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摩根先生的办公室的时候，《泰晤士报》的财经编辑萨姆森先生也来了。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清楚地知道，他的几句话就能使证券交易市场的债券价格产生很大的波动。美国的有价证券市场最近受到了猛烈冲击，原因在于菲斯克和古尔德联合伊利铁路公司进行起诉，并控制了纽约的法官，法官们似乎对他们唯命是从。我知道此事会被拿出来作为一个反面报道，因此我决定先发制人。我提醒萨姆森先生关注一个事实，那就是圣路易斯大桥公司是得到国家政府特许的，必要时，它可以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萨姆森先生说，他很乐意。我还向他描述大桥像是欧洲大陆交通要道的一个收费站，这似乎令他很满意。他很高兴获得这样一条重要的消息，并愿意作头版报道。我将这座大桥比成了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收费站，他表示认可，我们交流得非常顺利。当他一离开办公室，摩根先生就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
“谢谢你，年轻人，今天上午，你已经将那些债券的价格提升了百分之五。”
“不用客气，摩根先生，”我答道，“现在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帮你把债券价格提升得更多呢？”
这次债券的发行非常成功，修建圣路易斯大桥的钱也有了着落。在这次谈判中，我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利润差额。这是我首次与欧洲银行家进行金融洽谈。几天后，普尔曼先生告诉我，摩根先生在一次宴会上提到了我发电报的那件事，并预言：“那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成名。”
告别摩根先生后，我来到了故乡丹佛姆林。那次，我给家乡捐建了一座公共浴池，这是我的第一项大额捐赠。很久以前，在兰德姨父的建议下，我为矗立于斯特林高地的华莱士纪念碑捐过一笔基金，在那里可以俯瞰班诺克本。那笔捐赠的数额并不是很多，但当时我在电报公司工作，这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每月30美元的收入了，何况我还要维持家用。而母亲没有丝毫的反对意见，她为她儿子的名字能写在捐款人名单上而骄傲。我觉得我真正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许多年以后，母亲和我重访斯特林，在华莱士高塔上立着一尊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半身雕塑像，这是她本人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当时，我们的生活在经济上已有了很大的改善。那只是早期的捐赠，大笔的捐赠还未开始，到那时为止，我还处在财富积累的阶段。
1867年，我在欧洲大陆旅游，为当时的所见所闻深深吸引。同时，我也牵挂着国内的事务。我通过频繁的书信和公司保持联系，对他们进行指挥。由于内战影响，连接太平洋的铁路交通问题显得极为重要，国会已经通过了一项条例，鼓励修建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刚刚在奥马哈开工，并且计划一直修到旧金山。我是在罗马得知这一消息的，有一天，由于得知这项工程比预期进展得更快，国家已经下定决心，必须将国土连接起来，所以工程肯定会加紧完成。于是我写信给我的朋友司各特先生，向他建议我们应该去拿下一个加利福尼亚路段的卧铺车厢合同。他的答复是这么说的：
“很好，年轻人，你总能抓住时机。”
一回到美国，我就照着这个想法去做了。我看好的卧铺车厢的业务如今发展得很快，以致几乎很难满足需求。正是这件事促使了现今的普尔曼公司的成立。中央运输公司的运输能力还不能很快覆盖所有领域，普尔曼先生开始在芝加哥建立世界最大的铁路运输公司——芝加哥公司，不久就与我们的公司相抗衡了。他也看到了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卧铺车厢铁路公司，我发现他正在筹划我已开始做的那些事。他真是我们有力的竞争对手。人们可以通过我与普尔曼先生的竞争再次认识到，微不足道的事情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总裁路过芝加哥时，普尔曼先生前去拜访，被领进总裁的房间。普尔曼先生看到桌上放着一封要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上面写着：“你关于卧铺车厢的提议我们已经认可了。”普尔曼先生无意间读到了这封电报，电报所放的位置使他一眼就能看到。这时，杜伦特总裁走进房间，普尔曼先生向他解释说：
“我相信，在我没有提交计划书给你们的时候，你们是不会对此事作出决定的。”
杜伦特先生答应再等等。不久以后，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董事会在纽约举行会议。我和普尔曼先生出席了会议，我们都力争那份我俩都很重视的合同。有一天晚上，我们同时出现在圣尼古拉斯酒店的楼梯口，我们以前见过，但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上楼后，我主动先开口了：
“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又碰上了，你不觉得我们正在成为一对难兄难弟吗？”
