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赋予韧性似大海般深度的粤商5

第五章5在商言商，对政治的淡漠与对利益的热衷

广东人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认定政治太空、太虚、太不可捉摸、太枯燥无味，与其与人钩心斗角搞政治，不如一门心思赚钱来得实在、踏实。在广东就曾流传这样一个笑话：某学生在校不好好学习，其母就吓唬说：“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去当官去。”可见，当官在广东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

广东人对政治的淡泊由来已久。宋代周去非对这种文化心态有过精确的评述。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广东人“去朝廷远，人绝荣望，唯知利之为权利耳。”也就是说，岭南人重利而轻仕。

岭南人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商业贸易发达，求利易。商业活动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这价值取向必然疏远政治，在日常生活中淡化意识形态。商业活动讲求等价交换、平等竞争和私有权的保护，所以，商业精神必然与封建的等级专制相对抗。在儒家文化看来，“士农工商”这一等级序列具有天生的合理性，但在传统的岭南社会，由于工商活动的普遍性和渗透力，使得“商与官近，至以官商并称”。

二是因为岭南离京师太远，求仕难。自汉至明，从岭南起家得以称帝的，仅有南陈陈霸先、南汉刘美，且只号令一隅；从岭南人参朝政稍知名的，也只有张九龄(唐)、余靖(宋)、海瑞(明)等数人。在古代交通通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京师政治变化消息传至岭南已如隔世；岭南士人知名京师也极不容易。这使岭南百姓与封建王权有一种疏离感。加之岭南常常被王权鄙弃为政治流放地，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疏离感。吏民绝名望，自然要转向牟利；士人淡仕途，只好追求自得。惠能、陈白沙哲学均主静，此即淡化外在功业而唯求内在心境。降及近代，由于岭南走在我国资本主义发展前列，又由于交通的发达与信息传播的灵便，岭南得以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岭南土人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对国家民族的兴衰表现出了巨大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这固然是岭南的骄傲。但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里，从人们不规范(非理性)的、充满情欲的、追求个人自适与写意的俗世生活中，我们又仍可以看到古今岭南在文化风貌上的承传性。至于如海外许多华人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做得很成功，读书做学问的做得很出色，但对政治与仕途却敬而远之，这种风尚兴许也是岭南遗风吧!

政治是什么东西?按广东人理解，政治即意味着“大而空”，意味着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结果。所以，政治对务实重利的广东人来说，既显得那么遥远，又那么无用。他们起早摸黑，忙忙碌碌，无非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政治。政治只是大人物的事，乘着年轻，乘着开放的机会多捞些钱，那才是正经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老先生这句话，广东人最为认同，理解和行动得也最为彻底。

眼下在广东，企业考核员工，对政治关心与否已不再重要，干活的效率、数量、质量才是最重要的。上至老板、经理，下至“打工族”，人人心里都明白，在广东，政治当不了饭吃，只有企业发展了，自己的饭碗才能有足够的粥。对员工的报酬，也主要以物质刺激为主，广东人也只认物质报酬。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富了，但富裕的广东人仍未对政治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这一点与近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截然不同，北京商人热衷于谈论政事，大多有“红顶”情结，广东商人却只有挣钱“情结”。在明清涌现的十大商帮中，粤帮商人与徽商也不同，粤商多为纯粹的民间商人，与政治少有联系，也没出过大的官商，但徽商是亦官亦商，官商一体。他们或是官商，或与官商不分。

就商人而言，过分关心、迷恋政治，势必导致对市场的木讷和迟钝。广东人问什么不能干，除了不能干的全去干；北京人问什么能干，能干的还要看一看。看什么？看政治动向和政治气候，看是否符合上面的政治意图。这种“政治意识”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广东人的金钱观念很强，生活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赚钱。由于目的单一，方向一致，使广东人在行动中少了一些盲目与动摇，多了些动力与恒心。他们是谁的钱都敢赚，外国的、中国的，外省的、本地的，山上的、水里的，总之，只要有钱赚，什么事都可以干。

广东人这种商业意识和经商能力，是长期受岭南商业文化的熏陶形成的。在广东，你很难辨别出谁是商人，谁不是商人。广东人言必称商，言必称利，人人皆商，全民皆商。