责骂他。再说，浸信会也不见得比其他的宗教要不好。”
姨妈快速回答说：
“安迪！噢！安迪，他什么也没穿，而你却穿得破破烂烂的。”
他从来没有在宗教立场上和可爱的艾肯特姨妈完全保持一致。我也是，变得与任何教派都不相干。但是，利安得还是选择了一个教派，只是一个和新耶路撒冷无关的教派而已。
斯韦登伯格社团的唱诗班，让我开始对音乐产生了兴趣。我们从宗教清唱剧中精选出一些片段，作为该社团赞美诗集的插曲。我对这些音乐有着本能的喜爱，虽然我的嗓音并不好，但是在演唱时我投入了真挚的“感情”，最后还成为了唱诗班的固定成员。我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指挥科森先生经常会因我在唱诗班中表现出的热情而原谅我的不合拍。一段时间以后，我渐渐熟悉了完整的宗教清唱剧。当时，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能喜爱那些在音乐圈里被认为是汉德尔音乐作品中的精华选段，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啊。所以说，我的音乐教育是从匹兹堡的斯韦登伯格社团的小唱诗班里开始的。
当然，我也记得，父亲曾把苏格兰本土非常优秀的吟游歌曲拿来演唱，那悦耳的歌声为我的音乐教育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对于苏格兰老歌，我没有不熟悉的，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要想达到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高度，民歌也许是最重要的基本功。父亲是我所见过的音色最悦耳、最富有感染力的歌唱者，我也许继承了他对音乐和歌唱的那份热爱，只是我没有他的好嗓音。这时孔子的感叹常常会在我的耳边响起：“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这段时期，有一件事显示出父母的宽容大度。作为信差，我平时没有休假日，只在夏季例外，会给我两周的休假。这时，我就去俄亥俄州东利物浦的姨父家，和表兄弟们一起在河里划船。我也非常喜欢滑冰，冬天，我家对面那条河里的水结冰了，很美。厚厚的冰成为溜冰的极佳场地。周六晚上回家后，我向父母提出一个请求：我是否可以在周日早上早点起床，在去教堂前先去溜会儿冰？对一般的苏格兰父母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母亲对此态度开明，说我想玩多久就可以玩多久。父亲则说，他相信出去溜冰没错，但他希望我能及时回来和他一起去教堂。
我猜想，在今天的美国，1000个家庭中有999个家庭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或许大多数英国家庭也会这么做，但当时在苏格兰却不大可能。今天，人们认为安息日最主要的意义是去参观画展和博物馆，去享乐，而不是去为多半都是想象出来的过错忏悔，他们的想法并不比40年前我的父母进步多少。我的父母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传统局限，至少在苏格兰人中间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允许我们在安息日去愉快地散步或者读一些与宗教无关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