他并不认同，说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把目前的情形解释给他听，告诉他为争夺合同我们会两败俱伤。
“没错，”他说，“对此，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联手，”我说，“制订一份共同的提议给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你我组建成一家公司。”
“你如何命名它？”他问道。
“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我回答。
这正合他意，我也觉得很适合。
“请到我的房间来，我们再详细商量一下。”这位卧铺车厢的大人物说道。
结果，我们共同得到了那份合同。我们公司随后并入普尔曼总公司，并获得部分股权。我相信我是普尔曼公司最大的股东。直到1873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我被迫出售我的股份，以挽救我们钢铁公司的利益。
普尔曼其人极为美国化，其处事风格亦如此。有关他的一些评论说得没错。普尔曼先生起初是一个木匠，当芝加哥城大规模兴建高楼时，他接到了很多合同，从而积累了资金。当然，他做得很成功。从小事起步，他成为了那个行业里最有名的承包商。如果一家大酒店想要把房屋加高10英尺，而不影响到住在那里的旅客，也不妨碍到酒店的生意，那么普尔曼先生就是他们要找的适合人选。他是极少数能预见事态发展趋势的人之一，可以说是一位紧跟潮流的人。不久，他和我一样也看到了卧铺车厢在美洲大陆的需求。他开始在芝加哥建造一些车厢，并在芝加哥中心线路拿到了合同。
东方公司无法与普尔曼先生这样不同寻常的人竞争，我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开始的专利权属于东方公司和伍德鲁夫先生本人。原始专利权所有人是大股东，虽然我们有可能被起诉多年，因侵害专利权而遭受损失，但是在此之前，普尔曼公司有足够时间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卧铺火车公司。因此，我竭力主张我们与普尔曼先生联合起来，如同在与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签约之前，我们很快达成了一致。由于普尔曼先生与东方公司某些职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不太好，大家认为最好由我来做这个协调工作，让双方建立友好的合作基础。我立即同意了普尔曼公司并购我们公司，通过这种方式，他还并购了中央运输公司。普尔曼先生的业务不再局限于西部，还控制了宾夕法尼亚通往大西洋海岸的主干线。这使得他的公司超越了所有其他竞争对手。普尔曼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才能的人之一。
不过，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普尔曼先生也有他自己的烦恼和沮丧，他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事事顺利。的确，除了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处理卧铺车厢业务经营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并能维护铁路行业理应有的权利——铁路公司当然应该经营他们自己的卧铺车厢业务。有一次，他告诉了我一个让人受益匪浅的故事。
有一位在西部县城的老人遭遇了人生的种种不幸，邻居们对他表示同情，他却说：“是的，朋友们，你们说的没错。我的一生都充满着艰难困苦，但有一个奇怪的事实——十之八九的那些烦恼从来没有变为现实。”
（的确，人类大多数的烦恼都是想象出来的，应该一笑置之。杞人忧天是愚蠢的，船到桥头自然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更何况十之八九的事都没有像预想的那么糟糕。一个聪明的人肯定是一个乐观的人。）
一连串谈判的成功，让我在纽约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关注。1871年，我接下来一笔与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有关的大生意。这家公司的一位董事来找我，说他们必须筹集一笔60万美元的款项（相当于今天的好几百万美元）来帮助人必须要有偶像，而聚集财富却是最差的一种偶像崇拜，没有什么比对金钱的崇拜更贬低人了。不管我参与什么，我都应该积极地去推进，我才能够谨慎地选择那些本质上令人振奋的事情。如果继续被生意的事情所包围，或者是继续想着在最短的时间里赚最多的钱只会降低我复原的希望。35岁的时候我就会辞去我所有的工作，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希望每天下午都能够接受指导，系统地阅读。
他们度过危机。铁路公司执行委员会里一些熟悉我的朋友提议说，我有能力筹到这笔钱，同时还能让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控制那条重要的西部铁路线。我想普尔曼先生会和这位董事一道前来，或许普尔曼先生自己就是那个最想找我的人。
