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孩提时代那些联想所带来的影响，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敬重那些并非通过捷径而成名，并由此获得公众尊敬的任何特权阶层或个人。（一个人如果仅仅依靠血统或门第，免不了有人会在背后讥讽——“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干不了，不过是碰巧出生在一个好家庭，一个徒有虚名的冒牌货；他们家真正有成就的人还像土豆一样，埋在地下呢。”）我真不知道，如果这个世界有些人生来就享有特权，一个真正有才智的人该怎么生存！特权不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那几个能够确切表达我义愤的词句：
曾经有个勃鲁托斯，他难以忍受魔鬼，要像国王一样永远控制罗马。
但是，国王就是国王，并非只是个影子，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继承得到的，我只是在回应在家里所听到的一切。
丹佛姆林长期以来享有盛名，或许是因为它的激进思想，虽然我知道苏格兰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也颇有名气。在我所提及的那个时代，丹佛姆林的人大多是小手工业者，大都拥有一台或者更多的织布机，他们不用被固定时间所束缚，工作是计件制的，他们从大的制造商那里分包下来，然后在家里完成。
这是一个充满强烈政治激情的时代。在整座城镇里经常可以看到，午饭后的小憩时间，系着围裙的男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谈论时政。休姆、科布登、布莱特等人的名字常被大家提起。尽管当时我还小，却经常被吸引到这个圈子里，成了一名非常认真的听众，人们谈话中有一个一致的倾向：要求变化。市民们组织了集会，征订了一些伦敦的报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向人们诵读报上主要社论的，是镇上的一位牧师。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也是常客，他们读过文章之后，都要发表评论。这样的聚会是激动人心的。
这类政治性的集会时常举行，这也是人们所期待的。我家和其他所有家族成员一样，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也经常参加这样的集会。我的一位叔叔和父亲经常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们拥有不少听众。记得一天晚上，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从听众的夹缝中挤了进去，一阵喝彩声传来，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我抬头看着这位将我夹在他双腿之间的人，告诉他，演讲者是我的父亲，他就把我举了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一场由约翰·布莱特主讲的集会，他发表演说支持J．B．史密斯成为斯特灵区自由党的候选人。回到家里，我对布莱特先生不恰当的措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他提到“许多人”（“men”），其实他当时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他不像我们苏格兰人——习惯加上一个重要的“a”。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毫无疑问地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小共和主义战士，我的口号就是“消灭特权”。当时，我并不知道“特权”的含义，但我的父亲知道。
我的姨父兰德最精彩的一个故事也同样与J．B．史密斯有关，史密斯是丹佛姆林议会会员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兰德姨父是他的委员会成员，一切进展得很顺利，直到史密斯被宣布是一个“神教徒”。选区主持人这样问道：“你会投票给一个神教徒吗？”场上一片沉默，坎内·希尔村的史密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名铁匠，他宣称绝不会投票，兰德姨父向他表示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商谈。
“先生，我不会投票给神教徒的。”这位主席说。
“但是，”我的姨父说，“竞争对手是一个基督教徒呢。”
“该死。”主席如是回应。
而后，铁匠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微弱的过半数优势在选举中胜出。
