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克利夫峡谷转交给信托公司管理已经有12年了，毫无疑问，皮特克利夫公园一直都很受人们欢迎。公园每天都向公众开放，这里鲜花盛开，孩童嬉戏，人们在这里总能找到快乐。如今，峡谷还吸引了周边城镇的居民前来游玩。信托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将峡谷打理得非常成功，完全符合当初契约书上提出的管理要求：
要给丹佛姆林广大劳动者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带去更多“甜蜜和欢乐”，要带给他们——尤其是那些孩子们——更多的欣喜和幸福，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让家乡的孩子在若干年后，无论离家多远，都能回想起这段快乐幸福的童年生活。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些，那就是成功；如果不能，那就是失败。
因为这段文字，我与加拿大前总督格雷伯爵结下了友谊。当时，他写信给罗斯博士：
“我要认识一下今天早上《泰晤士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
我们在伦敦见面了，当时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今天，格雷伯爵也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一个1000万美元基金会的理事。
就这样，皮特克利夫峡谷成了我至今最得意的一项公益捐助。上天是公平的。我作为当年激进派领袖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贝利·莫里森的外甥，我那高尚的父亲和英勇的母亲的儿子，终于站起来“赶走”了原来的地主，成为这里真正的主人，并把峡谷和公园永远地交给了丹佛姆林的人民。这是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不是空中楼阁或虚构的小说能与之相比的。似乎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掌控着这一切，我仿佛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轻轻低语：“你的一生没有虚度——完全没有。”这是我今生最大的骄傲！我认为这个项目与我其他所有的公益捐助都不一样。真的是时代不同了，可以使我们一洗以前的耻辱。
我退出商界从事慈善工作至今已有13年。如果我赚够了钱就回家养老，就此停步什么也不做的话，那么我永远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我有读书写作的习惯和爱好，有时也喜欢作些演讲，还有经商时认识了一些有教养的朋友。退出商界这些年来，我始终没有亲自去工厂看过。唉，这让我想起许多以前的朋友。如今，他们已所剩无几了，只有一两位老友还能亲切地叫我“安迪”。
每年举行一次聚会，这是卡内基最快乐的事。
然而，千万不要认为我会忘记那些年轻的伙伴，相反，他们对我非常重要，他们支持我，帮助我适应新的环境。此外，他们成立了卡内基退伍军人协会，一直到最后一名成员去世才解散，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在我纽约的家中，我们每年举行一次聚会，这是我们最快乐的一件事——这份快乐延续了一年又一年。有些退伍军人特意远道而来出席这一聚会，大家聚在一起是我此生最大的快乐之一。我对他们有着兄弟般的感情，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的心总是向着他们。我在祝福中提及过，我在沉思中也思考过，我对自己说：“我宁愿，把财富全部分给需要帮助的人，也不愿成为百万富翁。如果不捐助的话，我的财富会是他们的1000倍。”
我们夫妇俩有幸结识了许多绅士名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兄弟们”的喜爱。妻子和我的态度一样，她把我们纽约的新家称为首届退伍军人聚会地。“朋友的第一次聚会”是她的口头禅。他们推选我的妻子为第一位名誉成员，我们的女儿是第二位名誉成员，这不是徒有虚名。在我心里，他们是可依靠的。虽然我是长者，但我们在一起就像“兄弟”一样。彼此间充分的信任和共同的目标，让我们产生了深厚的手足之情。我们先是朋友，然后才是合作伙伴。45位合作伙伴中有43位一直在一起。
还有一件年度大事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享受，那就是在我们家举行的文学聚会。聚会是由我的好朋友，《世纪》杂志的编辑理查德·沃森·吉尔德先生主持组织的。他负责策划，从年度贵宾的着作中摘录一些句子写在每位宾客的卡片上，结果颇受大家欢迎，也给聚会制造了很好的现场气氛。来宾们非常高兴有机会发言。约翰·莫利是我们1895年的主宾，每只盘子的卡片上都摘录了他的文字。
有一年，吉尔德很早就来到了晚宴现场，准备为宾客们安排座位。不过座位已经安排好了，他走过来对我说，他看了一下座位的安排，发现约翰·柏洛兹和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的座位紧邻着，而当时他俩正为鸟兽的习性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两人的观点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肯定会让冲突加深。吉尔德建议不要把他俩的座位安排在一起，他把这两个人的座位分开了。我当时没说什么，而是乘他不备，悄悄地溜进餐厅，把座位卡又换了回来。当吉尔德看到这两个人紧挨着坐在一起时，非常惊讶，结果当然如我所料，他们和解了，并且在聚会结束时已经成了好朋友。古语云：“如果你想要做一名调解者，就必须把双方同时安排在一个文明的场合下。”
柏洛兹和西顿都非常感谢我为他们设的这个“圈套”。事实上，我们讨厌对方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经常邀请你的对手共进晚餐，甚至恳请他不要拒绝，这无疑是很好的和解方式。双方由于缺少见面与沟通，又过多地听了他人的一些意见，结果大多数争端会变得更加激烈。一切都能解释清楚的，但他们根本没有明白对方的意图。聪明的人会主动握手言和，与对方成为朋友。而固执的人会拒绝这么做，这当然是他的不幸。（失去一位朋友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弥补的，即使那位朋友对你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可他仍然是你曾经的一位密友，随着岁月的流逝，朋友们也会一个个离你而去。）
