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创办时务学堂以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的青年学生在革命运动中常起着先锋的作用，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毛泽东着意研究过这一段史实，经常谈到湖南学生的革命精神。关于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五四运动时，他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上有如下记述：“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死难者颇不乏人。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相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戊戌政变之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黄兴等革命党人曾在明德学校任教，继承了时务学堂鼓吹革命的校风。“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在多少学生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里面，常秘密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办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卫、宋教仁等所办的《民报》。这两样东西，本是禁物，却不胫而走地从日本到了湖南。同时，杀不死、吓不死的黄兴、禹之谟，还在长沙，暗地里从事种种运动。直到甲辰（1904年）狱兴，萍醴失败，马福益在浏阳门外枭了首，打扮洋人乘着小轿的黄兴，才从小西门出城逃去。然而湖南士气，却愈压愈振。”1906年，“湖南学生界的首领”禹之谟领导了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运动，毛泽东称之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任《民报》撰述员，被称为“革命党之大文豪”，著作很多，尤以《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具有强烈的反清反帝的革命思想，传诵一时，影响最大。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压制留学生的革命活动，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反对。陈为唤醒国人，于1905年12月8日，作绝命书万言，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姚宏业是湖南益阳人，也是因参加反抗“取缔留学生规则”而归国，在上海和革命党人创办中国公学，由于办学受阻，又忧愤国事，于1906年5月6日投黄浦江而死，有绝命书数千言。他们两人死时都只有20多岁，当时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毛泽东记述道：“湖南学生得报，灵枢溯湘水回来，便要求政府，葬于岳麓山。麻木不仁的湖南巡抚喻廉三及提学使某，正想借着革命党和学生的血将他们的顶子染得更红，固执不准。这边要求无效，便采用‘自动主义’，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1日（5月23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鲜明的旗子和洁白的衣服，映着火红的日光，高唱哀歌，接二连三地延长十里以外。军警呆立路旁观看，哪敢张声。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敢谁何。湖南的士气，在这时候，几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毛泽东以湖南学生这一段现代的光荣斗争的历史，“自动主义”的精神，“好干事，不怕死，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愈压愈振”的精神，来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参加爱国救亡运动。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每日精心阅读报纸，最关心巴黎和会的动向，国内有关山东问题的舆论，以及各地人民的各种爱国活动。
新民学会这时又吸收了一批进步的学生和小学教师为会员；长沙各重要的公私立学校的学生会组织，大都为学会会员或同学会有关系的先进青年所领导。毛泽东同这些学校中的先进分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将湖南革命青年的骨干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和学会的周围。何叔衡仍在楚怡小学教书，他的住处常是新民学会开会的地方。
关于湖南学生的统一组织问题，过去曾有过酝酿，1915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政府跟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订立共同反对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全体罢课，代表30余人被日本警察拘留。在全国学生的奋起响应中，湖南学生也有请愿废约的行动，并进而组织学生联合会，由中等以上学校派代表组成，第一届会长是美国教会办的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同这个学校中的进步学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学联的组织还不健全，后来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在毛泽东领导下，这时以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湘雅医专等最有基础的几个重要学校为骨干，紧张地进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和改组。同各学校主要代表的接触中，他指出这次运动要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方向。要力争山东主权的完整和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有统一的组织，使力量集中，声势浩大，以取得斗争的巨大胜利；要对斗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必然会招来的张敬尧的镇压，也要有所准备，使斗争能坚持到底。
还在巴黎和会进行期间，1919年4月20日，济南开了10多万人的请愿大会，致电参加和会的中国专使，据理力争。4月30日，巴黎和会通过日本夺得的山东权益在和约中被明文规定下来，被德国强占去的山东的领土、铁路、矿山以及一切其他特权，都归日本继承。就在4月30日这天，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两万五千学生发出一个通电。这个通电代表了全国爱国人民的共同呼声：“青岛归还，势将失败；5月7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
这个通电给予全国、也给予湖南的青年学生和爱国人民很大的影响。
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中规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权利的这个残酷的事实，使全国人民感受到不可容忍的耻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人民的怒火不可遏止了。接受了十月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在他们影响下的学生、群众，更加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依靠广大群众起来，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和李大钊、周恩来等，就是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在5月4日的游行示威中，北京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和市民群众，高呼“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并且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这天，学生被捕去31人、市民1人，共32人。第二天，北京大专以上学校学生总罢课；第三天，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北京学生向全国发出了共同行动的呼吁。