从手工织布机变革到蒸汽织布机，对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工业革命，仍然用传统的方法艰苦奋斗。他的织布机大大地贬值。在任何紧急时候，都需要有永不言败的力量，这时我的母亲站了出来，她努力挽救家庭的命运。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以增加收入，尽管收入微薄，但在当时足以维持我们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从那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贫困的含义。糟糕的日子来临了，当父亲带着最后一批纺织品见一位大制造商时，我看到母亲焦急地等待他回来，她想知道父亲是否接到了新的活儿，还是将面临着无事可做的日子。虽然正如伯恩斯所说，我的父亲“不卑劣、不可耻”，他只是“乞求上帝给他一份工作，可以生活”，但父亲回来时的样子，我永远记在心中，并隐隐作痛。
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改变这一切。然而，和许多邻居相比，我们并没有因为贫穷而降低生活水准。我不知道贫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母亲也没有把握，但她尽可能让她的两个孩子穿得干净整洁。
我的父母不经意间说过，他们不会主动送我去上学，除非我自己要求。后来，这个承诺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因为我长大后丝毫没有想要上学的意愿。他们请校长罗伯特·马丁先生对我多加关照。有一天，马丁先生带我去远足，同去的还有已经在马丁学校入学的一些伙伴。此后不久，我要求去马丁学校，父母非常高兴。不用说，他们同意了我的请求。那一年我已经8岁了。后来的经验告诉我，对任何孩子来说，在这个年龄上学还是不算晚的。
校园生活让我感到非常快乐，如果有什么事情妨碍我去上学，我会很不高兴。只是，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因为我早上的任务是到摩迪街最前面的一口井里打水。水量不足，断断续续的。我们还不能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抢着打水，所以有时快熬到中午才能打到水。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在井边围坐成一圈，她们在前一天晚上就放了不值钱的铁罐排成一队，以保证她们先来后到的顺序。可以想象，我会因此而与这些老妇人据理力争，因此她们称我为“坏小子”。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此后也一直伴随着我，无法改变。
正是因为要做这些事情，我上学经常会迟到，幸亏校长了解其中的原委，并给予我以谅解。通过同样的关系，我有了一份放学后去商店打工的活儿。回顾那段岁月，我对自己非常满意。因为我在10岁的时候就对父母有用了，成了他们的好帮手。不久后，我接受很多人的委托，替他们保管与商店有业务往来的账目，慢慢地我对业务熟悉起来。就这样，在孩童时期，我对生意上的事就有了一定的了解。
然而，校园生活中也有一件让我苦恼的事，男同学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宠儿”，走在大街上，也会有人大声对我喊这个讨厌的绰号。我不清楚这个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很大的羞辱。正是因为这样，我也没能回报这位好老师——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满怀歉意，我很遗憾，在他生前我再也没有机会做更多的事情来报答他了。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对我影响至深的兰德姨父——乔治·兰德的父亲。父亲总是在纺织店里一刻不停地工作，每天的空闲时间很少，也无暇照顾我。姨父是希尔街的一家商店的店主，因此并不是太忙。那里是贵族店长的聚集地之一，在丹佛姆林，由各种不同等级的贵族担任店主。我刚上学不久，斯通姨妈过世了，这对兰德姨父打击很大，在他的独生子乔治和我的友谊中，他才找到了一些慰藉。他对付小孩子自有一套办法，也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记得其中有一件事是，他给我们讲英国历史时，让我们想象每一个国王在房间墙上的某一个地方，然后他表演那些他熟悉的画面，以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直到今天，在我的印象中，约翰国王就坐在壁炉架上面签署着文件，维多利亚女王的膝盖上抱着她的孩子，正坐在门后。
多年之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找到了历代国王的名册，这才将姨父没讲的那部分补全。在威斯敏斯特小礼拜堂里有一张停尸桌，据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曾经在此停放过。在这份国王的名册里，有一位是姨父最景仰的重要的共和主义君主，他写了封信给罗马教皇，通知教皇，假如他不停止对新教徒的迫害，“在罗马教廷将听到大英帝国的炮声”。无疑，我们认为用“领袖”来形容克伦威尔是恰当的，他在我心中是一位英雄。