我接下了这个任务，我想，如果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董事会愿意推荐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名的几位候选人作为董事会成员，那么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理应去帮助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我去了宾夕法尼亚，和汤姆森总裁交涉这件事。我向他建议，如果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能信任我，我将为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在纽约的借款作担保，这样我们就能控制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在宾夕法尼亚的收益权。汤姆森先生用铁路公司的钱比用他自己的钱更为慎重，但这单交易的利润太可观了，机不可失。即使60万美元无法收回，对这家公司来说也不算一种损失。何况这几乎没有风险，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将得到的有价证券转让给他们，那是贷款给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所得的收益。
我是在他费城的家里与汤姆森先生会面的。当我起身即将离开的时候，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记住，安迪，这件事就靠你了。我相信你，期望你能获得所有的有价证券，因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从来没有损失过一美元。”
我接受了这项重大的任务，结果不负众望。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非常渴望由汤姆森先生本人来担任总裁，但他本人推辞了。他提名由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副总裁托马斯·亚·司各特先生来担任这一职位。于是在1871年，我和司各特先生、普尔曼先共同被推选为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董事。
通过贷款，我们获得了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300万份股份，我把这些股份锁进保险箱里，等待着时机。正如预期的那样，由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加盟，太平洋公司联盟的股价一路升高，我们所持有的股票前景相当可观。就在此时，我要去伦敦，为在奥马哈建造密西西比河大桥一事进行商谈。在我出差期间，司各特先生决定卖掉我们所持有的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全部股份。因为出发前我跟秘书交待，司各特先生作为我们的投资合伙人之一，在我离开的这段期间，那些股票应该有一个人来管理。只是我没有想到，股票全部被卖掉了，本来它的前景一片大好，我们将失去已经在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获得的重要地位。
回来后我感觉到，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董事们认为不应再像以前那样信任我，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以投机为目的而去利用他们的人。本来我们有着与他们合作的大好时机，却草率地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普尔曼先生起初对此事一无所知，得知事实后，他也觉得愤怒，我相信他会立刻再买进他的那些股份。我也很想这么做，否认已经发生的事，但如此一来好像要与老朋友司各特先生撇清关系，这样做也有些不太合适。
很快，我们就被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董事会除名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就像一剂难以吞咽的苦药。这件事也影响了我和前上司托马斯·亚·司各特的关系，我们第一次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虽然他曾对我产生重大的影响。汤姆森先生对此事也是懊悔不已，但他说他并没有关注这件事，因为所有股票都在我和司各特先生手上，他还以为卖掉股票是我的主意。我一度担心我会失去一位好朋友利瓦伊·P．莫顿，他是莫顿·布利斯公司的主管，同样持有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股权，所幸他最终知道了我是无辜的。
关于建造奥马哈大桥的2500万债券，谈判也取得了成功。在我与这家公司联系之前，这些债券已经被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有关人员买走了。这次谈判只对他们有利，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在我出发去伦敦之前，董事会没有向我说明这点。不幸的是，当我回到纽约后，我发现所有的债券收益，包括我的利润，都被那些人挪用偿还他们自己的债务了，我也因此亏了一大笔钱。以前，我从来没有上当受骗过，也没有明晰地意识到这一点。这让我明白，我还年轻，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大多数人是可以信赖的，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人需要提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