革命的风暴立即席卷全国。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和华南、西北、东北各省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7日这一天，全国重要城市的学生都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不久，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成立了学联，全国21省，有18个省成立了全省学联，并且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宣告罢课，同时以救国十人团的形式上街展开爱国宣传。于是学生运动进而同人民群众的爱国行动联系起来。
由于张敬尧封锁新闻，直到5月9日，学生们才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零星报道。湖南同全国各地一样，人心极为激昂；报纸连续发表“危机一发之山东问题”，“山东问题之警报”一类激奋人心的文章，喊出人们的共同心声：“吾人断断不能承认，吾人当出死力争！”青年学生最为愤激，立即奔走呼号，秘密结合。有的学校学生连日在街头散发“请先救山东人之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等动人心魄的传单。为预防和镇压学生的爱国活动，段祺瑞的嫡系走狗张敬尧，早在5月9日，就召集长沙各校校长谈话，无耻地说：“如鼓动风潮，恐遭外人诘责。省垣各校学生，不得听信谣言，借青岛问题，引起纠纷。”11日，张竟封锁新闻，令警察厅召集长沙各报记者，以“戒严期间，不宜激动民气”，勒令各报不得登载有关山东问题的一切消息，由警察厅派员检查，严密控制，并且不准报纸开天窗。长沙各报联合提出质问，报纸不登山东问题，是否要把报纸变为哑子而使读者尽成为瞎子？张置之不理。14日，张又公开发布“防范过激党”的谈话，谓“现在过激派的思想，渐已蔓延于东西各国。为防微杜渐，转令军民长官，严加防范”。张敬尧的种种压制，自然不可能阻止青年学生的活动和群众爱国热情的高涨，学生们仍然想方设法到处散发传单，向各界群众作口头宣传。为制止学生的爱国活动，张敬尧一面派稽查暗中侦察、派警察公开到各校盘查，发现传单有校名者，即向该校追索；同时不断责令各校校长加以阻止。校长们则以“维持现时教育之法，在于请省长速拨巨款，以免倒闭”的要求，同张敬尧相对抗。
为了进一步将学生组织起来，以便统一行动，将群众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阶段，迅速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就成为当务之急。在毛泽东领导下，新民学会会员为此紧张地在各校活动。一师、商专、湘雅、长郡和明德等校的学生组织比较健全，领导骨干的社会活动经验也比较多一些。于是以这几个学校为核心，一方面动员各校学生准备罢课，一方面建立校内组织，推选代表，准备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
邓中夏和北京另一名学生代表，于北京学生罢课之后来到长沙；他们受命来鼓动湖南学生奋起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关于这一段史实，据当时新民学会会员一师学生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叫了我出去。他告诉我：北京学生派来了两个代表——邓仲懈和某某（现已记不起姓名），要求湖南学生起来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两代表暂住在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5月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这天上午，我和陈书农很早就到了楚怡小学，随后各校推举的学生代表也陆续来了。其中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湖南工专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湘雅医学校的李振翩，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还有楚怡工业学校、长沙师范、妙高峰中学等代表，共20多人。毛泽东介绍双方的代表见面后，就请北京来的两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经过。他们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惩办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签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随即大家作出决议：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传达两代表的报告；全省学联正式成立后，即实行总罢课。会上还讨论酝酿了学联的章程。主要内容是：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分评议、执行两部，各设部长一人，评议员和干事各若干人。评议员由各校派出的代表一人充当，执行部分设总务、交际、社会服务、文牍四股，各设股长一人。评议部是代表会议性质，执行部是日常工作机关，当时全国各地的学生会都采取此种组织形式。两天以后，各校学生代表都正式推举出来了，章程也草拟好并油印出来了。
5月27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逐条讨论通过章程，然后进行选举。法专代表夏正猷、商专代表彭璜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法专没能立即执行学联罢课决议，引起各校学生不满，夏因而辞职，改选彭璜为正会长）。商专代表易礼容当选为评议部部长，一师代表当选为执行部部长。湖南学生联合会以新的姿态宣告成立了。这一天，即通过长沙和全省学校学生总罢课的决议。《罢课宣言》沉痛地说道：“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需挽救……夫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之不存，学于何有？我们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事之要求，决定自6月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于是以第一师范、长沙师范、湘雅医学校为首的长沙学生罢了课，接着湖南全省学生也罢了课。
学联成立后，曾将章程、宣言和罢课决议等新闻，送交长沙各报。除《大公报》以“来件”刊登章程外，其余都被张敬尧的检查员扣留。
教育界人士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多持同情态度。省教育会为学生罢课，还于6月7日发了一个快邮代电，告全国各省教育会。代电说：“国是日非，人心愈愤，祸至无日，恐不独危及教育前途。查学生此次举动实激于爱国热忱，倘政府不谅其苦衷，学校将全体动摇。”并建议由江苏教育会发起，召集全国教育联合会，推出代表赴京请愿，以“推求罢课真因，俯顺舆情，根本解决”。同时发布了“呈省长文”，告诫张敬尧：“祈通饬军警，对各校外出讲演之学生，随时加以保护，以防意外。”
学生联合会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在学生会中做日常工作的，多为各校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住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白天多待在商专，随时指导学联的工作。
彭璜去衡阳联系之后，以省立第三师范为首的衡阳学生，于6月17日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湘南学生联合会在以后的湖南革命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