从兰德姨父那里，我了解了苏格兰的早期历史——关于华莱士、布鲁斯、彭斯、布兰德·哈里、司各特、拉姆齐、坦纳希尔、霍格、费格森。坦诚地说，彭斯的作品点燃了我对苏格兰的爱国热情，并贯穿在我的整个生命中。华莱士理所当然是我们的英雄，他身上集中了所有的英雄特征。令人伤心的是，有一天，学校里一个淘气的大男生告诉我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于是我就去找姨父寻求帮助。
“这算不了什么，奈格，如果把苏格兰铺展成英格兰那样的平地，苏格兰就会大得多，但是你能把苏格兰展开吗？”
噢，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回答是剂良药，安慰了我那颗受了伤的爱国之心。后来，我又被英格兰人口众多的问题困扰，再次去找姨父请教。
“是的，奈格，7∶1，但是在班诺克本战役中比例更悬殊。”（班诺克战役中，苏格兰人以少胜多，打败了英格兰军队）于是，我心里又高兴起来。高兴的是英国人越多，我们越光荣。
有一句至理名言：“战争会繁殖战争。”每一场战争都为将来的战争播下了种子，因此，许多国家世代为敌。苏格兰男孩的经历，美国男孩同样有。他们也读过华盛顿和福格谷的故事，读过黑森人受雇佣去残杀美国人的历史，因而他们会憎恨英格兰人。我和我在美国的侄子都受过这样的教育。苏格兰是正义的，但是英格兰要打苏格兰，是不道德的。两个民族的偏见根深蒂固，可能会延续很久。
兰德姨父经常带客人到家里来，因为他说这样能让我和多德或哭或笑，或是捏紧我们的小拳头准备开战——总之，就是通过诗歌的感染力来影响我们的情绪：华莱士被出卖的故事是他的一张王牌，凭借着这张王牌，他每次都能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哭泣。毋庸置疑，这个故事不时得到新的修饰和润色，我姨父的故事从来不需要司各特所给予的“帽子和拐杖”，但它永远都那么有吸引力。英雄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奇妙啊！
在海尔街，我跟姨父和多德在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光。因此，我与多德之间结下了终生的兄弟情谊。这里人总是叫我俩“多德”和“奈格”，小时候，我不会喊他“乔治”，他也不会喊我“卡内基”，我俩总是相互称“多德”和“奈格”这个昵称，没有其他名字能够代表这份亲昵。
从海尔街的姨父家回到位于镇尾摩迪街的我自己的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要经过教堂阴森恐怖的墓地，没有灯光；另一条则是很明亮的梅格路。每当我要回家时，姨父都会故意问我会走哪条路。想想华莱士会怎么做！我总是回答要沿着教堂的那条路走。我为自己的勇敢感到自豪，每一次都抵抗住了灯光的诱惑，没有转向沿路都有灯光的梅格路口。我常常沿着墓地向前走，经过教堂黑暗的拱门时，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经过那片漆黑的地方时，我试着吹口哨来给自己壮胆，想退缩时，我就想想假如华莱士遇到了敌人、怪物或鬼神，他会怎么应对。
在我的童年时期，罗伯特·布鲁斯国王从来没有在我和我的表兄那里有过公正的评价。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一个国王，仅此而已，而华莱士是人民心中的英雄。约翰·格雷厄姆先生是我们心中排名第二的英雄。我的爱国心也正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苏格兰男孩的爱国主义精神非常强烈，会贯穿他们的一生，直到生命结束。假如要问我所拥有的主要潜质——勇气和胆量源自哪里，我相信一定是来自华莱士，来自这位苏格兰的英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英雄就是一座力量的高塔，那是他们最可信赖的人。
到了美洲其他的一些国家，当我发现他们声称自己拥有值得骄傲的遗产时，我感到很可悲。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的国家能有什么骄傲的？我认为，在人迹罕至的苏格兰地区，至今仍然有人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面的拓宽，我知道每一个国家都各自有自己的英雄、自己的传奇、自己的习俗和自己的成就。然而，真正的苏格兰人是不会在若干年后找理由贬低自己的国家以及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他会寻找充足的理由去抬高他对其他国家的评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地方——足以激励他们的子孙后代各尽其力，而不是给生养他的这片大地蒙羞。
多年前，我觉得在新大陆上能大有作为，但它只是一个临时的居所，我的心在苏格兰。我记得彼得逊校长的小儿子，当他在加拿大时，有人问他是否喜欢加拿大，他回答说：“作为短暂的访问观光之地很不错，但我不会永远住在离布鲁斯和华莱士的遗址太遥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