一个人如果希望人人都能得到幸福，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排除困难，那么他会觉得自己也是幸福的。因为朋友的名誉受损，有人会不愿意再与之交往。对于这些人，我们当然会觉得遗憾，非常遗憾，遗憾的是你失去了一位朋友，因为真正的友谊需要用心培养，这样才会渐渐发现对方的优点。
当友情开始凋落枯萎
相互之间就会变得客套生分。
从前的亲密无间可能会一去不返，但彼此都祝愿对方幸福。
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赞成我退出商界，只有马克·吐温给了我鼓励。有一次，当各大报纸谈论我的财富时，他给我发来下面这封短信：
亲爱的朋友：
这些天，你似乎很受欢迎。你能借15美元给一位你的崇拜者买一本赞美诗集吗？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上帝会保佑你的。我知道你会的，这也是我希望的。这笔钱不会被挪作他用。
你的马克
又及：不要直接寄赞美诗集给我，只要寄钱。我自己去挑选。
他在纽约生病期间，我常常去看望他。我们在一起非常愉快，他即使卧病在床，也如往常一样机智风趣。有一次我在去苏格兰之前，专程前去与他道别。我起程后不久，“大学教授养老基金会”在纽约宣告成立。我一到苏格兰，马克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致圣安德鲁”，下面我引用一段：
你可以拿走我的光环。如果你能告诉我，当你在我床边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就可以得到它。这是由纯锡制成的，一旦它掉下来你要负责。
熟悉克莱门斯先生（马克·吐温）的那些好友都说，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乔·杰斐逊是唯一能向他的孪生兄弟谦让的人，他俩魅力相当。另外，“瑞摩斯叔叔”（乔尔·钱德勒·哈里斯）、乔治·W．凯布尔、乔希·毕林斯也都很有魅力。这样的人不管在哪里都会给周围的朋友带来快乐。他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有欢乐。正如里普·范·温克尔所说的：“所有的快乐极为相似，而不幸却各不相同。”他们每个人都热情、无私。
公众只知道克莱门斯先生幽默的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他对社会政治问题有着坚定的立场，是一位非同寻常的道德勇士。例如，他对阿奎纳多受骗被俘一事的批判，尖锐深刻，利笔犹如钢刀。朱尼厄斯（1769年至1772年间在伦敦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抨击英内阁文章的不知名作者的笔名）与之相比要逊色得多。
马克·吐温70岁寿辰的庆祝大会与众不同。与会者大多是文学界人士，但马克不忘邀请大富豪H．H．罗杰斯先生。罗杰斯先生是一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两人是患难之交。毫无例外，庆祝大会上，文学界人士的发言重点多集中在文学领域。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关注一点，那就是我们这位朋友的英雄之举就像他的作品一样将会万古流芳。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和他有着相似之处，我们的这位朋友和司各特爵士一样，由于合伙人的过错而破产了，变得一蹶不振。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路平坦、轻松，是条捷径——也是合法的，只要交出所有的财产，宣布破产，这样他就没有债务了，然后就可以重新开始。另一条路漫长、艰难，而且枯燥，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问题不是要对债主负什么样的责任，而是要对自己负什么样的责任。”他的决定是：
问题不是对债主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
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许多次考验，只有在危难时刻才能判断他们是渣滓还是金子，才能证明他们的真正品性。我们的朋友纵身跳入燃烧的熔炉，尽显英雄本色。他把通过全球巡回演讲得来的全部收入都用来偿还债务。“马克·吐温，一个幽默的家伙。”这是公众对他的普遍评价，但同时克莱门斯先生还是一位英雄般的人物，他和瓦尔特爵士一样都是最优秀的人。
他有一位好妻子，像天使一样始终支持着他，陪伴他周游世界，使他能像瓦尔特爵士那样战胜一切。他总在好友面前说起他的妻子。克莱门斯夫人去世后，我去看他时，他对我说的那三个字，让我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辛酸悲痛。
他握着我的手一动不动，谁也没先说话，突然我感到手被握得更紧了，他颤抖着说：“家毁了，家毁了。”然后依旧是沉默。许多年后，当我写到这里，仿佛仍然能听到那几个字，我的心也不由得伤感起来。
与祖辈比起来，今天的我们是多么幸运啊！如果生活是公正的，我们将无所畏惧。
做一个诚实的人吧，时时刻刻保持着真诚，不要欺骗任何人。
世间有太多的不公平，永远处于无止境的惩罚中，终有一天磨难会结束，撒旦也将从此退缩。
1898年6月，卡内基以85000英镑的高价买下了占地约22000英亩的斯基博。他请了着名的建筑设计公司打造他的这个梦中城堡。在整个工程中有两大重点，一个是前厅的管风琴，另一个是拥有70000本藏书的私人图书馆。每当卡内基家来了客人时，管风琴师就会列队演奏。附近有公园，有可供垂钓的沼泽湖，有海。1900年到1903年间，卡内基又花了近100000英镑，在豪宅附近建了一个大理石游泳池。这个城堡可谓是最后一个着名的苏格兰男爵城堡了。卡内基一家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