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好友埃德加·汤姆森的尊敬，我们想以他的名字给炼钢厂命名。但当我就此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的回答却意味深长。他说，美国的钢轨不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声誉，他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与它们联系在一起。我充满自信地告诉他，不可否认现在钢轨生产还处在起步阶段，不过，如今美国也可以生产出像国外一样异常优质的钢轨，我要让我们的钢轨享有像吉斯通桥梁和克洛曼轮轴一样的美誉。最终，他同意了我的请求。
汤姆森先生非常希望我们购买的地块毗邻宾夕法尼亚铁路，因为他首先考虑的总是他自己的公司，这样，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可以垄断钢厂的运输。几个月后，他来匹兹堡视察时，接替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管职位的罗伯特·皮特克恩先生告诉他，新工厂的位置在布拉多克斯，不只他们的铁路线经过那里，竞争对手巴尔的摩公司和俄亥俄公司的铁路线也经过那里，而且还有一个比其他两个更具优势的竞争者——俄亥俄河。罗伯特先生后来告诉我，当时汤姆森先生眨巴着眼睛对他说：
“安迪应该把他的工厂往东再移几英里。”然而，汤姆森先生清楚选这块风水宝地有着充分的理由，这里才是最佳的选择。
1873年9月，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我们的新厂进展得非常好。然而那段时期是我经商生涯中最不安的一段日子。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克雷森阿勒格尼山的夏日别墅里度假，原本一切都风平浪静，非常美好。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说杰伊·库克银行倒闭了。此后，几乎每小时都会传来新近发生的坏消息，银行一家接一家地倒闭了。每天早上，我都会担心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么多银行的倒闭使得其他公司的资金大量匮乏，也跟着接二连三地破产，直至整个商界都陷入了一片瘫痪。这次危机暴露出许多薄弱点，原本应该很有实力的银行纷纷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国家缺乏一个合理的银行体系。
我倒不用过分担心还债问题。我们没有什么欠债，然而要清理债务却相当困难。我们需要操心的不是要去付账，而是要去收账。不久，我们不得不将两者抵消，甚至连我们自己的银行也恳求我们不要再提款。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出当时的货币状况。有一次，我们发工钱的日子快要到了，必须要10万美元的小额钞票，为了弄到这笔钱，我们在纽约多付了一笔2400美元的佣金才弄到这些，然后还要通过快递运到匹兹堡。当时，即使有最好的担保也没法借到现钱。不过，我通过出售我保存的有价证券得到了很大一笔钱——公司许诺日后会将它们赎回。
当时，匹兹堡周围的一些铁路公司欠了我们大笔的材料款没有付——福特·韦恩铁路公司欠款最多。我记得我去找他们的副总裁邵先生，告诉他必须还款。他回答说：“你理应拿回你的钱，但目前不到万不得已的状况，我们不会支付任何一笔钱。”
“很好，”我说，“我们会以你们为榜样，你们的运费，我们也不会付的。我现在就下令不付你们一分钱的运费。”
“好啊，如果你那么做，”他说，“我们将停止你们的货运。”
我说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不过，铁路公司不可能做得那么极端。事实上，我们有段时间没有付给他们运费了。显而易见，当客户们一旦停止付款，匹兹堡的制造商们就无法支付日益增加的贷款，银行不得不将到期的贷款续约。这一举措对我们非常有利，而银行方面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这让我们安全地度过了危险期。但是像现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最想做的是筹集更多的资金，留在企业里，这样不管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再也不用忍受日夜煎熬的痛苦了。
在这场重大危机事件中，我是所有合作伙伴中最先极度焦虑不安的人，我几乎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最终，当我清楚了我们的经济实力后，我心里平静了下来。我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有必要，我将去拜访各家银行的负责人，向他们的董事会详细介绍我们公司的整个状况，这样做并不会让我觉得丢脸。
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挥霍奢侈，相反，我们都生活得非常节俭。没有人会用公司的钱去建豪宅，尤其是，没有人会去从事股票等投机活动，或是投资与我们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行业，我们更不会与其他企业互相作交易担保。此外，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欣欣向荣、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形象。
因此，我可以对合作伙伴们的担心一笑置之。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比我轻松，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先开口告诉别人我们的财务状况并不是很好。我们真诚的朋友科尔曼先生有许多办法和良好信誉，他从不拒绝给我们提供担保。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是危机中仅存下来的企业。威廉·科尔曼对我们来说，是唯一在危难时刻可以信赖的人。在我写下这些之前，不知这位伟大的老人现在怎么样了。此外，他的爱国精神无法估量。有一次他去工厂视察，依惯例，7月4日国庆日这天要停工，他却发现一群工人正在修锅炉。他把经理叫来问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下令暂停所有的工作。
