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黑夜、荆棘遍地的时候，这一群团聚在毛泽东周围的青年，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根植于为国家、社会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友谊，是革命者前进中最可贵的一种动力。尤其当先驱者尚未投身于群众的行列和经历革命的风暴时，他们之间的这种战斗友谊，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五四时期，全国各地革命的知识青年挺身站在时代的前列，吹起革命的号角。他们之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的人，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这些民族的精英，还在求学时期，就已经表现出许多非凡的特点。他们那种冲决一切罗网的勇敢精神、弃旧图新蔑视权贵的宏伟革命气魄、密切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豪迈无私的个人品德，以及深湛的新旧学识、独立的工作能力，实应成为后代青年的永久楷模。
毛泽东是那个时代最典型最伟大的代表之一。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这些特点就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同时，他在学校时的挚友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以及随后结识的向警予等人，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最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除何叔衡活到60岁以外，他们短暂的一生，同中国共产党初期的事业，同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都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除开志同道合之外，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能最后结成一个团体，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踏踏实实地奋斗下去，同他们都来自农村，跟农民有着比较深厚的联系是分不开的。他们深知民间疾苦，并且都从事过劳动，因而能深入群众，接触实际，埋头苦干。他们既没有坐而论道、眼高手低的书生习气，也没有一般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浮华作风。毛泽东是这一团“星星之火”的核心，他比大家更富有创造力，思虑更深和更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
从下面一些片段材料可以看到，蔡和森、彭璜、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以及向警予6位先烈，成为毛泽东最早的战友，绝不是偶然的。
蔡和森（1895—1931）是湖南湘乡人。他的文化知识是少年时期在商店当学徒和学手艺时，利用夜间苦学得来的。1913年，他考入第一师范。学校不收学膳费，除了发给一些用品外，还有一点津贴。他便把这点津贴都积蓄起来，还为学校做些抄写工作，取得微薄酬劳，来帮助母亲的生活和妹妹蔡畅读书。大概由于自幼苦读的生活经历，在博览群书、纵横古今之后，主张采用激烈手段批判儒家思想，而以墨子的“兼爱”平等思想取而代之，以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所以后来一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便将墨子与列宁并比。
“还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蔡和森在学校时的刻苦用功，革命思想，实践精神，胆大心细，办事认真，遇事善作分析，以及长于写作和严肃、刻苦的生活作风，等等，都同毛泽东有相似之处。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初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五次和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于1920年偕同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后，就一直在党中央工作，参加并领导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931年，他在香港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在监狱里，他表现得极其坚强而英勇。国民党反动派无法对付这个革命的铁人，反革命刽子手竟残忍到把他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用刺刀戳烂他的胸脯，折磨至死。
张昆弟的日记中，有一些关于他的记载，可见他当年思想、生活的一斑。1917年8月23日，张到岳麓山蔡家一连住了3天。他俩天未明就到山上运动，白天越山漫游，晚上就畅谈抱负。下面是23日晚上，记述蔡谈话中的一段：“后蔡君又言所悬想而循序进行之事。一、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欲研究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之风俗，其间变迁之事实，及不变常存之真理。二、以中国无一部完全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拟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三、中国文、言不统一，研究文、言统一之法，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厥后蔡君又谈及读书之事，以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吾旧有之文化，每干格难容。而倡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者，弃新书不读。余与蔡君主张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此吾辈读新书、读旧书者所应知之事也。”这些见解，都反映了蔡和森当时所达到的思想水平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点：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反对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同毛泽东一样，这已远远超出于当时一般进步的知识分子。请看张昆弟对他的胜友的尊重：“9月26日：此行先意至蔡君家一宿，不料竟三。余近数年来至亲戚朋友家三宿者甚少。好在胜友处，多同居一日，即多得一日之益处。故不妨久留。下学年拟多过河几次，即多受几回益处。”他们两人一同创办新民学会、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载有蔡和森的七封信，都是1918年6月至8月间，他从北京寄给毛泽东和学会其他会员的。这些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学会的精神、组织和会员的出处问题，同志间相互协助的问题，以及筹划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情况等。其中谈到关于怎样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应采用何种手段等，都表现了他的坚定的革命方向与灵活的策略相结合的精神，有许多精辟的议论。这些议论最初是由这件事开始的：杨昌济已到北京大学任教，希望毛泽东能进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言绍介，师言惟欲屈节。”他很不以这种空疏迂阔的“屈节”观为然。信中接着说道：“弟思大仁大勇，普度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无所谓屈节。尝与子升言，吾之积极思想，谓以吾国今日之情势，即娼优盗贼界中，亦须加入正人君子，况元勋报界乎？吾人今兹之所急者：一方要有适当之储养，一方要有适当之练习。得同时行之者，上也；一先一后者，次也；终于一才者，下也。旷观前辈名人，疏空罕成者，多矣！此非其才之不足，智之不逮也，无充分之练习故耳。”以后在给毛泽东的长信谈及学会大计时，又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为学为事，划分先后之阶段者，尤谬也。谬之实例，就在前辈之空疏无用；谬之影响，竟使小人尽进处于有权。盖事不素练，情不熟悉，徒恃其空疏无用之学，以自逸自喜，舍却山林僻隅，安有容其立足之地哉！曰烘炉大冶不可入，曰鸟兽不可与同群，皆惰性无能之遁辞，经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拘拘’而不自觉者也。第愿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其未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于首恶则奋斗，对于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肥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持论固是太激，倘亦时势之所要求乎？”