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3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利；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徽州在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大量来自中原的“衣冠”之家迁徽，都希望在徽州繁衍发展、举族兴旺，所以仍然保持了原有的宗族体。徽商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明清之际中国商业舞台上的第一大商帮，就是依靠宗族的力量。因此徽州的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在一个宗族中总会有一些子弟率先服贾，这些先行者经商成功以后往往会资助提携贫苦族人，让他们也投身经商以谋生计。
徽商中有个吴姓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由于徽州这种维系宗族血缘联系的方式行之有效，因此“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其对徽商内聚力的强化和商帮网络的固化作用，不仅显著，而且持久。
在徽商诸多成功的要素中，团结互助，善于形成团体力量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对于属于同一个宗族的徽商来说，他们多采取“帮”的策略，互相支持。如歙商吴德明“平生其于亲族之贫者，因事推任，使各得业”；徽商孙文郁“举宗贾吴兴”。
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徽商的宗法思想已经溶化在血液里，渗透到灵魂深处。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徽州人外出经商，时常是同族或同地的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彼此有个照应。哪里有徽州人做官，就可能会有徽州商人；哪里有一户徽商业成，就会有一批徽商聚集。近代徽州人胡适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曾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徽商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和商埠不但能站稳脚跟，还能蓬勃发展，形成气候。就源于他们这种协同一心的性格。
正是由于徽商的团队精神，才使得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在过去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无论行商还是坐贾都以个体形态出观。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都很容易商海沉船。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
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正是这种传统的组合方式，把大量的徽州人引入了经商之途，也是这种组合方式，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发生了重要作用，使徽商在血缘和地域关系的基础上构筑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从而使徽商在经营和竞争中独领风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