“居然在国庆日工作！”他大声喊道，“你们有许多个星期天可以用来修锅炉！”他怒气冲天。
1873年，当金融风暴袭来时，我们立即收缩各个领域的生产线。我们极不情愿地决定，要把新钢厂的建设暂停一段时间。一些已经入股的投资者因此拿不出钱来了，我只好买下了他们的股份，付清了所有的费用。就这样，公司的掌控权落到了我的手上。
这场风暴首先影响的是与证券交易有关联的金融界，没过多久，又波及到商界和制造业。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连德克萨斯太平洋公司也倒闭了，这让我的许多朋友受到了牵连。对我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和德克萨斯公司的董事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根本不相信在他们的金融债务中，我没有被卷进去。
我们与匹兹堡的汇兑银行关系密切，当他们的总裁斯考恩伯格先生在纽约得知司各特先生和汤姆森先生身陷困境时，迅速赶到了匹兹堡。在第二天早上的董事会上他指出，此事也一定会影响到我的业务。他建议拒绝给我们的票据更多的折扣优惠，他惊讶地发现我们的贷款数额和折扣有这么多。形势严峻，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后果难以预料。我乘坐头班火车立即赶往匹兹堡，向他们澄清，虽然我是德克萨斯公司的股东，但我已经付清了我所持有的所有股份。我没有欠他们一分钱，他们的债务和资产与我毫无关系，我不用为此承担任何责任。我只要对自己公司负责，并且我已经准备以我全部财产作担保，不会欠公司任何债务。
直到此时，我被商界公认为是一个大胆、无畏，甚至有点做事不计后果的年轻人。我们的业务广泛，发展很快，尽管我还年轻，却已经掌管着数百万的资产。匹兹堡的商界前辈们认为我的前途一片光明，一位商界的资深人士公然评价我说：“即使安德鲁·卡内基的脑子不够聪明，他的运气也会帮助他。”我认为这个评价有一定的真实性。我知道，如果人们发现我很少为自己和合作伙伴冒风险，一定会感到惊讶。每当我要干一番大事时，总能得到像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在背后支持我。（我有着苏格兰人特有的谨小慎微，但对匹兹堡制造业的老前辈们来说，有时候我更像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们已经老了，而我年轻气盛，这就是区别。）
匹兹堡的金融机构对我和我们企业的担心又迅速转变为无条件的信任，我们公司的信誉不容置疑。此后，即使是在金融危机时期，主动要求给我们提供贷款的银行不减反增，比如那家历史悠久的匹兹堡银行，当其他银行的存款减少了，它的存款却比任何时候都多。这是美国唯一一家用黄金汇兑的银行，他们瞧不起在法律的庇护下用现钞来付款。它很少为自己作宣传，但我相信这一规定本身就是一则很好的广告。
除了司各特先生和汤姆森先生之外，还有其他朋友也深陷困境。后来，我们的合作伙伴安德鲁·克洛曼先生甚至遇到了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他受一群投机分子诱使，入股埃斯卡纳巴炼铁公司。有人向他保证那家企业一定能成为一家股份制公司，但是一切还未成功之前，那家公司就已经欠了一大笔债务——大约70万美元。克洛曼先生毫无办法，只好宣布破产。
卡内基有苏格兰人特有的谨小慎微，但对匹兹堡的老前辈们来说，有时他更像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这给了我们一个更沉重的打击。克洛曼先生是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按规定他没有权利投资其他钢铁公司，也不能在没有告知合伙人的情况下，和任何一家其他公司有个人债务关系。对商人来说，有一条规则要遵守——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无视这条规则，不仅使克洛曼先生自己陷入困境，也让我们公司面临危机，就像德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朋友们遇到困难我也会受到牵连一样。有一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我们是否还有真正值得相信的东西，我们可以信赖合作的基础在哪里？
如果克洛曼先生是一位商人，我们不可能在发生这件事后还让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然而他不是，他只是一位出色的机械师，略有一些商业头脑而已。克洛曼先生的理想是在办公室里做管理工作，但那里实在不适合他；最适合他的是在工厂里搞创造发明，那才是他所向无敌之处。我们很难给他安排一个适合他的位置，以致他最终另谋出路。他或许是受到了圈子里一些知名人士的阿谀奉承，那些想接近他的人称赞他除了具有机械天赋之外，还有非凡的商业才能。作为他的合伙人，我们已经提醒过他，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克洛曼先生经历了破产风波之后重获自由，我们给他提供了公司10%的股份，这笔钱可以用红利来支付，没有任何风险，直到他还清债务。当然这也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他不能加入任何其他公司，也不能为其他公司作担保，他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机械发明中，不再过问公司的业务管理。他若能听从劝告，接受这些条件，他早就成为一个大富翁了。然而，他的骄傲自得使他放弃了这个机会，或许更多是出于他家庭的原因。之后，他仍然投身于商业，尽管我和同事们竭力劝他，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开了一家新公司与我们竞争。公司经理是他的儿子，结果他失败了，而且过早地去世。
（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最适合做什么，什么事对自己来说是擅长的，并且是乐于做的。这是多么愚蠢啊！）我所熟悉的很多人当中，有些天生就适合在车间里钻研技术，却非要待在办公室里做管理，结果将自己弄得疲惫不堪，承受着忧虑和焦灼，苦不堪言，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一直为克洛曼先生的离去感到遗憾。他心地善良，有机械方面的天赋，倘若他不离开，我相信他一定会乐于和我们在一起。别人用金钱诱惑他，而最终他什么也没有得到，还让他转变了方向，以至于这位伟大的机械师成了一个可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