由这些议论可以看到，究竟主要从何着手，依靠何种力量才能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这时虽然还不完全明确，但是一个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已经跃然纸上。他的“人地狱”之心，就是指凡是社会上有人群活动、有斗争的一切阵地，一个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的人，都应当不顾个人一切得失努力去占领。当然，这些信中所表达的思想，还是以善恶相斗的观念替代阶级斗争的观念。8月21日，他单独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关于这种“手段与目的”说得更是明确，至今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吾人若以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以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君子无弹性，此乱之所以不止也。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到达北京之后，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知道得多一些了，他已感觉到这个革命之所作所为近似于自己的理想了，因此信中接着说道：“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的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当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蔡和森这时也还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由衷地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愿意效法列宁。这封信是新民学会会员中最早响起的欢迎十月革命的一声春雷。因此，1920年他一到法国，接触了当时流传于欧洲的各种社会思潮之后，并没有目迷五色，无所适从，而是迅速地坚决地肯定了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同当时在国内的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不谋而合。
他去法国的目的，“全在团结工人”。到达法国后，领导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并同周恩来、王若飞等一起，组织工学互助社，在勤工俭学生和旅欧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他给国内的《新青年》、《少年界》、《晨报》和长沙的报纸等，投寄许多文章，报道法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讴歌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并猛烈抨击国内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种种罪行。
关于他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对他的这位推心置腹的朋友的信服和仰赖，请看他接到毛决定前来北京的信之后，是何等狂喜：“昨夜（按指1918年7月23日）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以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盖所仰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也。”
彭璜（1896—1921），又名殷柏，亦作荫柏，湖南湘乡人。他在长沙省立商业专门学校读书时，发生了五四运动，十分兴奋地投身于运动之中，成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发动了长沙学界全体罢课；还到湘南经济文化中心衡阳，去推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他以学联负责人身份，参加了《湘江评论》的创刊活动，成为毛泽东积极的合作者。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他被派到上海，组织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创办《天问》周刊，大造驱张舆论。彭是《天问》的主编和许多评论的作者。驱张胜利之后，他又与毛泽东、易礼容（商专同学）合作，筹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毛泽东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他担任会计干事，驻会接洽一切，组织湖南青年赴俄留学；并且在湖南《大公报》上著文鼓吹，以为俄国人是“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文章还表示欢迎苏俄政府发表的对华友好声明。在新民学会的会员中，毛泽东对他极为推重，在一封信中说他“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彭璜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是湖南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可惜的是，因为想要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大受刺激，刚愎性格导致精神失常，于1921年失踪了。
何叔衡（1876—1935）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五四运动时，他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湖南人民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群众运动。驱张胜利后，他任长沙船山学社社长、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办《湖南通俗报》。1922年至1927年，一直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湖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湖南国民党筹建人之一。他是湖南宁乡人，自幼随父亲在家，一边读旧学，一边过着挑水劈柴的劳动生活。27岁考取秀才，他家中还保存一篇他1894年写的八股文章，18岁的青年已指斥清王朝之暴政虐民。文章的题目是《旱》，一开篇就写道：“夫旱，固亦伤仁爱者也，乃今日之虐民者竞如此，不可即旱以罕譬之乎。且今日之天下，一酷烈之天下也。其万姓之如炎如焚者，岂不甚于旱魃之为虐哉！顾无形之旱，民嗟荼毒，司牧者或不知草野之熏蒸，惟即有形之旱以显形之，则蕴隆致虫虫之概，山川有涤涤之容，当必知此不为福矣。嗟嗟！何辜今之人，而竟罹此酷烈之祸而不遏也。”
何叔衡在家乡读私塾时，就同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为“总角之交”。后来他们四人又一同在云山小学教书，被称为“云山四友”。为了树立新学风，他们办学生会，提倡作应用文、学习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因而遭到守旧分子的反对，发生宁乡地方的新旧学派之争。旧派勾结地方豪劣，攻击他们“大逆不道”。何叔衡坚决反对封建礼教，尤反对重男轻女。他只有两个女儿，反对“无后为大”的孔孟之道。女儿取名实嗣，以示何家继承者。反对妇女缠足、穿耳，还替女儿剪辫子，培养女儿参加革命活动。1913年，他考入第四师范，随后转入第一师范讲习科，半年后毕业，1915年在长沙有名的楚怡小学教书。他教学生时，如学生不听话，自己反而伤心得流泪。组织新民学会时，何是会员中最年长的。他待人赤诚而热心，做事最肯出力，也最能刻苦。他当时就向谢觉哉介绍，毛润之是个怎样了不起的人物。并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道着了。”谢觉哉在回忆文中说：“叔衡同志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虚怀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深刻和意志坚定，是超人一等的。”毛泽东当时常说：“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他感动，叔衡同志确是如此。他的感情是统制在高度的正义感下面的。”
毛泽东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时期，何叔衡是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当时在同志们中间都称道：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何叔衡充分利用了他的社会职业和社会地位，在湖南传播新文化和建党方面，建树甚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被派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他家中还保留着他从苏联写回的几封家信。这些信充满着无限的英雄气概。他告诫家人：“不向人乞怜”；“做于人生有益的事”；“活的要真活，不要活着反不如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