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讲起，一直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等情况。该书肯定社会主义反映“工界、妇女、被鱼肉的国家和种族”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主张“劳力对于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作一种根本的改变”；并说明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两种大革命的嫡子”。作者认为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和活动，都是“社会主义”。原著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客观的介绍；关于剩余价值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但在增补的最后几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粗暴的攻击，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中一种最危险的和最可怕的新派”，将给社会带来“一种极大革命的灾祸”。书中不止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固定的教义，而是从一种极大的又没有十分形成的真理上所发生的一种运动。“所以社会主义是活泼的，是能够随时变化的”。这个见解倒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主义史》是在我国传播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第一本书，虽然其中含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露骨的攻击，但在当年传播社会主义知识，开阔人们眼界，仍不失为一本启蒙性的读物。毛泽东也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种种社会主义的流派的。
1920年，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才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年5月1日《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专号，才标志着这个刊物明显地转向社会主义，7月出版的8卷l号起，该刊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这期始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著作，还只有很少几种。
毛泽东关于读这三本书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差误的，三本书的出版都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之间。因此，1920年上半年他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时候，这三本书不可能都读过，这点时间差异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时，正是他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之时，他努力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阅读。根据罗章龙的回忆，1920年3月，李大钊和罗章龙、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活动，会员曾达一百几十人），在校内有一个聚会的房间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以此名义搜集各种外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初翻译的有《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马克思传》和试译《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等。罗章龙是德语系的学生，任德文翻译组组长。此事很受蔡元培的重视，“前后规划有20种，陆续译成付印”。罗章龙说：“《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意。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
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时，同罗章龙、邓中夏等有密切往来。想必他所“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回忆中说到的《共产党宣言》，如果是在北京时就读到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另据史学界最近考证，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载有李泽彰译《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也有可能是这一本。不论是哪一本，按照毛泽东历来的读书习惯，对如此求之若渴的经典著作，必定是反复阅读，深加思考的。至于其他两本书，当是随后读到的，因为“亢慕义斋”的翻译计划中没有这两本书。由于同斯诺的这段谈话中还正式说到，读了这三本书之后：“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因此，关于毛泽东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具体时间，即何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近年来有些党史研究者就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不是1920年夏，而是大体这样三种时间：1920年秋、1920年冬、1921年春。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毛于1920年7月回到湖南后，到这年12月为止，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同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还是很庞杂的，依然“侵润”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对必须铲除封建制度的基础也缺乏明确的认识等。
虽然毛泽东上述回忆确有时间上的小差异，但他这样确定地认为自己“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自我感觉是有其道理的。这只要对比191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思想状况，以及1919年4月回到湖南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如《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就可以理解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是合理的。《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尤其《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辉煌的大文章，表明他已摆脱了学生时代社会历史方面的唯心主义影响，已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胜利，已认识到唯有人民力量的大联合才能扭转乾坤，不过至少不大清楚如无政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对者先后挑起反马克思主义的3次论战，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这3次论战中，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方理论水平还不高，还不成熟，但所争论的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即中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前途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要不要建立俄式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在革命过程中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当时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3次论战，他对上述这些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完全赞同的。我们知道，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有良好的读书习惯，不仅好学，尤善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具有超凡的思辨能力；同时又执著于实践，绝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而是一闻道即起而行的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的实践家。因此，相信这3本入门书，他绝非泛泛一读，必定是带着问题深加研究的。即如前引他自己的话：“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斗争。”否则，也不会多年之后，还牢牢记住其影响。上述这种论断，可以从当年他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中看得出来。
易礼容于1920年6月30日从武昌给毛泽东写信，谈到自治运动的进行要有准备。此信刊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毛泽东在按语中说：“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在1920年11月25日他给向警予的信中，更是感慨地写道：“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同一天给罗章龙的信中，就写得更加明确：“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斟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20年8月和9月，蔡和森有两封长信给毛泽东，再三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认为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同时着重分清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批判了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信中尤详谈仿照俄国组织共产党的必要。同年8月间，萧子升也有信给毛泽东，详述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会务、世界大势及“改造中国与世界”应采取何种方法时，他的意见同蔡和森等多数意见不同，“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赞成俄式革命。由于信收到过迟，同年12月和1921年1月，毛泽东才复信法国的会友，对萧子升的意见，“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复蔡的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陈独秀已开始建党活动，办了“旗帜鲜明”的党刊《共产党》。所有这些从书本尤其从实践得来的看法，所形成的明确的意见，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毛泽东要说，1920年他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6月回到湖南后，毛泽东除积极参加、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宣传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派人赴俄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最关重要的大事，是8月间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样不仅解决了进步书籍的及时阅读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为湖南新文化运动补课，而且在湖南许多县设立了分社，为后来湖南党组织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由上述这些事实可以断定，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已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在中国传播，就遇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极力阻挠。继胡适的实用主义的公开对抗之后，与研究系有密切关系的张东荪及该系首领梁启超等，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子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贫乏”，中国太穷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了，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先让资本家“发展实业”，才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他们的这些论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求发展的愿望，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走俄国人道路的恐惧心理。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实质是带有封建性的保护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主义理论（“基尔特”源出德文，即同业联合之意），是欧美资产阶级学者“创造”出来抵制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东西正合中国资产阶级的口味，容易找到市场。1920年，美国鼓吹实用主义的杜威和英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宣传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的基本论点，就是从罗素在中国的讲演中抄来的。
这次大论战——“社会主义讨论”，延续了一年之久，是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革命方法还是采用改良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大争论。《新青年》在这次论战中起了保卫社会主义思想的旗手的作用，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的反动理论，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中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幻想。结论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必须走俄国的道路，当时称之为“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在这次论战以前，许多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把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派别，经过这次讨论，认清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反动性，从而基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这些反动思想的界限。不过，在这次论战中，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有许多缺点。他们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等根本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还很不完备，特别是还没有深入的革命实践，对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特点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因而不能正确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步骤，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阶段。
1920年10月间，张东荪和杜威、罗素等先后来湖南讲学，受到谭、赵政府和教育、新闻等界的欢迎。他们披着“社会主义”和“进步学者”的外衣，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要人们放弃阶级斗争，不要引起阶级间的冲突，而采用教育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罗素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事，第一是宣讲教育，从平民教育入手，使无知识的有知识；第二是开发实业，以济物质贫困。这一套主张，不仅健学会和教育、新闻等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正中下怀，就是谭延恺也听来入耳，一般的进步青年也多受迷惑。特别是罗素的蛊惑性更大一些。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站在和平主义的立场反对战争，一度被看成是社会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他曾与英国工人代表团同时去苏俄访问，但是一离开苏俄即大肆发表反苏言论。他来中国访问时，正在访苏之后。《新青年》虽然已成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但仍存在玉石不辨的缺点，曾以八卷二、三两号的主要篇幅来介绍罗素的生平、著作目录及作品选译，其中包括他的反苏言论（驳斥张东荪和罗素等的反动思想在1920年12月出版的8卷4号起才开始）。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一时扩大了罗素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